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开始了

特约撰稿/聂日明

　　2月15日，湖南两会的闭幕标志着2014年各地方的两会全部结束，汇总来看，地方两会最引人注目的议题包括下调GDP增长目标、明晰城镇化路径，推进改革。从短期影响来看，下调GDP增速堪称最直接、最吸引眼球的提法。这也意味着，即将开幕的全国两会很有可能提出相似的政策目标。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GDP就是最为核心的经济政策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三步走”，锚定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收入；1998年抵御亚洲金融危机，“保8”锚定的也是GDP增速；2008年推出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保的也是GDP增速。
　　GDP在经济活动的核心地位，使得官员升迁、政府绩效考核都围绕着GDP，收入分配差距、环保、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都被忽视，这也是近年来“唯GDP”论被群起批判的主要背景。但这并无法削弱GDP在经济以及政治、社会活动的核心地位。
　　GDP关乎就业和居民收入，尤其在中国，劳动力人口存量巨大，并且每年新增大量的劳动力（农民进城及应届毕业大学生），没有稳定增长的GDP，劳动力转型、社会稳定根本无从谈起。而GDP不增长，居民收入也不可能增加。中国连续多年的居民收入增长，可能让很多人忘记了1998年企业半死不活、工人下岗的窘境。
　　面对GDP，政府有更直接的保增长的诉求：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或高速增长。纵观过去20年的财政收入，GDP增速在8%-9%是财政收入增长的稳定状态，一般可以超过10%；而GDP增速超过10%，财政收入增速将迅速加快，而GDP增速低于8%时，财政收入增速将迅速放缓，甚至低于GDP增速。对政府来说，财政收入增长意味着公务员队伍的稳定性，保持应对意外事件的控制力，可以扩大福利支出消解社会的不满。没有财政收入增长，就没有稳定，或者稳定社会的能力。
　　要保增长，就要付出代价。月有阴睛圆缺，经济增长也有周期，经济繁荣到衰退，实际上也是淘汰劣质企业、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而政府要保增长，就要援助那些劣质企业。然而，劣质企业虽然可以继续雇用员工、维持就业率，继续制造产品、维持GDP，但这是很没效率的过程，形成了事实上的僵尸企业。它们不倒闭，就意味着优质企业无法胜出，反而会延迟经济复苏的到来。没有真正的衰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复苏。这是为什么日本保持了长达二十年的低迷的经济增长，也是中国当下的问题所在。
　　决策层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用放慢经济增速，提高效率、缓解结构失衡。但更现实的危机在于，由于长期保增长政策累积的风险，中国经济已经触及系统性风险的边缘。全社会企业负债率高启，一家企业的倒闭，可能会拖累全行业和行业的上下游。
　　企业如果破产，更会波及银行、信托、债券市场等金融部门。在刚性兑付和企业高负债率的背景下，任何一只金融产品的偿付危机都会让金融市场的信心崩溃，演化成系统性风险，以至于决策层也不敢让任何一只金融产品违约。2013年底爆发的中诚信托的“诚至金开1号”信托计划偿付危机即是一例。
　　危机到今天这个地步，已经没有什么万全的解决方案，小幅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同时防止系统性风险和社会动荡，算是稳妥之策。只是决策者需要明白，经济政策不是在实验室做物理实验，结果是无法预测的。不要过分相信政府的能力：既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期、调整了经济结构、提高了效率，又能防范系统性风险、稳定就业。
　　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很有可能拦也拦不住，远远低于预估的目标，这时政府应该怎么办？首先政府要明确，GDP增速要下调，就是要让那些僵尸企业倒闭，才能达到调结构的目标，尤其是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其次，即使经济增速下滑过快，需要政府暂时出手防范系统性风险，也需要明确底线，尤其不能拉偏架，偏袒国企。否则就会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以GDP增速放缓为代价，不仅没能调结构，反而恶化了经济效率。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