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危”在十字路口

　　欧元危机终于接近一个转折点了。对希腊日益加剧的危机，到底是伸出援手同舟共济，还是放弃救援切割赘肉，在已经结束的戴维营G8会谈上虽无结果，但是有关救援或者放弃的各种利害算计却都更为清晰明朗，一度悲观混沌的希腊危机乃至欧元危机，终于变得清爽许多。

　　其中最关键的变化，当然是社会党人奥朗德当选法国总统并代表欧洲社会党人参加G8峰会对欧元危机的讨论。围绕希腊和欧元危机的解决方案，力量格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希腊局势日益恶劣，迫使欧洲和国际社会必须立即采取断然措施。自希腊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公职人员的平均工资已经下调一半，约每月1000欧元，不到德国平均工资的一半，却要应付高于德国许多的物价水平，而且旷日持久，不仅新政府难产，连不少中产阶级和领取退休金的老人都要走上街头领取免费餐食。若再不寻求解决方案，希腊可能重演一个世纪前的大萧条情景。

　　德国社会党领袖上周联合发表批评，他们指出，在欧元危机爆发并渐次拖累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意大利的几年里，欧洲议会几乎毫无作为，欧盟委员会更沦为欧盟理事会的工具，而未能在监督各国财政预算等方面发挥实质性作用。这是对默克尔—萨科齐之“默科齐”(Merkozy)体系在主导欧元危机问题上的强势姿态的批评。因为这种强势姿态，希腊人不得不承受财政紧缩的恶果即高失业率、高通胀和福利和生活水平下降。今天的南欧，失业率而非货币问题已经成为主要问题：从2008年以来，西班牙的失业率从11.3%上升到24.3%，希腊从7.7%上升到21.5%，葡萄牙从8.5%到15.4%，爱尔兰则从6.3%到15%，欧元区的失业人口总和达到1700万，其中一些成员国的年轻人失业率更超过50%，与埃及革命前的形势非常相似。

　　因此，欧洲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促进就业和增长，而非反方向的财政紧缩。否则，欧洲可能面临着政治信任崩溃、民主垮塌的悲剧。这种前景比希腊一国或者欧元危机本身更为危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不久前为法国社会党人奥朗德的当选大唱赞歌，极言选举结果代表着法国和欧洲人民的选择、对社会的保卫、对“默科齐”财政紧缩政策的抗议。

　　希腊退出欧元的机制事实上已经启动，这更多地凸显了欧洲民主化的不足。不管欧洲其他国家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拯救希腊，或者希腊是否值得拯救，在没有做出更多努力帮助南欧国家的经济、失业和福利问题之前，轻言希腊退出，本身就是对欧洲民主建构图景的一个极大伤害，也是对欧洲社会团结的一个伤害。反之，人们要问发行欧元债券、实施严格财政监管、拯救欧元的目的和意义何在？难道不是为了维持欧洲的社会团结和民主制度？

　　欧洲亟需加速建设内部民主，包括改组欧盟委员会为有效的欧洲政府，才可能为实现有效的危机治理铺平道路。19世纪曾经存在过两个货币联盟，一个是以法国为中心包括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的拉丁货币联盟，一个是瑞典、丹麦和挪威组成的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盟，它们都因缺乏强力的中央体制而解体。之后的货币联盟，如金本位体系因为成员国无法满足货币的黄金兑换性而崩溃，到了19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因美元的黄金兑换性不足而解体，这些历史都显示，货币联盟严格依赖一体化的政治制度和财政纪律。

　　政治联系更紧密、更团结的欧洲联盟，才能同时维持欧元稳定和欧洲民主，才可能着手实施促进就业的长期计划、促进新技术和环保技术的开发，比如拟议中的新马歇尔计划，来保持和提高欧洲的竞争力和福利。

　　在普遍的悲观中，令人感到乐观的一个原因是，今天的欧洲货币体系具有前所未有的一体化制度条件。它需要做的，只是往欧洲政府和欧洲民主的方向继续前进。而希腊或者西班牙的命运，将由欧洲各国共同决定。（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