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九霖：舒怀畅谈新加坡铁窗生涯

    记：新加坡的监狱给大众的印象好像很严苛。

　　陈：我回国之后，有一次有个高层领导、我的朋友请我到他那边去散心，吃吃饭。饭后，他说陪我到处走走，去看看风景。结果，我提出的愿望让他大吃一惊，我说：“你让我看看你管理的监狱吧！”他按照我的意思安排了，我去看，做一下比较。

　　我发现，虽然中国的监狱条件很糟糕，但新加坡监狱的条件更糟糕。举例说中国的监狱至少每个人都有床睡觉，这个是生活必需的。中国的监狱很像大学宿舍，有上下铺的那种双层床，有被子，能睡觉。而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在新加坡都没有，绝大部分人都是睡在水泥地上。他们发给我们草席时，我们去领的草席都是破破烂烂的，一睡草席就黏住啦，所以，很多人就不睡草席，都睡水泥地。水泥地潮湿啊，又见不到太阳，睡的人骨头都疼啊。

    新加坡监牢的犯人只有三分之一的有工作的权利和机会，三分之二的人成天关在小房间里，又不能看书、也不能24小时睡觉啊，节假日都不放风，吃饭就通过一个小洞塞进去，吃完又从小洞拿出来，那种煎熬……我原来是满天飞，我坐飞机都难受的，更何况让你在里面，我好长时间是一个人关在里面，都没有工作的机会。结果到甚么程度呢？遇到有人在门外走路的时候，心里就觉得好舒服、好舒服。许多囚人得了精神病或高度抑郁症。当你从门外，通过门上的一个像iPad这么大的小窗户看上去时，你会看到里面的人眼光都是呆滞的。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排队吃药，自杀者屡见不鲜。

 

囚犯不获教育 只能被惩罚

 

　　记：不能去提出申请吗？

　　陈：我还算是有一定知名度、有影响力的人，对我算是特殊照顾，我都申请了6个月之后，才给了我一个工作的机会，更何况其他人呢？我碰过很多人在监牢待了4年都没有工作过，中国（的监牢）都有工作机会的。

　　另外中国的囚犯还有受教育的机会，可以看看报纸、听听广播、看看电视、看看新闻联播啊！而这些新加坡都没有，新加坡认为囚犯是不可教育的，只能被惩罚。新加坡对囚人没有任何教育，甚至只能看15天前的报纸，幸运时可以看3天前的报纸，而且，很多他们认为敏感的东西都被抹掉了。甚么是敏感的？外面报道陈九霖的消息是敏感的。在里面完全看不到关于我的消息。中国办奥运会也是敏感消息，在里面看不到中国奥运的情况。但有关中国和香港各种负面的消息都不会被覆盖。

　　后来没办法啦，待着太难受了。想去透透风嘛，有人就教我了，说基督教在办一个辅导班，每周可以去三次，在空调室待着，唱唱圣诗啊、看看《圣经》啊、发发本啊，让你写写东西，平时都没有本子的。我就去了，去找一个能够放松的机会，同时，给我个本，我就写书。头几页抄点《圣经》、后几页也抄点《圣经》，中间就写我的书的内容，我写了六十多万字的东西。怎么“偷”出来的？那是另一个故事，回头再讲吧！

　　记：家人探望时不能跟他们讲一下自己的状况么？

    陈：对我家人所有的探访都是特别严控的，我太太那个时候精神近乎崩溃嘛，来看我写了个小纸条，对新加坡有批评啦，说新加坡政府对我不公，他们就把我太太的小纸条翻成英文，从此，就不给我太太签证，就不让我太太继续探访了。我的信发到中国要45天，家里的信到我这边要2个多月，因为我所有的信他们都要看，我写中文他们翻译成英文，我写英文他们翻成中文，对我严加控制。

 

严管书信往来 阻家人探监

 

　　记：不能向大使馆申诉吗？

    陈：大使馆的人经常来看我，但大使馆的人来的时候，新加坡方面经常会有人“陪”在他们身边。我有一次差点去坐地牢，差点延期出狱。背景是：我在A3监狱用计算器写些东西，其中，有一封信是我写给温家宝总理的，监狱长要我把信翻成英文，我在计算机上翻完给她了。没想到，这个事成了大事情。事发后三个月，他们说我「不正当使用工作计算机」，但当时他们没有跟我说因为这个事，就直接把我停工了，把我关到A5监狱的8楼去，而8楼是专门惩罚人的。比如说囚室内是不能锻炼的，你在囚室里做俯卧撑了，就要关禁闭。在关禁闭之前会被送到8楼关上几个星期，接受调查。因为每天都没事做嘛，所以，我每天都要做1000个俯卧撑。出事那天，我还以为是因为我做俯卧撑把我关去8楼呢！

 

“纵有千千罪 我心坦然对”

 

　　一天的放风时间，说是??1小时，但掐头去尾只有45分钟，节假日连放风时间都没有。一天只有3分钟的水，供应的都是冷水，没有热水。我就问监狱长是怎么回事啊，他不说，过了几天他才告诉我原因。我说新加坡是维也纳国际公约缔约国，根据该公约我有权见我的律师、有权见大使馆、领事馆的人，请立即通知我的律师、我的家人和大使馆的领导。可谁给你通知啊，老等，都没人来。我是周四被抓进去的，周五是我的探访时间，我就说今天9点是我的探访时间啊，怎么到12点都没人通知我？我就去找他们，他们告诉我说：“你太太暂时有事不来了。”但事后我了解到，他们告诉我太太说：“你先生今天工作忙，不见你了”。他们两边撒谎。后来，我被整整禁闭了1个多月啊，还要继续判我的刑呢。说我违反监牢的规定，而违反监牢规定要怎么处罚呢？就把你放到地下室，每天强光照你24小时，一天3分钟的水，有的人在每天24小时强光里待了9个月，还要延长出狱的时间。那我就不干啊，我就问怎么回事啊，结果就因为我给温家宝总理写的那封信，我就说我是经过批准的啊，不能算“不正当使用工作计算机”的。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也没有为此给??我任何补偿。

　　记：有没有后悔过去认罪？

　　陈：很多人跟我讲过这个问题，我是2004年12月1号组织上让我回国，安排了航油集团的副总，分管海外业务。12月5号通知我回新加坡，当时领导问我的意见，我也问过领导的意见，讨论来讨论去，后来的结果是认为，如果我不去，可能会对这个事件的解决增加难度，甚至会拖很长的时间。

　　另外一个，我自己也思考，如果说我真的不去的话，可能会有很多人要受到牵连，所以，我就说了一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那个时候，我通过媒体和查询数据，对新加坡监狱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我当时是基于一个非常理性的思考，叫我5号走，我一直拖到8号才回新加坡。

　　我考虑到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不去，恐怕案子很难得到解决，或者拖很长时间，这个是我不愿意看到的；第二是我心里坦然，我没有贪污诈骗，我没有犯罪，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股东而不是我个人，我只是在出现问题的情况下的一名“消防队员”，我所做的工作是救火，这把火不是我燃起来的，也不是我搞大的。

　　所以，我在机场写了2首打油诗，一首是表明我的心态：“纵有千千罪，我心坦然对，一心为大众，失误当自悔”；另一首诗是我已经意识到当时的处境，我意识到我可能会受韩信的胯下之辱。所以，我写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人生终有不归路，何须计较长与短！”我在这个事件上从来没有后悔过。我虽然受了那么多的痛苦和折磨，但整个事情都处理得干干净净，我不后悔。

　　记：身为名人在监狱中会受到优待吗？

    陈：监狱方对于我比其他的囚犯要更严格，他们专门给我派了个人监管人（PS: Personal Superviser）。囚人们为此还开玩笑说：“陈总：你有私人秘书了”（PS: Private Secretary）。我的书信都要经过他的手，我的档案比别人的档案要厚十几倍的。囚犯方面呢，他们对我特别关照的，有时偷点小饼干给我吃啊，有时偷个鸡腿给我吃啊。监牢方面愈是对我特别管控，囚犯们就愈对我很关照。

 

放监前 企业老板争相聘请

 

　　记：快要出狱前，有没有些个人顾虑？

　　陈：这方面我倒是比较实际一点，我在里面的时候就有很多企业的老板去看我，有的希望跟我签约，去给他当总裁啊，当董事长之类的；甚至有人说给我6600万美元，让我去搞一个石油企业，去当企业的董事长和总裁。所以，在这方面我到没有太大的担忧，我也知道我能做甚么事。

　　记：你好像不喜欢接受媒体的采访？不想替自己辩解一下？

　　陈：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接受过几家媒体的采访，我从别人的人生经验当中学到，当环境不利于你的时候，还是少说话为好。

　　记：回国后为甚么选择回到国企呢？

　　陈：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家人的要求，家人希望稳定；另外，也有些央企的情结在里面；而且，安排我搞的是投资工作，而投资是我的专长。

　　记：如果现在有人提供资金，请您再作操盘手，您会答应么？

　　陈：我从来没做过操盘手，这个是市场对我的误解，我与尼克•利森的区别在于，他是操盘手，我是管理者。所以，新加坡的判决不公平，他们的错误或故意在于，他们基于了三个错误的定性，给我了一个错误的判决。哪三个错误呢？第一，我是一个管理者，他们把我当作一个操盘手，而在这个事件中操盘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二，我是善意地、诚恳地维护全体股东利益，没有个人私心，他们却错误或故意地认定我“恶意扰乱新加坡金融秩序”，把我当成肇事人。第三，在后期的危机处理中间，很多问题不是我个人的决策，他们强加于我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个人“胡作非为”的结果。所以，基于这三个错误的判断或故意，他们的结论自然是百分之百的错误，是不公平的、不公正的、没有公理的。

　　记：目前的工作安排？

　　陈：我在等待机会，我相信自己还是会找到一些机会（成功）的。

　　回答你刚才提到的问题，如果有人投资给我，我一定会做出一番事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