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轻港人的焦虑症？

因香港双非婴儿话题而延烧开来的“蝗虫与狗之争”，让两地网友在互联网上唇枪舌剑达半月之久，为回归十五年来仅见。但在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的引导与调和之下，事件已渐趋平息。中联办对北大教授孔庆东的言论“深感遗憾”，香港的学者也指出，香港法律允许“双非”婴儿的存在，政府一方面试图藉此拉升香港出生率，另一方面试图藉此促进香港经济。大多数“双非”婴儿的出生都是合法的，甚至得到了香港政府的鼓励。至于由此引起的医疗和教育资源紧张，则和政府没能预见“双非”婴儿急剧增加并及早做出应对规划有关，把责任全部推到内地产妇身上，很不公平。

极端的情绪正在退潮。在港英时期的近150年里，香港人心目的祖国是中国。即便是面临一个积贫积弱的祖国，仍然无法割舍这种同文同种的情怀以及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这是无法否认和回避的事实。去年年底，香港大学民意调查计划的统计显示，现时香港人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有所下滑。民意调查，数据有起伏，本是平常事情。作为地方政府施政的辅助手段，民调的本意是让政府检讨施政，由此生出种种风波，借用香港媒体的观点，反映出香港患上了焦虑症。

从1841年到1997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内，香港由南海边的一个不毛之地，变成一个世界瞩目的国际化大都市，堪称为东方奇迹。香港的法律体系从1843年的《英皇制诰》开始建立，并逐渐仿照英国，逐渐建立了一个普通法（判例法）法系，极大程度上保障了公民个体的自由与权利。普通法系信奉三权分立原则，重视个人自由与财产。这就为香港成为法治社会奠定了框架和基石。香港极大程度上保存了中国的文化、宗教、生活习俗，社会治理注重借助华人社会的组织及身份次序。这种治理方式很大程度上吻合了华人的心理，抵消了殖民统治中的不服从。1949年后，许多学者、文化人南下香港，延续文明火种，如钱穆创立新亚书院，后来成为中文大学的主体之一，新儒家如牟宗三、唐君毅等人任教于此，为中华文化留存赓续。正是这多种历史机缘巧合，使得香港形成了特有的经济自由、政治包容和文化多元的传统。香港回归之后，根据基本法规定，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也正是为了保存这一传统。

自由行之后，两地民众的交流日渐频繁，尤其是基本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港出生之中国公民可拥有香港居住权，经过“庄丰源案”的司法解释，使得内地人在港出生的婴孩具备香港户籍，这让本就紧张的香港医院资源更显得捉襟见肘，许多香港孕妇多次到港府示威游行，表达抗议。而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如内地游客在香港的不文明行为，也导致一些香港市民认为香港的文化传统和特色受到侵蚀，两相结合，遂有近日的口水之争。

在有着自由和法治传统的香港社会里，对那些与个体权利相关的立法事务——如医疗和教育资源的分配——极其敏感，因此，香港市民极力维护个人权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民意调查、游行示威更都是法治社会表达民意的常规手段。对法治社会运行逻辑的不理解乃至曲解，都容易造成对形势的错误判断，而这种错误或扭曲的判断传递到香港市民中，又会引起他们强烈的焦虑，并采取各种方式来保护自己传统生活方式和核心价值。

自由行每年让数以百万计的内地游客进入香港旅行，给人们开阔眼界的机会，也给香港带来了无限商机。只要抱有平等开放的心态和宽广的胸襟，能够设身处地从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并主动了解和尊重对方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人员交流就是促进交流、沟通和相互理解的最好的手段。而只要自由和法治这两个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得到维护，港人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终会大大减轻。（作者为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