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美国霸权

　　伊朗与以色列从4月1日到4月19日，进行了一轮紧张的博弈：先是以色列袭击了叙利亚的伊朗大使馆馆区，随后是伊朗从本土对以色列境内的三个军事目标进行有限度的回击，最后则是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象征性反击。这一连串互动，是加沙危机外溢的产物，背后折射的是尴尬的美国霸权：一方面，要维持住美国主导下建立的地区秩序；另一方面，以色列不听话，伊朗威慑不住，地区局势好转不了。

　　整个中东地区的秩序安排，包括国家之间的关系，从其发展的历史源流来说，就是西方世界在全球扩张的产物；中东地区的教派问题、族群冲突、边界纠纷，乃至国家间的政治关系莫不如是。英国治下时期制造了中东问题；美国接盘持续为中东地区注入更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加剧矛盾，以此维持自身持续介入中东地区的借口和理由。同时，相比巅峰时期而言，经济增长乏力，持续陷入“债务驱动型”增长的美国，受到冷战后高速发展30年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影响，已经不再具备冷战时期在全球同时支撑两场半战争的真实实力，拜登政府已无当初尼克松总统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后“把所有能飞的飞机都给我派到中东去”的底气和豪迈。

　　更加微妙的是，长期处于美国偏袒下的以色列，已经在巴以问题上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地区巨婴”倾向：从2023年10月7日发展至今的地区危机，核心驱动其实是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精算”，即用地区危机来延续其本人的政治生命，避免被国内反对派送上法庭审判；在整个加沙行动期间，以色列的军事力量能够屠戮加沙民众， 却不能用军事手段在战场上击败哈马斯；对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袭击的评估，具有“独走”特征，事前决策轻率认定伊朗不会回击，更多的算计则是刺激伊朗，并将美国拉入危机，以此为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的政治生命保驾护航；当伊朗明确做出回应之后，以色列的实力短板再度暴露，在没有美国支援的情况下，以色列只能对伊朗发动象征性反击，以至于以色列政府自身都迟迟不愿意用公开的方式，宣布实施了对伊朗的有效反击。

　　美国拜登政府处置伊以冲突，以及加沙危机的行动，折射出清晰的“裱糊匠”特征：胡塞武装对红海的封锁与袭击，就让美国海军束手无策；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乃至直接与以色列合作的美国军方成员，均出现大量不满声音，甚至出现了布伦谢尔的自焚抗议事件以及美国国务院职员的公开辞职事件，显示拜登政府无法凝聚国内支持以色列以及美国中东政策的共识；同时，同情以色列的犹太团体在全美范围内对支持巴勒斯坦的个体进行追杀，从而让拜登政府面临输掉2024年总统选举的风险，在全球持续高速耗散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望。在联合国安理会多次一票否决停火建议，一票否决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的场景，对全球舆论产生巨大冲击。

　　伊以冲突，会以一种让美国与以色列尴尬的方式走向阶段性的缓解，但加沙危机并没有结束。以色列在加沙地区执行的大屠杀，死难者已经超过34000人，并且还在持续增加，考虑到后续以色列可能继续对拉法难民营进行攻击，继续对人道主义物资进入加沙进行干扰，继续在加沙制造饥饿等，国际社会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找到破局的方法，尽快结束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也再次向世界证明，美国的霸权，以及这种霸权在地区建立的所谓秩序，才是对安全、和平与发展最主要的威胁来源。 撰稿 沈　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