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怕死的战地记者

最近一周，对战地记者而言是黑暗的几天。在2月20日和22日，先后有两位勇敢而执著的战地记者，倒在了战火纷飞的岗位上。对他们而言，死亡并不可怕，因为在“现场”比“危险”本身更重要。

 

玛丽·科尔文

 

　　殉职前一天，玛丽·科尔文（Marie Colvin）分别向BBC、CNN及英国第四频道讲述了叙利亚霍姆斯城内的情形。在被围攻的巴巴阿姆鲁区，一个临时改建的小诊所里，她亲眼目睹一个被弹片击中左胸的2岁男孩死去。

　　CNN主播安德森·库珀问科尔文，CNN的报道团已经撤离叙利亚，她是唯一在现场的英国媒体的记者了，为什么还坚守在那儿，为什么认为那些被攻击的画面需要让外界看到。“是的，安德森，我和你的同事讨论过这个问题。”科尔文回答，“我强烈认为它们需要播出来。对不在场的人、对那些离冲突很远的观众来说，这种冲击更为强烈。这是真实发生的事。叙利亚霍姆斯城里2.8万平民——男人、妇女和孩子——在炮火中绝望地寻求避难所……那个孩子的死可能促使更多人思考……”

　　库珀又问，她正经历的比起以往所参与的战地报道如何，科尔文称，“这次是最糟的，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我想部分原因是，这里没地方可跑。”一周前，她临时容身的房子被一枚火箭弹炸掉了天花板。在写给《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最后一篇报道（2月19日）中，她形容：“这里每一栋建筑的水泥墙都被坦克炮弹打成了筛子，屋顶被火箭弹撕出大洞……有些街道房屋已经全部倒塌，家没了，只剩下衣服碎片、残锅破碗和残缺的家具。”

　　第二天，56岁的玛丽·科尔文在反对派提供的临时新闻中心躲避炮弹袭击时不幸遇难。

　　1956年1月12日，科尔文生于纽约长岛，家里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大。在耶鲁大学期间，她曾为校报工作，一度以为自己“无非是写点无病呻吟的小说”而已。但是大四时参加的一场研讨会彻底改变了她的想法。当时讨论的是著名记者约翰·赫西关于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后的报道，科尔文深受震撼，将赫西视为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位导师。

　　1978年大学毕业后，科尔文加入合众国际社报道时政新闻；1985年来到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负责报道暴力冲突事件。在办公室里坐等新闻从来不是她的风格，拿着笔和本子冲在事发第一线的才是她。

　　在《星期日泰晤士报》担任战地记者的20年里，科尔文到过世界上最危险的战区：贝鲁特、车臣、科索沃、加沙、伊拉克、巴尔干、斯里兰卡……有人说，她像玛莎·盖尔霍恩（著名战地记者，报道过西班牙内战、越战、美苏冷战等，作家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其他记者不能或不愿去的险境，她都义无反顾地设法潜入——然后如实向世界传达那里发生的一切。她的勇敢近乎荒唐。

　　勇敢的代价是失去一只眼睛。2001年斯里兰卡内战的时候，科尔文被一枚手榴弹炸伤，失去了左眼。从此，黑色眼罩成了她的个性标志。她的同事斯蒂文·埃拉格尔说：“不知为什么，虽然付出如此代价，但她一如既往得勇敢。她曾为自己的假眼烦恼，因此戴上了一只眼罩，这给她带来了几丝海盗的气质。”

　　即便只能用一只眼睛观察世界，她也不失女性魅力，保持乐观。在最困难的战地条件下，周围嘈杂纷乱，她始终是振奋同伴精神的一盏明灯。许多年轻记者，尤其是年轻女记者，把科尔文视作偶像。

　　《星期日泰晤士报》主编约翰·威瑟罗评价说，“一种热情驱动科尔文去报道战争，她深信自己所做的很重要——新闻报道可以让残暴的政权收敛他们的暴行，唤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当我们阅读她上周感人的新闻报道，我们知道她心中充满对暴力受害者的同情。”

　　“我感到很无助。天气也很冷！但我会继续跟踪报道（叙利亚动乱）。”科尔文曾在Facebook上写道。

　　“抬起一只脚，迈出去，每一步都有可能踩到地雷，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爆炸，这就是所谓的噩梦。很多人可能会问，到底值不值得付出这么多代价？我们能不能来带变化？在我眼睛受伤的时候，我也被问过这样的问题，我那时候的回答是‘值得’，我现在也会这么回答。”2010年，科尔文在伦敦圣布里奇教堂举行的纪念过去10年殉职媒体工作者的仪式上发表演说，“总得有人去那里亲眼看看发生了什么。如果不去那些人们遭枪击和有人朝你开枪的地方，你就得不到新闻。”“我们的任务，就是不带偏见、准确地报道出这些内容。”

雷米·奥奇力克

 

　　2月12日，法国摄影师雷米·奥奇力克（Rémi Ochlik）的作品“利比亚之战”获得了第55届世界新闻摄影奖（即荷赛奖）一般新闻类（组照）一等奖。遗憾的是，他将永远缺席4月份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颁奖典礼了。2月22日，28岁的年轻生命，止于叙利亚的霍姆斯。

　　奥奇力克本来没想到自己会拿奖，甚至曾经对选送的照片辑还感到不满意。得知获奖消息后，他吃惊又高兴，但没有花时间去搞什么庆祝，几小时后，就坐上飞机重返叙利亚。

　　原本，他所供职的《巴黎竞赛画报》派他和另一名记者到叙利亚采访，但在抵达霍姆斯之前，局势恶化，他们不得不返回巴黎。稍作停留后，奥奇力克想再独自前往。编辑劝他别回去，但奥奇力克执意要返回现场，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工作还没做完。他混在药品走私者和非政府组织工作者当中，从黎巴嫩与叙利亚的交界处潜入报道前线。

　　《巴黎竞赛画报》的记者阿尔弗雷德（Alfred de Montesquiou）曾与奥奇力克在利比亚报道过卡扎菲之死。2月21日晚，他收到了奥奇力克发自叙利亚的一封邮件：“我刚抵达霍姆斯，四周很黑，形势非常紧张且令人绝望。反对派的人告诉我们，叙利亚政府军正加强武装，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在阿尔弗雷德眼中，奥奇力克是个完美主义者，头脑冷静。“他不是为了追求什么奖项才如此拼命，但是获奖让他比以前更拼命。”

　　奥奇力克深知这份工作的危险：去年1月，他的同行好友卢卡斯·多勒卡（Lucas Dolega）在报道突尼斯革命的过程中，被催泪瓦斯击中，不幸殉职。卢卡斯的遗体被他们的另一位好朋友护送回家，而奥克利克选择了留下，希望继续朋友的工作。随后他协助创建了“卢卡斯·多勒卡奖”，美联社摄影记者艾米里奥（Emilio Morenatti）是首届获奖者，其作品反映了利比亚动乱场面。

　　奥奇力克虽然年轻，但同事和好友都说，他行事谨慎、经验丰富。欧洲新闻摄驻巴黎摄影记者瓦拉特（Yoan Valat）说，奥奇力克喜欢报道国际新闻，“对他而言，在‘现场’比‘危险’本身更重要。”

　　2004年，仅20岁的奥奇力克第一次以摄影记者的身份前往海地拍摄战乱；21岁创办了自己的图片社IP3 Press，专门做冲突报道。

　　年少时，奥奇力克的梦想是成为考古学家。他的祖父送给他一台奥林巴斯照相机，激发了他对摄影的热情。高中毕业后，他到伊卡尔摄影学校学习摄影，同时为摄影机构Wostok工作。成为战地摄影记者后，他的作品等上过《巴黎竞赛画报》、《时代周刊》、《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媒体。

　　这个年轻人才刚开始恋爱，女友艾米莉也是《巴黎竞赛画报》记者。艾米莉支持奥奇力克再回叙利亚工作，“尽管那是个艰难的决定”。出发前的那个早晨，奥奇力克对女友说：“你让我变成了一个快乐的人。”

　　2月21日，恰是两人相识8个月纪念日。那晚，奥奇力克给女友发邮件说，自己还算安全，但形势非常紧急。

　　“他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之一。”霍利·皮科特（Holly Pickett）是在突尼斯拍摄工作中与奥奇力克认识的，“他认为必须要靠得足够近，才能讲好故事。”

　　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之一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就曾说：“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