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媒为何放弃独家新闻？
阅读提示：直到政府官方宣布行动结束之前，有关劫匪身份、动机和诉求、人质数目等相关信息都被当地主流媒体“遮遮掩掩”着，即便是事发咖啡馆对面的澳大利亚7台，也没有依仗地理优势给外界披露更多过程中的敏感细节。
撰稿｜韩洁颖
圣诞节到来前两周，澳大利亚 “承包”了全世界主流媒体的头条。
当地时间12月15日上午9点45分，一男子闯进了悉尼马丁广场一家名为瑞士莲的巧克力咖啡厅，挟持了17名人质。在焦灼了将近17个小时后，次日凌晨2点10分，澳大利亚防暴警察冲进了咖啡馆，与劫匪发生了交火，最终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劫匪曼·哈龙·莫尼斯被击毙。
悲惨的收场止不住舆论的发酵。近日，澳大利亚警方宣布对劫持事件的来龙去脉展开调查，有关事件定性、澳大利亚枪支管理和移民问题的争论还在持续，但毋庸置疑的是，澳大利亚媒体在其中干得漂亮。
“不专业”的澳媒？
真实、重要、耸人听闻、时效性强……这场劫持事件远远符合了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的全部标准。
澳大利亚媒体有关悉尼劫持案的报道全部打上了“即时新闻（the Breaking News）”的标志，电视屏幕的一角有着“现场直播（Live）”的字样。画面连续播放着带枪的士兵、慌忙跑向街头的年轻女子，透过咖啡店写有“圣诞快乐”的玻璃窗，隐约看到一个面部表情模糊不清的男子高举着双手。
只有注意到电视台加上的字幕，你才会意识到收看的并不是即时状况的直播，而是有关绑匪和人质的清晰录影。
对照传播学大师们提出的各种功能理论，此次事件中的澳大利亚媒体表现得相当“不专业”，因为在那个本应万众瞩目的时候他们却患上了“集体失语症”。
“真正发生了什么？我们并不知道。”CNN主持人如是说。
直到政府官方宣布行动结束之前，有关劫匪身份、动机和诉求、人质数目等相关信息都被当地主流媒体“遮遮掩掩”着，即便是事发咖啡馆对面的澳大利亚7台，也没有依仗地理优势给外界披露更多过程中的敏感细节。外媒更多是靠着社交网络上支离破碎的片段向受众“还原”着事情的来龙去脉。事实证明，社交网络又一次成为了谣言滋生的温床，导致不少知名新闻媒体出现了基本事实的偏差。例如，路透社最初报道称人质超过50人，后来将数量改为40名，最后甚至采用“10多名”这样模糊的词句进行表述。另外，一些媒体所报道的海港大桥被封闭、悉尼空域被封锁、中心城区手机信号被切断等消息都被相继“打假”。
其实这长达17个小时的“噤声”并非是因为澳媒体无能。英国《卫报》报道称，对于这起人质劫持事件，当地媒体本来可以营造类似于9·11的“紧张感”，但出于人质安全的考虑，媒体选择在警方宣布结束后进行发声。
“这是攸关生死的时刻，所有的媒体不能再去吹嘘谁是第一了，不合时宜的报道可能会使更多人质失去生命。”澳大利亚9台的新闻总监达伦·威克这样解释。
报道称，澳大利亚7台的办公区域实际就在咖啡馆的对面，虽然在劫持案发生后该台的工作人员立即被警方疏散，但后来两名摄影师被允许回到办公地。他们在高处凭借有利地势拍摄到了一系列有关绑匪和被劫持者的清晰录像。
7台一名工作人员在之后的爆料中表示：“枪手被看得一清二楚，白衬衫、黑帽子、霰弹枪……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帮助警方监控绑匪的一举一动。”出于对警方谈判进程的合作，他们并没有将这些独家镜头播出。同时，绑匪的诉求也被“隐藏”了。
安全专家迈克尔·罗奇表示，跟媒体比起来，当地警方更想要自己来控制整个事件的局势。
“澳大利亚警方在第一时间请求媒体积极配合，不公开敏感信息，不做绑匪的传声筒。”
罗奇所言非虚。案发当日早晨，电视第9频道、第10频道，2GB电台等多家媒体相继接到了绑匪的“威胁”电话，莫尼斯要求多名人质通过电话向媒体传达自身诉求以达到最大化的扩散效应。
澳大利亚2GB电台播音员雷·哈德利表示，他曾经接到一名男性人质的电话，对方表现得“十分冷静”。枪手要求人质在电台上直播说话，但这一要求被他拒绝。
“我告诉人质，这无论对他还是对我来说，都不会是好的做法。我不是受训的谈判专家，他们（警方谈判专家）会跟人质和枪手交谈，他们才知道该怎么做”，哈德利随后向新州警务处长报告了这通电话的内容。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新闻编辑部负责人加文·莫里斯说：“一开始官方对于这起事件没有很多的信息，但当时我们手里拥有绑匪的一些信息、他的需要以及被绑架者的信息，但我们决定不去报道，而是将这些有用的信息交给真正有需求的人。”
媒体的选择题
24×7的新闻节目形态发展成熟到现在，我们一度“天真”地认为同步知悉世界任何角落发生的突发事件不再是奢望。更何况，这家位于悉尼CBD的咖啡屋远非地球上某个偏僻遥远的小角落。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们原本以为能够看到媒体的“狂欢”、报道“推波助澜”以及潮涌般的舆论讨伐。但是，此次澳大利亚媒体的表现与2008年孟买连环恐怖袭击事件大相径庭。
2008年11月26日晚到27日凌晨，印度第一大城市孟买遭遇到来自巴基斯坦恐怖分子的连环袭击，遇难人数逾百，另有300多人在袭击中受伤。直到最后，警察们才发现，这场毁灭度仅次于“9·11”的恐怖案实施者只有10人，而让他们“战无不胜”的“利器”正是大众媒体。
“电视播放着突击士兵从天而降落到恐怖分子聚集点屋顶上的画面。一家电视台直播了对一名士兵的电话采访，另外一家电视台对军队的行动和地点进行了详细报道。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恐怖分子能够并且正看着这些新闻。”
电视，博客、Twitter等自媒体的实时播报，虽然保障了普通受众的知情权，却也为恐怖组织提供了便利。印度海军总司令苏里什·梅塔批评称，“如果恐怖分子看电视的话，就会精确地知道我的手下在干什么”。最后，官方唯有掐断电视和广播等转播信号，才得以将恐怖分子消灭。
孟买恐怖袭击发生后的第二天，世界新闻广播协会就发布了一项公告，要求突发事件中的媒体必须保持“自律”，确保不会“干预或阻碍安全机构的行动、危害人质的安全”。
自杀式袭击、人质劫持……在恐怖主义日益全球化、传播手段不断高科技化的今天，媒体的参与虽然突破了原先时空的界限，为不在场的观众营造出超现实的观感，却也夹裹了太多不可控的社会因素，结局往往愁云惨淡。在这类惨剧中，媒体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引发了广泛的思考。
回顾整个新闻发展史，每起突发事件都会成就一个或是一群媒体，媒体的疯狂自然不难理解。媒体们所追求的“客观报道”背后，隐藏的是对收视率和名誉的渴求，是道义、人性与市场竞争主体间角色定位的矛盾与冲突。
澳大利亚媒体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追求眼球应该让位于社会公德，作为社会公器的大众媒体更应该是中立的“记录者”和公众利益的“维护者”。
可是在商业竞争和收视率排名的骨感现实面前，一些媒体对忠告依旧“充耳不闻”。距离孟买恐怖袭击还不足一年，8名香港同胞在菲律宾为媒体的“疯狂”付出了生命代价。
2010年8月23日上午，一名菲律宾前警员门多萨在首都马尼拉劫持了一辆载有20余人的香港旅游观光车。经过漫长的10小时对峙和血腥混乱的1小时强攻后，8名人质死亡，劫匪被击毙，一时血流成河、四处弹痕。
在整个营救过程中，菲律宾政府和军队的孱弱无力固然罪魁祸首，但媒体黑洞更值得我们反思。
《马尼拉时报》作家丹·马里奥在《马尼拉时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失职的警察+歇斯底里的记者=人质悲剧》指出，菲律宾媒体在人质解救现场的直播报道，是人质解救失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菲律宾一位警官指责媒体在马尼拉人质事件中所扮演的负面角色。他说：“如果不是电视台播放绑匪弟弟被带走的画面，我们和绑匪的谈判可能已经达成结果。”
警方此前曾要求电视台不要播放谈判以及警方行动的敏感画面，因为绑匪也在实时观看媒体的报道。“可以说，媒体在第一时间所进行的铺天盖地式的报道，对于案件的恶化，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对和平解决事件造成了巨大障碍。”
作为环境监测器，第一时间获取消息，揭露事情细节、探寻问题真相本无可厚非，这是职业的诉求，更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核。但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谬论，很多媒体在此类事件的报道中走进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死胡同”，一味将新闻传播价值最大化，将公众利益抛到脑后。
菲律宾人质事件中，当地媒体为了抢占头条甚至扮演了“事件推动者”的角色。“在人质被劫持事件过程中，因为大巴车上有一台电视，主持人‘歇斯底里’地现场直播报道，并全程直播了事件发生的过程，而这对惨剧制造者门多萨的情绪最后的‘引爆’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多数记者沉湎于疯狂地追逐事件进展，不能帮助平息事态，更别提让凶手平静下来。”
一些媒体间接成为了恐怖主义的“帮凶”，对道义和公众利益的漠视使得他们更执著于追求猎奇、血腥的新闻画面。但是，这不是好莱坞式类型的大片，人们所向往的也并非感官的刺激、血脉的 张和过山车般的跌宕起伏，我们所需要只是人质的安全、事件的解决，仅此而已。
世界新闻广播协会对此出台了新的规定，那就是在劫持事件中，禁止对人质或绑匪现场连线进行报道。对于此类事件的报道，丹麦和比利时在立法上也有原则性的规定：传媒不能向劫匪提供任何反馈信息。
“悉尼人质事件教会我们的是，在人质安全没有得到保证之前，新闻媒体应该主动延迟现场报道。”CNN总编辑这样表示。
作为媒体，我们的终极目标绝不应该只是打“全程直播”的名号行“市场恶斗”之实。推动事件向好的方向发展，最大程度地避免和减少人员伤亡才是新闻业品格风骨的题中应有之义，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的坚守也必须得到统一。
“他们的职业是进行现场报道，但有时拯救生命的要求才更应该得到重视。”这才是在类似事件的新闻报道中，媒体应该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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