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系统改革才能救温州

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称“方案”），开展金融综合改革，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

　　近年来，温州的民间金融成长迅速，但宏观金融体系及监管政策却未能很好地适应这一变化。自2011年起，温州部分知名企业及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和企业主出走现象，对经济和社会稳定形成很大的冲击。国务院出台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点，正是对这一危机的回应。分析方案条款，温州试点的主要思路是在现有的金融制度的框架上，为温州有针对性地拓宽投资与融资的渠道。如发展新型金融组织、专业资产管理机构，鼓励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针对各类企业创新发展债券、保险及面向小微和三农企业的金融产品，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等。方案更为温州的民间资金提供了富有吸引力的出路——个人境外直接投资。

　　但这些政策也是近年金融改革的方向，无甚创新之处。例如，2009年银监会开始力推的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各部委近些年着力解决的中小企业信贷难等。即使堪称亮点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也不是什么新事。在香港特区政府的积极游说下，2007年中央就考虑过开展境内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证券市场，投资目的地为香港证券市场，天津滨海新区成为试点。

　　事后来看，这些政策成效甚微，按这种思路应对温州试点，恐怕很难有什么收获。而真正可以解决温州危机的政策，在方案中却鲜有提及。首先是金融业基础性和关键性的市场准入，正是因为严格的金融市场准入和国有垄断，使得民营经济的发展很难获得正规金融体系的支持。市场准入不放开，温州的试点即使能成功，也是正规金融体系对温州的“恩赐”，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这揭示出一个普遍问题，即试点先行策略在今天是否依然适用？长期以来，中国自得于渐进式改革，从试点到局部、最后再拓展到全局的策略大量的应用于经济金融体制改革。但试点策略要奏效是有前提条件，往往假设市场是分割（或割据）的，市场之间不连通。在这种市场结构中，一个试点的改革，不会影响到全局，实施过程也不会受到其他区域的冲击。

　　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展开，市场深度和广度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尤其在金融领域，在监管层面，温州的资本和全国的资本很难区分。此时温州的资本就是全国的资本，如果真的给予温州以优惠政策为核心的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会使温州成为价值上的洼地，会使得资本进一步向温州流动，反而会弄巧成拙。

　　更要追问的是，选择试点的依据是什么？温州金融的现状与现有正规金融体系是有冲突的，一个犯了错的孩子，却得到了试点的政策优惠，这让遵守监管政策的好孩子情何以堪？

　　笔者认为，中央应该打破试点先行的改革策略，转为制定统一的规则，并给予改革者自主发挥的空间，通过竞争结果调整规则。即使少数可以试点并且影响深远的领域，也应该是先定规则，再根据规则确定试点。温州此次所面临的困境并不偶然，内蒙古、江苏、福建的很多城市也有同样的危机，但国务院的方案中并没有体现试点推广后如何惠及这些区域。

　　其次，金融改革的步子应该再大一些。加强监管、防范风险固然重要，但也要先有市场才有监管。极度风险厌恶的后果有两种：第一，把市场给管死了，形成严重的金融压抑，这是双输的局面；第二，由于合规的高成本，市场主体倾向于法外或非法生存，过度的监管导致了监管不足。这些都是导致温州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以温州试点为基础，金融改革要敢于尝试深水区，在金融市场准入、利率市场化的推进等领域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