韩国辅导班为何屡禁不绝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遏止不断下降的生育率，让人们多生孩子成了韩国举国上下最为关注的事情。然而事与愿违，韩国人的生育意愿仍连年下降，2020年，韩国的综合生育率已经降至0.84,几乎为全球倒数第一。

　　造成韩国国民生育意愿低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积重难返的痼疾——私教育费昂贵且逐年上涨，乃至韩国人生不起孩子。

　　在韩国，私教育一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公共教育（国家义务教育）以外的补充教育。比如我们常说的各种“课外辅导”和一些艺术体育类的才艺教育等。从事私教育的机构一般是课外辅导班，在韩国称之为“学院”，学院的老师一律称之为讲师。

　　私教育发达在韩国由来已久。2003年，韩国家庭用于为子女支出的私教育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为2.73%，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最高。比美国（1.63%）、澳大利亚（1.36%）、日本（1.14%）都高，而OECD的平均值只有0.64%。

　　据报载，2019年有74.8%的韩国中小学生参加了课外辅导班，每个学生的私教育支出月均32.1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875元）。2020年,韩国家庭每月平均用在子女课外辅导上的支出大约占月支出的36％。

　　私教育在韩国盛行的理由多多。韩国的家长们不能容忍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差，即使再困难，也要让孩子们参加私教。韩国家长认为即使付出很多学费，为子女的教育和未来送他们到补习班学习是必不可少的，这份投资也是值得的,因为不能让自己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嘛。在韩国，教育是社会地位的获取、阶层流动以及好就业的通行证。教育就是家长将子女变成“老板”、高管而不是“工人”，让子女在世上过上体面生活的战场。换言之，教育就是政治。

　　然而高昂的私教育费导致很多家庭不堪重负。家境好的学生能够上得起补习班，成绩也往往优于家境贫寒的学生，这又导致了教育的不均等引起的阶层分化现象。因此历届韩国政府都将降低私教育费，减少由于教育机会不均等导致的社会分化作为重要的国策。早在1974年，韩国就推行了教育平均化政策，口号是“公共教育正常化，减少私教育费”。其初衷是要“教育让大多数人满意”。此后的历届政府都推出了五花八门的相应招数。

　　卢武铉政府时期限定补习学院学费上限，规定补习班每天开办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但很快学院就从地上转入地下，由机构组织的班为单位补习变成一对一的家庭补习。

　　李明博政府由优秀高中教师在国立教育电视台（EBS）开办高考免费讲座，讲座内容与高考出题的契合度非常高。但免费线上授课不能解决一些辅导班才能够提供的更有针对性效果更好的高端课程。考生们上了网课外，往往还要报辅导班的课程。

　　地方政府也接受了辅导班。今年新上任的首尔市长吴世勋坦率表示，“既然不能遏制课外补习教育的发展，就应该让所有人共同享受优质辅导班的好处”。他推出了一个“首尔学习(Seoul Learn)”工程。位处首尔富人区的江南学院，其辅导班质量最高。市长主张由市政府财政出钱，购买江南学院知名讲师的课程，免费提供给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学习，以缩小江南以外和江南地区的教育差距。

　　尽管历届政府降低私教育费的意志坚定，打压各种学院补课行为的措施及力度不可谓不大，韩国的私教育费仍在上涨，辅导班数量有增无减。韩国媒体称，只要存在进入名牌大学的竞争，这些现象就不可能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