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寻亲记

　　我5岁离开上海，29岁时重返，其时仅凭先母口述和儿时记忆，在警察帮助下，通过当年邻居，最终寻到失联24年的一兄两姐，至今想来尤感幸运。

　　1953年春，我出生在上海闸北七浦路，5年后刚添小弟不久，父亲却突然去世。其时异母长兄尚在校读书；大姐初作人妇，照顾小妹已感困难，实无抚养继母幼弟能力；母亲无工作，母子3人顿陷困境。

　　此时疏散城市人口，母亲一手牵我、一手抱小弟，回到浙江绍兴农村投靠亲友。邻居杨阿姨送我们到老北站上火车。

　　母亲靠放牛养活我们，不久，14个月的小弟饥病交加夭折。母亲致信上海儿女，告知消息，企盼救济。半年多未得复信，母亲无奈携我改嫁至宁波农村。母子寄人篱下艰难度日，我读完初小即辍学当牧童，未满17岁赴浙北参加夺煤大会战，总算自食其力。

　　惜哉母亲积劳成疾，刚过花甲就因病谢世，生前常念叨曾居上海七浦路某弄某号，送我们上火车的老邻居杨阿姨。母亲逝后，我倍感孤寂，完成母亲遗愿，到上海寻访兄姐从此系我心头。尤其结婚成家后，我思亲之心更切，只是上海虽不远，但要在茫茫大上海，仅凭零碎信息寻找亲人，犹如大海捞针。

　　1981年冬，我到嘉兴职工学校参加脱产培训，其地紧邻上海，某天我抽空赴沪游玩。这是我离开上海24年后重返，离开之日尚在孩提，重返之年已届而立。我逛了豫园、大世界、南京路一百，徜徉在熟悉又陌生的街道间，不知不觉循外滩过外白渡桥，从河南路拟往火车站，打算回嘉兴。

　　此时暮色苍茫、华灯初上，突然，一块路牌映入眼帘，“七浦路”三字令我浑身如遭电击：这不就是我无数次梦中徘徊的地方吗？那某弄某号的故园还在吗？好心的杨阿姨和失联多年的兄姐们还好吗？

　　我热切地循七浦路前行，几分钟后停留在某弄口。虽已时隔多年，但我依稀记得弄堂口有个小庙，此时门上挂着居委会的牌子，敲门却没人应答。这一带原属棚户区，20多年变化很大，就算是大白天到此，寻找也非常困难，更何况此时弄堂内路灯昏暗，住户大多已紧闭门窗。我敲了几家屋门询问，皆说不知杨阿姨其人。

　　思亲多年，今日有幸至此，我实在不甘心放弃，情急之下，我跑到附近警务室，求助民警。值班警察姓魏，虽非户籍警，但在此工作多年，对附近居民都很熟悉。听我结结巴巴说明来意，深表同情。他说附近有一位杨阿姨，名字有一字不符，也许是我想找的人。他陪我来到她家，杨阿姨已经睡下了，听民警敲门，赶紧开门。原来这排平房错杂于弄堂深处，如无人引领，就算是白天我也很难找到。

　　杨阿姨听我自报家门后，说我依稀还有几分儿时模样。她激动地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知我母亲已去世，杨阿姨眼角湿润、满脸悲悯。原来我母亲把杨阿姨名字错记了一个近音字，才造成大家都说不认识。

　　杨阿姨兴奋地告诉我：“你大姐还在上海，大哥现在杭州工作……”

　　一周后我再度来到杨阿姨家，把一封写给兄姐的长信恳求杨阿姨设法转交，杨阿姨满口答应。我在信中写下了曾经的孤寂无助、如今渴望亲情和寻找血浓于水亲人的心愿……

　　1982年元宵节前夕，我收到杭州大哥来信，他约我去杭州见他。我手持4岁时拍摄的“全家福”照片赶到杭州，与大哥重叙手足之情。

　　1982年3月，吾儿呱呱坠地，上海大姐、宜兴二姐在杭州大哥陪同下，一起来到地处莫干山麓的我家，我终于有幸寻回了失去25年的手足亲情，大家均喜极而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