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与抗战研究
特约撰稿/夏佑至
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算起（中国军事科学院的抗战史则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长达8年。几千万中国人死于战争，历史走向为之改变，说是“惨胜”，毫不为过。
近代以来，中日冲突、中俄（苏）冲突和日俄（苏）冲突势成三角，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在中日发生全面战争之前，1894年发生了中日战争，1905年发生了日俄战争。前者是新兴工业帝国对传统帝国的边缘控制权发起的挑战和冲击，后者是两个现代工业帝国对海外殖民利益的争夺。三场战争都是地缘政治的反应，同时牵涉到全球格局的调整。
在此三角冲突中，中日冲突是最激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利益，引发“五四运动”。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第一次臻于极点，反帝成为中国革命的首要号召。1930年代，苏联支持中国统一对日，意在分散东部的战争压力，中日局势是正在生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反法西斯同盟中的一员，列强在华殖民利益因此废除，中国并得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参与筹建联合国并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重构战后世界格局。
非但如此，如何研究、叙述和看待这段历史，也是70年来中国社会心理变迁的关键之一。
“抗日战争”这一历史叙事模式首先是民族主义的，理所当然地以中国为本位。抗者，抗暴也：这是个“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以空间换时间”、“苦撑待变”最后以弱胜强的故事。国共两党都以民族主义政党自居，都把领导抗日战争作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所以抗日战争研究长期从属于中国外交和国防研究，甚至从属于中国政党政治的研究。
近年来，历史学者一直在呼吁要拓宽研究视角，运用更多元的史料，重新叙述1930年代至1945年发生在中日之间的战争。中国社科院近现代史所研究员王朝光说，史学界应该从“抗日战争”的研究演化为对“中日战争”的研究，以超越简单的民族主义视角，并充分正视日本、美国等“二战”敌国和盟国的研究成果。
美国人向来勇于挑战前人的叙事框架。从《菊花与刀》、《日本第一》到《拥抱战败》，以新的视角和材料书写的著作，不断刷新着公众对战前、战时和战后日本历史的认知——以上列举的仅仅是其中最畅销、也较为中国读者熟悉的几部。
日本学者对本国历史的研究，因为大量采用日文文献，有不可取代的价值。但这些研究很少被翻译成中文并介绍给中国读者。应该承认、正视、翻译、介绍和评论这些研究成果，否则非但是中国知识界的损失，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损失。
战争结束70年后，中国人可以从更高和更丰富的角度来看待战争。这不但能增进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也能增进对日本历史乃至更广泛的世界历史的理解。和其他学术领域一样，对战争的研究中往往包含着不同的政治立场。但差异不可能通过使自己隔绝于世界而消除。相反，隔膜于其他人的材料、方法和观点，误解就不可避免。大规模和长期的隔膜和误解在政治争端中是一种可怕的推动力。实际上，隔膜和误解本身就会导致争端。这不仅是学术界的问题。
新的材料、方法和结论常常挑战人们的既有认知。但这并不是历史学特有的现象。如果能突破单一狭窄的历史叙事模式，我们对中日战争、对二战、对战争的历史和性质，都会有更好的理解。那些撕裂公众认知的常识性的历史错误就不会甚嚣尘上。那些以轻慢、夸张或嗜血的态度去表现战争的情节，就不会充斥电视剧。
对战争和历史的研究，其目标远不应限于自我证明，而是要弄清真相，帮助公众理解人类社会，增进理性，防止战争再次发生。为了这个目标，中国史学界可以先行一步。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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