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的父亲

徐承文（上海，职员）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徐开堃的形象是完美的。他1米79的个头，总穿一件中长的人字呢大衣，风度翩翩的模样。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的父亲风华正茂。当时新生的国家，缺医少药。老百姓患了病，常常因无药可治而无力回天。整日埋头新药研发的他，为此心里非常着急。他放弃休息日，没有了上下班时间，不懈努力，终于在1952年发现了异淤肼对结核病的疗效。异淤肼的合成研究论文发表在了《医药学报》第五期，随后又发表在苏联医药工业杂志。1979年，父亲撰写的《有机合成药物技术路线的选择和设计》又发表在《医药工业》第十一期。作为知识分子，父亲从1954年到1957年连年被评为上海市劳模，甚至之后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最令父亲欣慰的，还不是这些荣誉，而是新生的共和国的药厂，生产出的新药，救治了旧社会时无法救治的病人。

　　爸爸有空喜欢给我们讲以前的事情。他曾指着一张二人合影说：“这是赵国衡伯伯，我最好的大学校友，因患肺结核买不起昂贵的特效药雷米风，年纪轻轻就去世了。”赵国衡去世前，父亲去看他，他对父亲说：“开堃，你是我班里的高材生，我希望你能在这个领域有突破，你要造出中国的肺结核的药。”

　　记得自己刚记事的一个冬夜，后半夜我从睡梦中醒来，只听过道里传来大人们喧哗的声音。母亲说：“电话打通了，单位同事说下午开堃被人从单位接走了。”我从门缝里看到祖父母、伯伯、叔叔们都在现场。那时候，我们整个大家庭住在武夷路321弄1号一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里，哪个小家庭有什么事发生，每每会让一大家子人都出来关心一下。

　　第二天，父亲回家了。我们这才知道，头天下午，市里领导来厂里把父亲接走了，说是去市里开会。一直等到吃了晚饭，才有人过来说，有中央领导要来见见大家。吃完晚饭后，又有车接送去当时的中苏友好大厦，也就是现在的展览中心。到了晚上七八点钟光景，只见当时的公安局长许建国带人进到房间里来，我父亲这才感觉到那天很不寻常。到了晚上九点，只见大厅一片亮堂，陈毅市长陪同毛主席走了进来。大家一起起立，毛主席向大家主动挥手。主席是来看京剧的，特邀请了上海各界人士陪同一起看。中间休息的时候，主席又出去了一次。所以父亲说，看到主席从身边走过了四次，看得非常清楚。

　　第二次见到毛主席，是父亲去北京参加全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他回来后，家里客厅多了一张特别长的有镜框的照片。我常站在凳子上去一遍遍地数：我的爸爸坐在前排距离毛主席只隔了七个人！

　　因为在苏联专业杂志发表了论文，父亲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要经常接待苏联专家。组织上让我家搬到了茂名公寓。茂名公寓位于如今的锦江饭店内，当时来说，这种家里有热水汀，可以在家里洗热水澡的公寓，在上海算很高级的了。茂名公寓住了不少外国人。我记得自家楼上住的就是一位欧洲国家的外交官。夏天一到，有些外国人会袒胸露肚的在楼下乘凉。看花园的是个印度人。那个时候，我家经常宾客盈门。

　　到了1958年，因为茂名公寓要改做外宾接待所，组织上就想给我们安置到淮海大楼，规格还是蛮高的。由于当时房租都是国家补贴的，父亲为了不让国家负担太重，自愿降低规格找了永业大楼。我们家从1958年后，就搬去了永业大楼。

　　追忆我父亲，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真感到后来人应该去做更多的事，让未来更美好，才能告慰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