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该剥夺性侵犯的监护权？

　　被性侵而产生孩子的母亲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孩子的父亲，在出狱之后来打抚养权官司，或者要求行使自己的探望权，到底该如何处理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虽然这种请求既无耻又邪恶，却依然是合法的。

撰稿｜陈　晟

　　近日，美国俄亥俄州一名已经被裁定有罪的罪犯，在等待上诉期间，趁人不备，在拘留所的监房里上吊自杀。他的死亡顿时让舆论一片哗然，不仅是因为司法部门的失职，也因为他所涉及的案子实在令人悚然。
　　同时，另一个立法建议也因此引发了更多人的关注，即对于那些因为性侵而生下的子女，应该立法剥夺强奸者对他们的抚养权、监护权。而这一建议是否能最终成为法律，恐怕还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暗无天日
 

    
　　在汉语中，“金屋藏娇”是一个很浪漫的典故，但阿里尔·卡斯特罗干的事情可就没这么浪漫了。
　　今年5月6日，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一位黑人青年无意中听到路边一处房子里似乎有人在呼救。他跑过去一看，宅子的大门紧锁，但门里面有一个年轻女孩正在那里激动地呼喊。他立刻报警了。
　　警察到来之后，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那个女子叫阿曼达·贝瑞，在2003年她17岁生日的前一天突然失踪，从此杳无音讯。她的母亲一直在努力寻找她的下落，但后来一名灵媒找到她的母亲，说阿曼达已经淹死了。心碎的母亲从此一病不起，在2006年病逝。
　　而这10年里，阿曼达实际上就被非法囚禁在这座大宅子里，长期遭受非人的虐待和性侵犯，甚至还生下了一个女儿，此时已经6岁。
　　更令人愤慨的是，阿曼达并非唯一的受害者。在这处浸满罪恶的宅子里，警方还解救了另外两个女孩：米歇尔·莱特，21岁时被绑架，已经被囚禁11年；吉娜·杰希，2004年被绑架，当时她才14岁，那本该是无忧无虑、享受生活的年龄。
　　很快，警方逮捕了这座屋子的主人，也就是此案的嫌疑人，53岁的男子阿里尔·卡斯特罗。
　　通过证人作证、现场勘查，以及卡斯特罗自己的供述，警方渐渐还原了在这座房子里发生过的事情：她们三个人的经历有些类似，都是在路边行走时，被卡斯特罗以“载你一程”为由诱骗上车，然后邀请她们来到自己家里坐坐；等到走进这间屋子，卡斯特罗就露出狰狞面目，用暴力将她们制服，然后绑起来关进地下室。
　　三名受害者，都遭到过卡斯特罗的多次性侵犯，也曾接连几天被关在冰冷黝黑的地下室不闻不问，每天只能吃一顿饭，两周才能洗一次澡。
　　卡斯特罗的看管很严，房子里有两道门，平时总是紧锁着；他还常威胁她们，如果胆敢逃跑就会杀掉她们。即便是那个6岁的小女儿，平时也只能呆在屋里，从没见过游乐场和公园，只是偶尔被卡斯特罗带去见自己的母亲，即她的祖母而已。
　　三名可怜的女子，加上天真无邪的6岁小女孩，就在这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苦熬着时光，不知道哪天才能逃出魔窟。
　　倘若不是因为5月6日这天，卡斯特罗外出时忘记锁好里头那扇门，而勇敢的阿曼达大声呼救，又恰好有热心路人报警，恐怕时至今日，这几个可怜的女子还继续在卡斯特罗的魔爪中苦苦挣扎。
　　此案一出，立即引发公众愤怒的狂潮。如此无耻的动机，如此卑劣的手段，如此漫长的施暴时间，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对卡斯特罗的调查、起诉和审判工作以超常的速度迅速展开。DNA比对证实，那个小孩的生物学父亲正是卡斯特罗。因此，本案案情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也没有什么可以推卸罪责的理由（比如声称自己有精神病等），可以肯定是逃脱不了法律严惩的。
　　于是，卡斯特罗选择了认罪，干干脆脆地承认了检方的指控，这些指控共有937项，包括性侵犯、绑架、非法拘禁、威胁谋杀他人等等。
　　在法庭上，他不停地回答检方逐项宣读的指控：“认罪”、“认罪”……以此换来检方不寻求死刑判决。6月7日，经陪审团作出裁定，卡斯特罗的这些罪名全部成立，总刑期加起来超过了一千年，而且不会有假释机会；换句话说，他不可能活着走出监狱了。
　　“你抢走了我生命中的11年”，听到判决的那一刻，受害者米歇尔说道，“我在地狱里呆了11年……现在，你的地狱才刚刚开始。”
　　尘埃落定，这样的判决充分体现了法律的威严，也算是给了受害者一个安慰。
 

    
两难抉择
 

    
　　然而，另一个官司就没这么顺理成章了，反而让法官颇感棘手。
　　这就是受害者阿曼达提出的一个请求：她要求法院裁定，卡斯特罗不应该对自己的女儿拥有监护权、抚养权或其他类似权利。
　　在美国法律体系中，剥夺孩子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监护权，不是没有规定的，但大多都是基于父母怠于行使监护权，疏于照顾，导致孩子处于危险、痛苦之中；或是因为监护人虐待了未成年人。但是，如果某人因为犯罪坐牢，法律却并无规定要剥夺其对子女的监护权，毕竟，这种亲情来源于人伦天性，公权力不该插手干预。
　　因此，当法官接到阿曼达的申请时，恐怕也很费了一番思量。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当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法官如果要作出一个判决，就必须有充足的理由来证明其符合法律的宗旨与精神；从情理的角度来说，对于犯下邪恶兽行的卡斯特罗，如果还让他拥有对女儿的监护权（虽然他关在监狱里，实际上无法行使），就承认了他就是小孩的合法父亲，等于变相肯定了他对阿曼达的性侵具有合理性，这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也有悖于最基本的公平和正义原则。
　　最终，经过深思熟虑，法庭还是否定了卡斯特罗的主张，判定他对自己的女儿不拥有监护权。
　　这样的裁定无疑是合理的。然而，许多受害者支持团体却并不满足，认为这只是对个案的平衡，还达不到法定的高度。
　　在美国，每年都有近25万起性侵案件（包括未遂案件）发生；其中，约有近2万名妇女决定将性侵带来的苦果——被性侵犯而怀上的胎儿保留，生下并抚养这些孩子。这可能与美国文化中反对流产的观点有关，毕竟，虽然有个不光彩的父亲，但孩子是无辜的。
　　然而，这些不情愿的母亲却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孩子的父亲，在出狱之后来打抚养权官司，或者要求行使自己的探望权，到底该如何处理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虽然这种请求既无耻又邪恶，却依然是合法的。
　　因此，由佛州众议员黛比·沃瑟曼·舒尔茨女士领衔，一项立法动议被送到了国会议员们的面前，力图从立法的层面解决这种尴尬的局面。
　　这个提案叫做《有关性侵留下的孩子的监护权法案》(Rape Survivor Child Custody Act)，其核心内容就是对于那些因为性侵女性而当上了父亲的罪犯，一律剥夺其对相应子女的监护权，并允许受害女性向法庭申请禁制令，禁止这些罪犯对相应子女进行探望，甚至连走近其100米范围内都是违法行为。
　　从情理来说，这一提案不但可行，而且也是合理的；从法律上说，这样做还有另一层好处：避免那些性侵案的嫌疑人以争夺监护权来威胁受害者，让受害者在作证时替其减轻罪责。因此，该提案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实际上，美国目前已经有佛罗里达州等6个州通过了类似的法律。
　　然而，考虑到这毕竟还是牵扯到人类最基本的权利，又还涉及到不能违反美国宪法的问题（比如，这种惩罚是否过于残酷，因而违反了《宪法第八修正案》？），想要成为联邦法律，恐怕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博弈。
　　现在，卡斯特罗已经死亡，此案已经终结，但相关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跳出争议之外，从更高层面看这个提案，也许会有新的启发——
　　在世界各地，每天都会有性侵案件不断发生，如何保护受害者，避免她们因为歧视和冷漠而受到二次伤害，在经济上和感情上都予以救助，这对于各国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