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投资，拜登政府再现对华遏制

　　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限制美国对华投资的行政令，禁止美国对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这三个领域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投资。根据行政令的内容，这一讨论至少还要持续1年时间，一年之后的2024年8月，如果那时拜登政府还能够从进入白热化状态的总统选举中抽身，这一行政令才有可能真正实施。

　　在实施的第一阶段，主要的政策工具是“告知”，即对华投资需要告知美国政府，并进行相应的审核，如果属于行政令要限制的范围，则投资会受到限制；需要注意的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此前在不同场合，分别多次表达了同样的意涵，即这个投资限制的清单将是“清晰”“有限的”，以及“比较小的”。从最终的实际效果看，现在能够预测有较大概率一定受到影响的，应该是上述三大领域中的初创型企业，其获得美国天使投资以及到美国股市上市筹资的渠道，预计将变得近似不可能。

　　从整体上来看，这一限制投资的举措是拜登政府坚持在高技术领域对中国实施所谓“小院高墙”战略的具体落地措施之一；从具体效果来说，这次影响的，是所谓“两用技术”，具有显著的灰色特征。

　　从中美战略博弈的角度来说，限制投资行政令的出台，更多折射的是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困境：一方面，美国政府频繁派遣要员，从国务卿到商务部长，通过主动对华访问，希望与中国在战略互信、宏观金融、气候变化、核安全等领域取得实质性合作，不但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而且为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谋求外交加分；另一方面，美国在口头表达与中国和缓关系愿望的同时，不仅不采取行动将“不谋求限制中国发展”的承诺落到实处，还不断采取新的行动，包括制裁更多中国企业，限制对中国投资等，持续用行动向中国、向世界，传达完全相反的信号，显示美国不介意公然在口头表达合作愿望的同时，用行动持续损害中国的发展权等实质性的国家利益，并试图说服中国接受美国的诡辩，与美方开展务实合作。

　　其中展示的华盛顿的困境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美国迄今为止对华战略的调整，客观评价就是总体无效，甚至主要起到刺激中国替代能力发展的反作用；另一方面，当前的华盛顿决策圈内，既没有尼克松的政治勇气，也没有基辛格的战略智慧，只有埋头于尺寸方圆的政治精算。所以，人们看到的，是不断撞南墙，毫无回头意。这其实不仅是一种困境，更是曾经的超级大国美国在战略上“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美国政府的这种行径，不仅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而且也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在中美关系中获得显著收益的美国的各种力量，包括资本市场，正日趋接近可以忍受的底线。此前，惠誉国际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地降低美国国债信用评级，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这次降级发生在美国贝莱德以及MSCI接到美国国会反华议员国会传票的24小时内，显示这种拙劣的反华游戏，正接近实质性触碰资本核心利益的边界，问题已经不是中国能不能接受，而是资本，尤其是美国的资本，都已经快忍受不了这种为了国内政治收益毫无理性可言的胡作非为。

　　很显然，中国需要做的，除了坚持自身的发展之外，对于美国的倒行逆施，都应该以更加清晰、明了、直接的方式，做出正面的回应，让华盛顿错误的决策产生应有的成本和负面效应，从而推动美国早日进行相应的政策乃至战略的矫正。这不仅是对中美关系负责，而且也是对世界负责的重要体现。撰稿 沈　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