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军事关系：多多走动，层层解“疑”

　　 云南巧家县5月10日发生了一起爆炸案，造成3死14伤。案件发生在政务场所，当时正办理拆迁事宜。最初，爆炸被指由一名抱着孩子的拆迁妇女所为。后来，公安认定爆炸由一名叫赵登用的送水工制造。舆论认为存在诸多疑点，巧家县公安局陆续出示证据，疑点未能消除，局长表示，以“局长的名义和自己的前程”，担保赵登用就是此案的嫌疑人。

　　堂堂正正的刑事调查，就这样变成了赌咒发誓。赵登用是不是爆炸案制造者，有认定，有争议，有推断，有疑点，这是需要用证据链去弄清楚的事情。锁定作案人，不靠很像是某人作案的疑似推测，不靠别人不会作案的排除法，而是靠确凿的证据证明就是某人所为，此间需要消除非他作案的嫌疑。

　　以巧家爆炸案来说，赵登用在现场、爆炸点离他最近、他被炸程度最重、两年前他就在网上放出过大话等等，都不能确认他就是作案者。巧家县公安局认定赵登用作案，应该寻找可信的作案动机，获得他从何处得到爆炸物品、如何实施爆炸的确切证据，而非诸多疑点无以消除，即以“局长的名义和自己的前程”为赌注，保证赵登用为嫌疑人。在正当的法定程序下，这种担保也不具备任何意义。

　　局长身份、官场前程，寄之于某案，固然可以理解为一种了明心迹的行为，但也可以使人们更增获得真相无方、责任推给死者的担忧。既然局长把前程都搭进去了，那么千方百计制造一个“铁案”是不是也大有可能呢？何况这回是指向了一个死者，死者无言，简直连“手段”都可以免上了。

　　巧家县警方的赌咒担保可以说出乎无奈，但也可以说是无能。对警方来说，消除案件疑点的唯一途径，在于排出证据。聂树斌、佘祥林、赵作海等当初入罪，办案人大概都是可以指天誓日的，而且也不乏证据指向他们犯罪，最终不过是办案机关疑人偷斧。如果赵登用作案不能靠真实的证据锁定，想靠指天发誓消除疑窦，人们肯定不会配合了。

　　人们还不只是基于法律效力而否定官员的发誓。现在，人们其实对官员的发誓经常是疵之以鼻。哪个官员不曾念过格式化的誓言呢，服务承诺、大会报告、自查汇报等等，不一而足，而官员行迹，又是怎样的呢？

　　好吧，就算这些是空对空，没有具体针对事项，不过顺口言之、乌合喊之。那么，再来看看那些具体的“担保”事项。中国足协的南勇，曾以“党性”担保一家赞助公司可靠，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扬州市邗江区商务局副局长马一平曾经向二奶写下“用党性担保”的结婚保证书。河南衡南市某镇镇长以党性和人格担保，向全镇干部、教师、医生欠钱，两年还清，但9年后仍不归还。这些并非“大案要案”，有的连案子都算不上，但他们的担保实在没有半点价值，用来给二奶写保证书都顶不得真。

　　认定罪嫌要靠赌咒，这就够奇怪的了，更奇怪的还在于官员对局长身份的打赌还抱有不小的信心，似乎没有感觉到人们对官员信用和人格的评分已经降低到了何种地步。光是这种毫无自知的社会感受力，就足以证明官员们是何其昧于时势和人心。

　　这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已经隐含着各种毫无征兆的凶险，无规则性行为在随处发生，从体育比赛中追打裁判，到医生需要警察随身保护；从重大活动必须通过人海战术来保证安全，到整个社会为孩子安全上学、女工安全下班所付出的代价；从每天不经意吃到各种有毒食品，到社会一般交往必须保持警惕，可以说，这个社会已经需要一种内部的“全员防卫”来运转。这种奇观不是道德沦丧、胆大妄为之徒增加可以解释。社会走在总体性的下行线上，普遍的不安全、普遍的防卫、普遍的不能放心、普遍的上当、普遍的信用破产，里面埋藏着普遍的冲突背景，随便在哪个地方发作，都足以使人对境况的判断再坏一分。

　　没有保证值得令人相信，这不仅是一个法律上的否定，而且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否定，已经没有什么可供进行可信发誓的价值了，换言之，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作为信用赌注的了，一切可供赌咒发誓的东西，其实早已输得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