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工厂”得与失
特约撰稿/聂日明
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了，相信安徽毛坦厂中学、河北衡水二中这类“高考工厂”会一如既往地交出满意的答卷。这两所中学是中国应试教育的典型代表，每天除了吃饭和短暂的午休，每个学生有16个小时以上在看书学习，就算是站在操场上，手中也都拿着书本在诵读，每时每刻可谓争分夺秒。他们不能用手机、不能上网，学校采用的是准军事化的管理。严酷的纪律和压力，一度造成了学生跳楼多发。
它们并不孤独。准军事化管理、应试教育导向的高中在全国广泛存在，例如辽宁省东港一中，在校生一度高达5000人。这些学校互相取经、交替强化应试模式，成为普通高中批量制造大学生（尤其是一本、二本）的经典模式。
社会各界对此现象的评价不一。以适龄学生家长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对“超级中学”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毛坦厂的生源来自全国各地，虽然学习环境严酷，但家长大多理解并支持学校的行为。毛坦厂中学、东港一中每年一度的高考送行也是当地的盛事，令无数人感动。
为何有人支持“高考工厂”？因为传统的高中教育，学生成绩的差异来自学生天分（自制力和智商）和教师的教学能力，出身普通家庭、智商与自制力平常的学生在高考中缺乏竞争力。而“超级中学”模式弥补了这一缺陷。既然高校招生以高考成绩为唯一标准，“超级中学”就将学生和教师的目标放在高考试卷上，将学习的内容标准化，以题海战术重复性训练学生的解题能力，抹平智商带来的差异。
对“超级中学”的批评也是针对这一点。一直有人将中国缺乏创新思维、创造性不足等问题归咎于应试教育。
讨论“超级中学”模式对与错之前，要明确两个背景。第一，“高考工厂”出现在高校扩招以后。毛坦厂中学在1999年，本科上线不到100人，2005年突破1500人，2009年5000人，今年预计会超过10000人。衡水二中2006年的二本仅上线379人，到2014年，一本上线人数就高达3690人。这一数字增长的背后是高等教育普及率从1998年之前的4%-5%上升到2003年的15%、2005年的20%和2013年40%。其中高中升学率从1998年的40%升到现在的80%，初中升学率从1998年的20%升到现在的50%。
原先只有富裕家庭、聪明孩子才能读大学，今天40%的适龄学生都可以入学，“高考工厂”才有用武之地，普通家庭才会在意自己的孩子能否进大学、进好大学。高考才有可能变成全社会都关注的热点，全城配合，甚至不让池塘的青蛙鸣叫，怕耽误孩子睡眠、影响考试成绩。
学生的自制力、学习理解能力是一项可贵的素质，多数人先天并不具备，并且严重依赖父母的教育水平。要考上精英教育时期的大学，好的师资与有高智商和自制力的学生，两个条件必具其一。那时虽然有高考牛校，但限于招生规模，大多做不大。只有到了高等教育普及，才有可能出现“超级中学”。这类学校解决的主要是学生自制力不足的问题，而这恰是中国学校素质教育和家庭行为教育失败的地方。
在大城市和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们眼里，高考要改革，应试教育要改革。有些家庭等不及改革，已经放弃国内的教育体系，高中阶段就出国，在英美等地接受高等教育。事实上，高考改革已经在进行中，C9名校的夏令营、校长直荐、千分考、面试等方式展开的自主招生，都是尝试，试图全面考察学生素质、发展潜质。
但无法回避的是，这些先进的招生录取模式，对学生的全面素质有更高的要求，这也意味着更大的教育投入，除了场地、设施等硬件外，更考量师资、课程设计，还要保证学生的营养、交通，当前财政和家庭能否有这个支付能力是存疑的。我们要明确一点，高考改革要重塑的绝不仅仅是招生录取，更体现在教师、家庭的行为习惯和综合素质。
说到底，一考定终身的招取模式，不过是低成本的人才选拔机制，虽然效率未必高，但胜在成本低。如果我们不能承担更高的教育成本，目前的全国统考、一考定终身就有其合理性，那么“超级中学”模式就会一直存在。（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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