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

在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20周年的2012年，中国改革发展的整体格局，似乎和1992年邓小平前往南方前的局势很像：改革陷入困境，中国未来发展面临新的十字路口。如果说1992年小平南方讲话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大的思想解放，通过这场思想解放，使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航船驶向一个新的航道，那么，当下的中国确实需要第三次思想解放。

　　南方谈话在整个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功绩是巨大的。1989政治风波后，当时中国出现了两种耐人寻味的现象：一是改革开放进入低谷，二是左的思潮盛行。从前者看，过去30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长9.7%，但1989年后，经济增速大幅回落，甚至出现负增长。从后者看，有人公开主张中国不能只坚持经济建设这一个中心，至少还要坚持反和平演变这另一个中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作为一位88岁的老人，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于1992年初到南方转了一圈，一边走，一边看，走了一路，说了一路，形成著名的南方谈话，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步入新的历程。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内容丰富，涉猎广泛。但作为一场思想解放，笔者以为构成这场思想解放的完整形态，大概主要有四句话：一是基本路线动摇不得，一百年不动摇。二是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这句话彻底打破了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彻底打开了中国人的思维空间；三是不改革就死路一条。四是中国要防右，但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左。

　　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中国改革开放能够走到今天，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离开南方谈话的指引，是不可想象的。

　　笔者之所以认为目前中国改革面临的局势与1992年很相似，一方面在于改革陷入困局，进入胶着期，中国未来的发展似乎必须做出一个新的选择；另一方面在于左的思潮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因此，笔者认为邓小平当前要防右，但主要威胁是左的判断并没有过时，甚至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这就是说，接下来中国究竟朝什么方向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会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中间并不排除倒退的可能。

　　就当下中国面临困局来说，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裹足不前。二是社会普遍担心的国进民退的问题，有继续发酵的趋势。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趋势有加速的倾向。三是垄断行业改革迟迟难以起步，垄断掣肘了民营企业和社会发展的空间。四是政府、政治改革举步维艰，与社会公众的要求相距甚远，正在考验着社会公众的忍耐度。

　　造成改革困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按照笔者的理解，目前中国至少已经形成了三大利益集团：以腐败官员为代表的官僚利益集团；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集团，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集团。如果不能破除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中国的改革无望。

　　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未来的中国要防止倒退、使改革开放的航船继续向前，就要沿着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思路，发动一场新的思想解放。其中包括认真检讨一下，在新形势下，邓小平当年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主张，有哪些我们还没有落实、兑现，哪些还需要我们继续创新、发展。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通过新的思想解放，大胆地推进包括在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事业，破解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中国才有可能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之上重构改革的共识，这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能够走出困境的唯一选择。（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