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投资“被滑胎”的背后
阅读提示：囿于发达国家投资的高门槛，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对象更多的是以亚非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但这些国家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态注定了中国企业需要冒更大的风险。中国斥巨资投入的项目，特别是基建项目，经常会被政治博弈裹挟成为牺牲品。
撰稿｜韩洁颖
有比墨西哥还会赖账的国家吗？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还是西方契约精神发源的国度——希腊。
希腊，朝中国开了“第一枪”
撩拨欧元区神经的希腊大选刚刚尘埃落定，新政府总理齐普拉斯就宣布了执政后的第一个重要决定。万万没想到，这个决定既不针对欧盟，也不涉及欧洲其他国家，却是冲着中国来的。
当地时间1月27日，位子还没坐热的新政府来了出“新官不理旧账”的戏码，宣布中止本国比雷埃夫斯（Piraeus）港口的私有化计划。
据路透社报道，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大选获胜组阁后负责航运的副部长托多里斯·德里察斯（Thodoris Dritsas）发言称，将叫停上届政府启动的向中方出售港口股权的举动，他还表示“新政府将会重新审视前政府与中国企业的相关交易，以符合希腊民众的利益”。
希腊新政府的公开耍赖意味着中国远洋运输集团（COSCO）收购该港口的计划可能被腰斩，不仅未来35年通过运营购买的两个码头而获得利润的设想基本泡汤，而且前期已经投入的巨额资金保障也跟着打了水漂。
2008年，面对几近全线崩溃的国内经济，希腊前政府提出了国有资产私有化的紧急救助方案，其中包括出售比港67%的股权。最终中远以43亿欧元投标胜出，取得了比港的部分特许经营权。协议规定，中远可以发展、营运及使用现有的2号码头，并兴建、营运及使用3号码头，有效期长达35年。
2010年中远正式接管2号码头，2013年3号码头也竣工投产。短短几年，整体改造升级的完成和现代化设备的投入使比港逐渐摆脱了原先的困境，成为全球吞吐量增长最快的码头，也跻身世界十大货运港口之一。2014年11月，中远集团宣布再投入4亿欧元，朝着“将比港打造成地中海第一大货运港”的目标进击。就在希腊议会大选开始前不久，中远刚刚举行了3号集装箱码头扩建项目的开工典礼，希腊前总理萨马拉斯出席并为启动仪式剪彩，盛赞该项目“为希腊近十年来最重要的投资，为希腊人创造了众多就业机会”。
萨马拉斯所言非虚，中远投资后的比港解决了当地约1万多人的就业问题，对希腊经济的复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远在比雷埃夫斯港的多数工人，月薪大约为1200欧元，虽然比不上金融危机前几年比港工人的工资水平，但远高于希腊人当前的平均工资。
文章还充分肯定了中远在比港项目上的贡献，“经过5年的建设，中远集团在希腊的投资已经成为希腊近几年来最成功的私有化案件之一”。
但就现在看来，中远比港的成功有可能成为昙花一现。抛开中方的损失不谈，希腊政府失去的将是约1000个新增岗位和至少10亿欧元的外商投资。比港，这个曾经被李克强总理誉为“中希乃至中欧务实合作的明珠”，就这样为希腊新政府左翼执政的理念埋了单。
如此轰轰烈烈，希腊新政府打出的何止是“第一枪”，称为“第一炮”也不为过！
所幸事情似乎又出现了一丝转机。该国航运部副部长1月30日又改口，称希腊新政府尊重与中远已达成的协议。法新社援引分析人士观点称，希腊新政府的这些举动意在“摆姿态”，将不会对中国在该港口的投资构成影响。
中国海外商团屡躺枪
中远集团“躺枪”希腊比港一事，虽让人震惊却又不足为奇。从近来一波三折的墨西哥高铁追溯到几年前的缅甸密松大坝，中国企业境外投资计划“被滑胎”的案例不时见诸报端，投资热的背后是屡屡被浇冷水的骨感现实。
入世14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就未曾停止过。尤其在新一届政府执政后，中国海外投资军团迅速发展壮大，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李克强总理更是被外媒称为“超级推销员”。香港媒体就表示，总理不放过任何机会，向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产品优势和中国投资的优越机会。
数据统计显示，去年李克强总理的5次外访，带回了至少1400亿美元的大单，覆盖了从基建、金融到民生的各个领域。访问中东欧时，总理带去的新能源技术收获了多笔大单；在出访非洲兄弟国家时，又对中国交通、桥梁、通信等基建项目的制造能力“卖力吆喝”。特别是铁路项目，更成为总理的“闪亮名片”，尼日利亚沿海铁路项目花落中土集团，刷新了中国海外承包工程单体合同额，中俄、中泰等一系列铁路项目的达成更是在去年的年终岁末将“高铁外交”推向了高潮。
国内媒体援引专家的话指出，“相较于过去大陆领导人推销服装、电视机，现在李克强进入的是制造业和大项目走出去的2.0时代”，而未来的趋势是包括服务和金融在内的3.0时代。
在政府史无前例的大力度推动下，中国企业也完成了从“制造商”到“投资商”的角色转变。
商务部副部长钟山表示，2014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增长14.1%，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其中能源和资源是中国海外投资最为集中的领域。中国对外投资实现了历史性转变，对外投资增速快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速。
与投资额度快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投资成功率的低下。一些独立组织的调查报告称，中国海外投资项目一半以上是不赚钱的，两位数的失败率“冠绝全球”。我们无法考证数据的真实性，但许多项目“半途而废”造成资金的大量流失却是不争的事实。
2014年8月，墨西哥政府发布了墨西哥城——克雷塔罗高铁项目竞标书，由中铁建、中国南车为首以及当地4家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成为唯一合格的竞标者。岂料三个月不到，墨西哥政府以国内政治因素为由取消了中国公司的高铁投标。今年1月4日，墨西哥通信与交通部宣布重启高铁项目的招标程序。就在中国企业摩拳擦掌准备二次竞标时，墨西哥人再次“爽约”，称因为国际原油价格的大跌，高铁项目再次“无限期搁浅”。
遭遇相同变故的还有中国与斯里兰卡的港口合作项目。去年习近平对该国进行访问时，双方签署了科伦坡海港城建设和其他海港建设发展的协议。据当地《每日镜报》引述官员发言称，单科伦坡海港城的填海造地费用就需要15亿美元，由中国港湾工程公司进行投资。
不幸的是，这个项目受到当地政治变天的影响。纽约时报中文网撰文称，新上任的总统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一直被看作是“中国的威胁”。他曾在竞选期间警告，如果原政府施行的政策延续六年，斯里兰卡将“变成一块殖民地，而我们会变成奴隶”。美国媒体甚至断言其对华不友好的表态可能影响到中国的南亚政策。
新总理拉尼尔·维克拉马的想法与西里塞纳同符合契。其在上任前就表示“将取消原计划的港口城两国合作项目”，新政府会“对所有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评估，找出其中的违规之处”。
2011年，缅甸总统吴登盛就曾以不能“违背民众的意愿”为由，宣布停止在缅甸北部克钦邦伊洛瓦底江上游、由中国承建的水力发电大坝的建设。
2006年，缅甸与中国就合作兴建水力发电大坝达成一致，项目耗资36亿美元，大坝发电能力达600万干瓦，其中90%的电量将输送至中国。
这触动了缅甸反对派敏感的神经，大量民众集结到首都仰光的街头进行抗议，承受巨大压力的缅甸政府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吴登盛保证，在其总统任期内——至少要到2015年为止——将停止该项目的一切建设活动。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把此举视为“对反对派做出的和解姿态”，中国在伊洛瓦底江的其他大坝项目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
中国式投资受伤的背后
以上种种虽只是中国式投资挫败的冰山一角，却是最为真实的写照。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企业如此任性地砸钱，为什么到头来受伤还是自己？
囿于发达国家投资的高门槛，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对象更多的是以亚非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但这些国家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态注定了中国企业需要冒更大的风险。中国斥巨资投入的项目，特别是基建项目，经常会被政治博弈裹挟成为牺牲品。不论是两次被忽悠的墨西哥高铁项目还是缅甸大坝建设，都是因为与政治博弈挂钩而宣告“流产”。
墨西哥高铁项目投标选择与当地合作方联手，虽然消除了很多流程上的沟通障碍，却也因为合作公司与政府的亲密关系，无奈成为了反对派手中的把柄。
缅甸政府叫停大坝建设的举动在《亚洲华尔街日报》看来，显现出的是“当地异见分子和缅甸新成立的文职政府关系升温的最新迹象，可能也是意义最为重大的迹象”。
无独有偶，另一个中缅合资的莱比塘铜矿项目也受到影响，该项目2011年遭到当地村民抗议后暂停了超过一年，复工后反对声也不绝于耳。美国之音电台网站称，莱比塘铜矿项目现在已经成为缅甸选举中的一个议题。政府与反对派都希望利用这个项目为自己加分。
而在东道主国家政权发生更迭的时候，反对前政府达成的协议或计划也成为了新上台政府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常见手段。斯里兰卡也好，希腊也罢，它们新政府都犯了一样的毛病，就是打着“维护人民利益”的幌子掩盖谋求自身私利的事实。
想必希腊的年轻领袖们也知道，没有了中远的投资，比港再难有大的起色，没了中国政府的支持，希腊经济想要起死回生怕是难上加难。客观的数据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自中远接手以来，该码头的装卸量从2010年的68.5万标箱增加到2013年的252万标箱；集装箱吞吐量也由当初的43万标箱暴增至316万标箱，其中80%都要归功于中远。希腊国家银行预测，到2018年比港项目能使希腊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5%，并创造大约12.5万个就业岗位。
之所以会对此视而不见，是因为这与当初极左翼政客们呈现在民众面前的“重塑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强硬形象相悖。将矛头指向中远比港项目，一方面可以塑造出与前政府截然不同的面貌，兑现竞选承诺的同时赢得更广泛民意；另一方面将国内持续发酵的不满情绪对外转移，模糊依靠自身根本无力改变现状的事实。前不久，希腊新政府也给了欧盟和国际货币组织“一记耳光”。齐普拉斯在首次内阁讲话称，在债务问题上，希腊不会做出让步，新政府不会再像从前一样盲目服从欧盟。他表示新政府会与国际债权国展开“公平”交易，不会向“服从政治”低头。
除此之外，个别大国的魅影也穿插其中。自去年中国力推亚投行和金砖银行，到“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再到北京APEC峰会上主场外交的体现，一个有关中国崛起的恢宏叙事正为大家津津乐道，西方媒体更将此串联出一个新名词——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这背后既有关于中国政治利益附着的援助阴谋论，也有中国转嫁环境污染的种种猜测，却始终摆脱不了少数国家对于中国取代其成为21世纪全球“霸主”的忧心忡忡。
香港《东方日报》曾经刊文表示，在缅甸军政府统治时期，缅甸是中国的后院，中国是缅甸最大的外来投资者。但随着缅甸总统吴登盛决定倒向美国，中国对缅的三大投资项目中便有两个出现问题。缅甸军方的战机更以打击克钦独立武装分子为名，不时窜入中国国境，炸毁云南民居。
就在此时，日本乘虚而入。当年的缅日双边贸易额比上一财政年度大幅增长超过六成。此外，日本政府鉴于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态势，已决定将在华投资逐渐转移到缅甸等东南亚地区，意在降低日本的投资风险，同时扶植东南亚国家，并诱使它们加入美日主导的对华包围圈中。
对于欧洲，特别是地处亚欧非洲交叉地带的希腊，更因为是中国构建“丝路经济带构想”的重要支点而备受瞩目。
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访问希腊时签署了47亿欧元的合同，扩大同希腊在能源、贸易、海运等方面的合作，他还表示如果希腊政府再发行外债，“中国将继续做一个长期的、负责任的投资者”。
与此同时，中国与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一系列互动无一不标志着中欧关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蜜月期。这让视欧洲为“小弟”的美国怎么甘心，这里也有其不断增长的战略利益和政治影响，哪里允许眼睁睁看着中国成为欧洲的“救世主”。扶植欧洲债务国家的反对派成了华盛顿政府的惯用伎俩，希腊新政府的这次出尔反尔的背后无疑有美国的撑腰。
当然，在失败的案例中，中国企业对国外经济政治风险评估的不足，与当地文化对接的脱节，甚至是喜欢游走规则“灰色地带”也是不能忽视的原因。2009年世界银行发布公告，将4家在世界银行项目投标的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因为这4家公司在投标过程中采取了严重腐败和欺诈行为。
不过，“不差钱”的中国海外军团不能总交学费，怎样做到既有面子又要里子，正成为中国式投资亟待求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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