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7万亿投资效率
阅读提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很高。哪怕不增加资本与劳动力等要素，仅仅改善资本错配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可以保持可观的经济增长速度。
特约撰稿/聂日明
据媒体报道，国务院于去年底已批准总投资额逾10万亿元的七大工程包基础设施项目，其中今年将完成的投资超过7万亿元。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罗国三对此回应，“7万亿还是10万亿，是媒体自己推算的，具体投资额目前很难计算”，同时强调“这些投资并非强刺激，而是会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投资”。
“7万亿”太容易让人联想了。2008年末，为了抵御经济衰退风险，中央政府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试图挽救经济，结果中央成功了。2009年投资对GDP的贡献率高达87.6%，30年来最高，在1985年、1993年的高通胀年份，这一数值也不过80%和78%。而4万亿的后遗症也是明显的，眼下经济处入“三期叠加”，其中“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正是2008年“4万亿”的遗产。
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上任以来，屡屡强调经济转型的重任在肩，政策以简政放权、调整结构为要，甚至表态可以为经济转轨适当调低经济增长预期。如今经济增速下滑的压力越来越大，决策者或许也意识到经济增长的重要性，GDP的底线须臾不可放弃，自2014年年中，保增长的文件频出，让人看到了经济政策有调头转向的可能。
目前看来，7万亿投资还不会重复4万亿的老路。首先，这7万亿并非额外新增的投资，额度在每年例行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之内，或许2015年的增速可能会高一些，但很难超越2009年高达30%的增幅。我们还要考虑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两个重镇（房地产与制造业）都面临投资放缓的阴影，前者受困于楼市低迷，难现2009年、2013年的辉煌，后者背负着过剩产能的重压，减杠杆都来不及，哪敢新增投资？
其次，“4万亿”的核心并非政府投资，而是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速高达28%，高增速的货币供应才是30%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根源。虽然2015年的货币趋于宽松是大概率事件，但央行再怎么放水，也不太可能重现2009年的盛况。
与此相反，以《预算法》修订案通过为标志，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政府连下文件，清理整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规范融资渠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大部分业务不仅难以获得过去政府信用的担保，还要化解存量债务，逐步地置换、清理。这意味着以前地方政府借银行、债市大举融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也是发改委、财政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7万亿投资的原因。
据发改委此前披露的消息，7万亿涉及到的“七大工程包”，指的是粮食水利、交通、生态环保、健康养老服务、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工程、清洁能源、油气及矿产资源保障工程等。这些投资虽然不再局限于“铁公基”等传统基建项目，但仍然偏重于基建，针对生产性设施的投资偏少，投资回报率令人担忧。
基础设施与生产设施的投资存在最优比例，如果比例不当则会产生效率损失。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制定了一揽子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仅帮助中国免受亚洲金融危机传导效应的影响，进一步还加速了中国在接下来10年里的经济增长（平均12.8%的人均GDP增长率）。但多年的基建投资已经让中国的基建投资相对生产设施投资过剩，2009年因两者错配导致的GDP增速损失已经上升到1.05%。在这种情况下，更多基建投资的效率无疑更为低下。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很高。哪怕不增加资本与劳动力等要素，仅仅改善资本错配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可以保持可观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前提是政府不应该再直接或者主导投资，避免把资金投向无效的领域。只是现实不容乐观，虽然发改委、财政部力推混合所有制改革、公私合营（PPP），以促进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或公用事业，但如果国有股掌控关键性、基础性行业不改变，政府仍对企业投资行为有种种审批、限制，那么社会资本在投资活动中起到的只能是点缀作用，无法改进投资效率。（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版权作品，未经新民周刊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