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户口与户籍改革

　　经由“房姐”事件所连带暴露出的户籍乱象还在持续发酵。陕西“房姐”龚爱爱有4个户口，她的老乡高引娥近日同样被发现“多房多户”。最新的消息是，陆丰市公安局党委委员赵海滨也被证实有双户口。此前，山西“房媳”张彦有两个户口，郑州“房妹”事件更是被挖出其全家皆是双户口。
　　户籍制度十分严格，平民改个名字都费劲，而权贵们却一人坐拥多个户口。这其实并非户籍乱象的真正根源。在当下这个“拜金”之风弥漫的转型社会，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难问题，难的只是没有钱。有媒体在神木街头采访，一市民说，“这儿有权有钱的有两个户口，很普遍！”市民都见怪不怪了，可见户籍乱象之深。
　　严厉问责户籍管理链条上的渎职者与违法者，当然是重要的。追责最容易的，就是办事的警察。但问题是，抓了这一个，还有后来人。违法办理虚假户口层出不穷，总有它的利益关联。不破除这个利益关联，就是“开着水龙头脱水”，永远也脱不干。
　　户籍本可不“乱象”。如果户籍只是一种登记制度，那么一个人手持多户口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既然户口没有了“含金量”，也就不会再有人，或至少不会有那么多人去花钱办双重户口甚至多重户口。有风险而无收益的事，谁肯做？
　　所以要终结户籍乱象，要靠深入推进户籍改革。相比之下，我更担心因为“多户”问题阻碍了户籍改革之路。市民抑或农民，陕西人抑或北京人，应当是，而且仅仅一种职业或居住地的标志。在这个标志之上，不应存在一种行政上的身份管制或迁徙壁垒。但僵化的、强制性分类的户籍管理，又强行把国人分隔在物质文化悬殊的不同“世界”里。权贵阶层其实更欢迎这种户籍隔离，因为有能力突破这种“隔离”，正是他们而绝不是普通公民。
　　制度演进中最为吊诡之处在于，房多户口多的常常拥有一些公共职位。他们会倾向于强化等级制度和特权制度，这是他们的立身之本。同时他们也很可能会选择加强对权利的管制，比如继续坚守现有的户籍制度、计生制度、劳教制度等等。改革的最大阻碍，就在于有一批既得利益阶层占据了法案修改与政策制定的重要岗位。要突破这些阻碍，恰恰要放开对权利的束缚。
　　贪官为规避监督，要多户；商人为躲避债务，要多户。这些其实都不可怕，放开监督权，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就能让多户的贪官和商人无处遁形。可怕的是，贪官多户的大门洞开，而监督贪腐的渠道却阻塞。基于网络曝料始得发现的“户多多”，其实就代表了网下贪腐发现机制的失败。多起与房产有关的多户事件，在网络哗然之前，都经历了反复的网下举报，都未能推动个案的依法查处。所以说，“户多多”与其说是户籍管理问题，还不如说是监督机制问题。
　　看病治人，对症下药。因为拿着不同的户口，便有了不同的地位，不同的福利，不同的命运。这其实也是一种“乱象”。有学者建言，户籍改革应先剥离附属于户籍之上的福利。但事实上，我们的福利总体来看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公来自“相对剥夺感”，是个分配问题。中国还远不是个“福利国家”。户籍改革的前置条件，不是要剥离附属于城市户籍之上的福利，而是要先实现社会保障的普惠化。要让农民和农民工看得起病，住得起房，上得起学，让他们也能方便地享受到文化、教育、体育、环保、消防等公共资源。要剥离的，其实是超越基本社会保障之上的特权。贪官和商人要多户，当然不是要多一重基本社会保障，而是要多一重特权庇护。
　　和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户籍制度改革同样要从尊重民权出发，依赖日益觉醒的公众来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阻碍。“把权力赶进制度的笼子里”，关键就在，谁有限制权力的意愿和热情。走出改革困境，唯此一途。
（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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