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茂能拯救日本“中产危机”吗？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傅高义以《日本第一》一书轰动美国。在书中，作者分析了日本“均质中产阶级社会”，认为正是这种中产阶级社会构成了日本社会稳定及经济成功的基础。

　　以往，日本中产的象征包括成为公司正式员工、拥有稳定收入、有车有房、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并能够享受旅行和外出就餐的生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大多数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流阶层”。日本舆论一度称日本是“一亿总中流”社会，即全民中产。然而，今天的日本正在高物价、低工资的困境中挣扎。的确，日本人均GDP不仅在G7中垫底，即使在OECD加盟国中，日本人均GDP也仅排第22位（2022年）。对此，不少日本精英痛心疾首，悲愤地指出日本正在沦为低收入国家。当年傅高义所描述的“均质中产阶级社会”正在逐渐消失。

　　如今，日本普通家庭日益感到生活拮据。根据2023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概要”，2022年全家庭平均收入为524.9万日元。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30多年里，这个数字几乎未变。疫情过后，日本消费品价格持续攀升，但大多数企业的薪资并未相应调整。上述调查显示，59.6%的日本家庭感到生活“困难”。

　　谁粉碎了“日本梦”？这些年来，日本社会非正式雇佣现象激增，派遣工、合同工等非正式雇佣比例居高不下。据日本总务省的调查显示，1984年，日本非正式雇佣比例仅为15%；到了90年代后期，这一比例增至20%；本世纪00年代后期达到30%；10年代后期更攀升至37%。最近十余年，这一比例几乎未有显著变化，反映了日本社会的严峻现实。将近四成的就业人口没有正式岗位，他们的收入缺乏稳定，福利待遇较差。这种状况直接削弱了社会的稳定性，也表明现代日本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被侵蚀。此外，即使是正式员工，其实际收入增长也长期停滞，难以应对生活成本的上升。一些中产家庭无法负担优质教育，这导致下一代难以延续中产地位。

　　全球化和数字化进程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的外包与自动化削减了大量中层职位。中小企业难以与海外低成本竞争者抗衡，导致许多企业的中产阶级员工被裁员或降薪。一些高技能劳动者获得了高收入，但更多的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却不断下降，这部分人被迫退出中产阶级。

　　日本中产阶级普遍存在心理焦虑，这也凸显了中产阶级的危机。当下日本社会对经济前景和养老保障缺乏信心，导致中产阶级家庭变得更加保守，减少消费，从而进一步抑制经济发展。老龄化社会带来的社会保障费用增加，使中产阶级面临沉重的税收负担。医疗保险支出的不断增长进一步压缩了中产阶级的生活空间。随着收入差距扩大和生活成本上升，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甚至处于经济危机的边缘。

　　尽管上届政府提出了“中间阶层复兴”目标，但实际政策效果有限。例如，高等教育费用减免等措施虽然对部分群体有所帮助，但其规模不足以逆转整体趋势。此外，经济增长政策未能有效惠及中产阶级，导致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集中于富裕阶层，而非普通劳动者。

　　回顾2024年日本政治，最大的变化莫过于自民党的挫败。今年10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自公两党执政联盟15年来首次跌破半数。其失败原因虽然包括政治腐败等问题，但最关键的是经济政策令中产阶级深感失望。石破茂在众院选举前曾提出要对“超富裕层”增税，并加强对金融资产收益征税，以纠正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石破茂就是那个要替日本找回中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家吗？撰稿 刘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