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的暗战与明战
阅读提示：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机构，能够引出好友反目成仇、美欧心生嫌隙的戏码？
撰稿｜韩洁颖
朋友圈竟然这么大
随着月末的到来，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大门即将关闭。就在美日两国围追堵截，欧洲大多数国家犹豫观望之时，英国出手了，成为了首个向亚投行伸出橄榄枝的西方国家。
3月12日，英国向中方正式提交加入亚投行的书面确认函，以期成为创始成员国。
自诩“好闺蜜”的英国插了山姆大叔一刀后，头也不回转投别人怀抱，美国的“暴跳如雷”自是不用怀疑。《金融时报》报道称，美国政府将这一举动看作是“不断迁就”中国的结果。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白宫高级官员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英国“几乎没有征询美国的同意”就做出了以上举动，他警告说“这不是与一个崛起中大国打交道的最佳方式”。
奥巴马政府甚至罕见地发表了一篇声明，言辞锐利地指责英国，“这是英国政府的自主决定，希望其能发挥影响力，推动贯彻高标准”。
美国的怒火终是没能挡住“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发生。法德意紧跟其后宣布加入亚投行，效仿英国搭上亚投行这辆“超快车”。
正在中国进行访问的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表示，他欢迎英法德意这四个国家加入亚投行，他称“我认为参与是一件好事，希望参加的成员国越多越好。”
G7成员国中过半数国家的加入，预示着亚投行还未正式运营，就已经超出了原定的区域限制。盟友的纷纷“倒戈”无疑甩了美国几记响亮的耳光。
据透露，中国放弃在亚投行拥有否决权的立场为争取到英、法、德国和意大利不顾华盛顿的反对而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让美国辛酸的不仅是欧洲盟友在军事领域的表现，在经济领域欧洲盟友更是主动向亚洲靠拢。”《世界政治评论》评论说。
澳大利亚和韩国的意愿也重新被点燃。因为是美国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两国在申请问题上一直遮遮掩掩，但大势所趋，两个“墙头草”已出现松口的迹象。
先是包括总理阿博特在内的澳大利亚官员公开表示正重新考虑是否加入亚投行。《悉尼先驱晨报》在头版头条刊文表示，澳政府方面日前已基本就澳加入亚投行达成了一致意见，会尽快公布结果。
政治和经济夹缝中的朴槿惠也在苦苦纠结，无法洒脱“反水”的韩国又不想错失亚洲经济发展的红利。不久前韩国政府外交部官员表示，韩国正在考虑经济利益和外交关系等多种因素，以最终决定是否加入亚投行。
除去早已明确拒绝亚投行的美国、日本，亚投行的朋友圈已经扩容至33个，包括：中国、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老挝、马尔代夫、马来西亚、蒙古、缅甸、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泰国、乌兹别克斯坦、新西兰、越南、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卢森堡和瑞士。
盟友们的相继加入，在美日的围堵战线中撕开了一道裂缝。“看来华盛顿政府精心打造的联盟逐步瓦解。”美国外交关系学会网的一篇文章大声疾呼：“美国政府现在该怎么办？”
不少学者奉劝奥巴马“拉下面子”加入亚投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贝格斯滕在《金融时报》撰文称，美国抵制亚投行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应该调转方向，加入亚投行”。
美国福布斯网站的分析文章也认为，美国耗费无数的政治资本，劝说该区域内其他国家不要加入这一机构毫无意义，“加入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一个可选项，能带来两方面的好处”。
英媒体则称，奥巴马政府在遭遇盟友倒戈的重大打击之后，已经转移注意力重做打算：计划运用依然存在的影响力，对亚投行的放贷标准进行干预。
根据规定，在申请截止日（3月31日）过后，创始成员国将进行多轮磋商，随后在6月商定亚投行章程终稿并签署。在完成各国审批程序后，亚投行有望在年底之前正式成立并投入运行。
被逼出来的亚投行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机构，能够引出好友反目成仇、美欧心生嫌隙的戏码？
亚投行，全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一家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总部设在寸土寸金的北京金融街。
2013年10月，一个对于全世界还很陌生的概念“亚投行”横空出世。当时出访印尼的习近平主席在雅加达提出了这一理念，随后李克强总理在文莱举行的中国-东盟峰会上再次重申。
一年时间后，包括中国、印度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此举标志着亚投行的正式成立。按照协议，亚投行将于2015年底正式运营，法定资金规模为1000亿美元，初步缴纳资金500亿美元，中国占比50%，当之无愧成为最大“出资方”。
外界普遍将这一机构解读为中国对原有国际金融秩序挑战和颠覆的工具。据路透社消息，美国财长杰克·卢在国会称“中国以及其他正在崛起的国家在挑战美国在全球金融机构的领导地位”。
不可否认，这个由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投行抹不去的是浓厚的“中国色彩”，但在世界多边金融机构并不缺乏的情况下，中国为何还要迎难而上、另起炉灶？倒逼后的无奈反抗是清晰可见的。
首先，虽前有IMF和WB这两大金融机构高举救助大旗，后有亚开行着力亚洲各国经济发展，但这三巨头远远不能满足亚洲经济发展和治理的现实需要。
据亚开行研究所推算，从2010年到2020年间，亚洲地区至少需要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费用，才能维持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然而，现有的亚开行每年只能提供约1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方面的贷款，能够提供的帮助简直微乎其微。
亚开行倒也不是差钱，只是它的贷款和救助方向更多地向IMF和WB学习，偏向社会领域、扶贫开发、能源环保、农业开发等国家发展“高级层次”的需求。对于一些尚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亚洲国家而言，由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组成的“铁公基”，才是巨大的资金缺口和优先发展的方向。
以印度为例，目前拥有国道9.2万余公里，高速公路仅仅占到1000公里。印度政府曾表示，未来5年基础设施领域的资金缺口将达到1万亿美元。“要致富，先修路”，显然亚开行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向来帮印度填上这个“无底洞”。
相较之下，由中国推动的亚投行对象更加“窄化”，目的更加明确。简而言之，这是一家各国用闲钱凑个份子，向亚洲各个国家提供贷款的银行，重点支持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比如帮助这个穷亲戚修条铁路、那个穷朋友建个大桥等等。
亚投行承诺的“无条件提供贷款”也极具诱惑力。一直以来，WB和IMF都是美国外交政策延续的工具，在向别国提供贷款时会提出严苛的附加条件，“甚至会进行国家内部的政治干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曾描述了世界银行如何应美国私有银行的要求惩罚埃塞俄比亚的过程。
另一方面，现今的国际经济金融结构仍维持着二战后形成的基本格局，美国和它的盟友们主导了包括IMF、世界银行和亚开行在内的经济治理话语权。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将美国梦推向了巅峰，奠定了美国一枝独秀的大佬地位，即便是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其衍生的IMF和WB也继续充当维护美元全球霸主地位的执行者。
1966年，当日本经济超越老牌列强英国时，其主导下的亚开行也随之成立，美国与日本各出资15.65%成为最早成员国，并凭借拥有12.82%投票权把控话语权。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在IMF中份额为6.07%，日本为6.13%，美国则为17.09%，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比重里，中国为4.42%，日本为6.84%，美国为15.85%。而在亚开行的投票份额中，中国占5.47%，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美国的一半不到。
长此以往，IMF的总裁始终由欧洲人“世袭”，世界银行的行长永远在美国人里打转，亚开行自设立以来，历任行长从没旁落日本以外国家，中国只能在外围自玩自嗨。
改革停滞不前的国际金融规则显然不能与中国等新兴国家日益提升的经济实力相匹配，中国也曾试图在原有体系内寻求突破，只是最终败在了美国一票否决的“霸王条款”上。比如2010年，根据IMF改革草案，中国份额计划有望提高到6.19%，以提升新兴国家的投票权。 2012年，中国向其注资了430亿美元。可是2013年3月，美国国会拒绝了这一提案。时至今日，机构全面改革的方案还悬而未决。
求人不如求己，恰逢美国QE退出历史舞台，量宽不在资金回流。巨大的资金缺口，投资方向的专注，亚投行的发展壮大正当其时。
亚洲世纪的到来？
有观点认为，美国政府一直将亚投行视为威胁，称其有可能会变成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的竞争对手。
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表示，在中国设立与IMF和WB争风头的机构、并吸引美国盟友对其的支持之际，美国的“国际可信度和影响力”正在受到威胁。
那么亚开行的一路走红是否正如外人所言，预示着“美国世纪的结束和亚洲世纪的到来”呢？
《金融时报》曾经说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一个“振兴亚太，联通世界“的梦，亚投行的确有着“一带一路”战略里程碑式的象征。不论是金砖银行、丝路基金，又或者是上合组织银行，到现在的亚投行，都是中国经济地位不断提升的过程和布局。
尽管有对抗“美系资本”、“日系资本”的意图，但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想要打破美国领导的国际金融旧体系还有待时日。
欧洲大国的加入必定会让亚投行如虎添翼，英德法意的“突围”虽有国际战略的政治考量，但最大的考量还是在商言商。
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在声明中表示，“卡梅伦政府一直以来积极促进和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往来，打造英国和亚洲经济体的联系纽带，为英国企业创造最好的投资全球增长最快速地区的机会。这是我们长期经济计划的一个关键部分。”他说：“选择在亚投行创办阶段申请加入该行，将给英国和亚洲的共同投资和成长创造无与伦比的机遇。”
作为老牌的国际金融服务业国家，加入亚投行有利于英国重整旗鼓，推动第三产业的复苏和就业率的增长。德法则是瞄上了亚投行背后的大型基础建设项目，要知道这可是一个又一个的大单，高铁、空客接连不断。身为出口制造大国的老前辈，德国和法国在基础设施建造上的经验和优势足以支撑他们做出“抛弃”美国的任性举动。
大国之间，利益为先。吸引这些政客的是亚洲市场这块巨大的蛋糕，而非真正和中国站到了同一阵营，想说中国赢得了这场暗战的胜利为时过早。
与此同时，亚投行的投资运营也存在一定风险。基础设施投资的特点是建设周期长、融资数额大、偿还时间长、盈利效果微弱。特别是在亚太地区政治风险日益突出的背景下，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可能会半途而废、甚至是“血本无归”。从斯里兰卡选举改革到最近的缅甸战乱，中国海外基建投资项目频频被放鸽子就是活生生的例子。那亚投行究竟是以援助还是收益回报为主要投资目的，需要创始国间的协商和妥协。
朋友圈数目的不断扩大对中国掌舵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意味在中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下，如何兼顾公平和效率，玩转这一新平台考验着中国智慧。从以往的案例看，中国成功的例子基本没有，北京在国际规则制定和管理上存在明显的短板；从人民币当前的国际化程度看，也确实不到打造“中国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
更何况，涉及五大板块、三十多个国家的亚投行想要求同存异本就不易，要达到美国提出的“较高的治理标准和较严格的监管”更是挑战重重。
好在，谁是这场亚投行竞争的赢家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在博弈过程中，亚洲人民都将享受更好的多边管理和基础设施服务。亚洲世纪何时才能真正降临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的是大戏刚刚开始、好戏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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