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贼匪太多了
阅读提示：这些抢劫犯目标经常瞄准亚裔，尤其是中国游客。
记者｜姜浩峰
巴黎，文艺之都，但在马骊眼中，有文化并不等于安全。
今年3月中旬，法籍华裔女作家马骊的著作《一战华工在法国》中文版出版，国内外相关媒体纷纷给予积极报道和评价。时隔数月，马骊再度到北京，与中国学术机构洽谈达成合作协议，随后乘飞机返回法国，没成想遭到了对于一个学者来说罕有的打击！
“昨天，我在巴黎的戴高乐机场坐B线快轨去巴黎火车北站，在B线车厢里遭到抢劫！”6月13日，法国广播公司播出的节目中，华裔女子马骊如此诉说。
马骊女士1988年从家乡广州赴法，在位于法国北方城市布洛涅的滨海大学任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政治哲学史、宫廷比较史、一战华工史。与她1994年作为留学生在巴黎初次被抢不同，这一次，歹徒抢夺走的包里，囊括了她近期几乎所有工作成果。
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马骊称：“6月20日，巴黎警察局交通运输治安分局的一位女总监来电，询问我6月12日在巴黎遭遇抢劫时的具体细节，并保证他们将会尽力追查抢劫犯，还给了我她办公室的直线电话。我告诉她，这些抢劫犯目标经常瞄准亚裔，尤其是中国游客，希望警方加强安全措施。她说，警方已经尽力，但由于人力不足及经费紧张，很难面面俱到。”
巴黎治安混乱，骚扰到的并非仅仅东亚人，只不过在东亚亚洲面孔上的发案率较高而已。来自美国的以色列裔女演员娜塔莉·波特曼最近在接受美国杂志《好莱坞观察者》采访时，亦提及巴黎的种种恐怖事件。自去年秋天到巴黎定居以后，波特曼这位迪奥的代言人，自称“感受到这个国家的不安感”。
近日，为了向政府发出种族侵害警示，法国亚洲人团体向总理瓦尔斯提交了一份“反暴力、要安全”的请愿书。法国媒体《观察家》刊登了华人女子Caroline Chu的亲身经历，其中提到今年3月，她在自家附近被两名男子抢劫。“他们向我袭来并将我扑倒在地。我一时间没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等我意识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地上，左膝上流着血，包还在手里抓着。其中一名男子过来抢我的包，我紧紧攥着，最后两人逃了，没能抢走我的包。”Caroline Chu的邻居告诉她，他的一位也住在附近的欧亚混血朋友已经遇到3次袭击了。另一个非亚裔朋友告诉Caroline Chu，今年在欧拜赫维利耶已经发生了7次针对中国人的袭击。但是她却没有遭到过攻击，因为她的外形没有丝毫亚洲人的特点，她有着棕色头发和绿色的眼睛。
“在这里我们被统称‘亚洲人’，因为对袭击者来讲，中国人还是越南人没有区别，他们分辨不出。他们认为亚洲人都是中国人，或者说中国人都会拿着钱包散步，包里装着现金。”Caroline Chu说。
女作家遭抢劫
一台笔记本电脑、两个移动硬盘，近十个U盘，里面存放着马骊即将出版或者接近完成的书稿。另外，还有一份与中国某学术机构的合作协议也在包里。
马骊的损失包括：“《东西方宫廷政权符号比较》、《中国与一战》两部书，出版合同是我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社签署的。这两本书是法文书，原计划今年底先推出《东西方宫廷政权符号比较》，明年初再推出《中国与一战》。《朱元璋的政权与哲学》是与中国吉林出版集团签署的合约，计划今年10月出版。”
“好在发给我们的稿子，她已经通过电子邮件传过来了。”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身在北京的胥弋先生如此表述。作为吉林出版集团下属的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文化编辑部主任，胥弋与马骊合作多年，就在今年1月，马骊用法语写作的《一战华工在法国》一书，由吉版图书公司出版了中文版。该书由莫旭强教授翻译，对这本书极为重视的胥弋，又亲自做了全书的校对。
马骊告诉胥弋，这是她在法国最常使用的一台电脑。虽然部分文章在其他电脑里有备份，可大多数书稿都被连锅端了。马骊还特别提到：“我最遗憾的是，学生的考试资料也一同丢失。幸好此前我已经把阅卷分数发送给学校了，否则学生们等于期末没成绩了，会连累到孩子们的毕业与升学。”
按照原计划，马骊将于7月中旬再到中国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可能回广州探望母亲。此前，她已经从中国驻法大使馆领到了两年期签证，但由于在巴黎地铁被抢，导致身份证件全部丢失。
除了电脑以及身份证件，马骊被抢的包里，还有一些家族祖传的首饰。
马骊是在列车开到93区Sevran Beaudottes被抢劫的，抢劫者和她争抢时，车厢里有四五名男士就在旁边看着，根本没有动弹。等她追出车厢，看着小偷跑掉，但没人帮助马骊抓住抢劫者。这一点让马骊感到孤立无援、出离愤怒。由于还有大件行李在车上，她也无法下车追踪。
马骊回想，当天她装束普通，唯一与地铁车厢里大多数人不太相同的特征，即是她长着一张东亚人的脸。
在被抢的同时，列车司机闻讯及时发出停止发车的信号，同时给警察打电话。可警察给司机与马骊的回复是：“你们可以到巴黎火车北站以后再报警，我们会通知北站的警察。”
到达巴黎北站后，确实有警察在站台上等候，并把马骊带到警局。“到了警局以后，警察又问了我几句话，包括我是不是住在巴黎？我说我住在布洛涅，结果警察马上说：‘你不需要在这里报案，可以到布洛涅以后再报案。’”马骊问：“我是在巴黎被偷的，凭什么到布洛涅报案？”可警察并不理会。马骊又问警察是否能够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可警察双手一摊——什么都做不了。“包括车票丢失后的补办，也需要我自己想办法！好在车票是电子票，可以到车站重新再打印一份！”马骊说。
回到布洛涅，马骊立即到当地警察局报案。没想到当地警察回复：“你还是回家慢慢想想有什么事项要报！想清楚了再做笔录，不要这么急急忙忙报案。”马骊事后回忆：“我当时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受到很大的打击，于是我对警察说，当时车上有不少人看到我被抢的情形，但是根本没人帮助我。”结果警察这样回应马骊：“这事儿不奇怪。以前还出现过有人在火车上当众强奸妇女，别人也没什么反应。”
6月24日，当马骊再次询问巴黎警方破案进展时，警方表示：“如要调看监控录像，要申请，并等待申请批准。况且监控录像一般只保留三天。”在被进一步要求要调看监控录像后，警方又表示：“由于监控录像坏了，可能无法调取监控录像。如果你想找回来，也可以刊登广告，让人家自己把你的包送回来。悬赏，或许有效。”
报警成了被踢的“皮球”，甚至遭到警察奚落，而被抢劫的电脑、包、书稿却根本没有眉目，马骊遭到很大打击。她对《新民周刊》表示：“我对找回电脑及研究资料仍抱有希望，但这一希望日渐渺茫！”
马骊在法国有家庭还有两个孩子。先生是法国当地人。马骊被抢后，法国多家媒体以及多个民间团体和社交网站，纷纷谴责警方的不作为，治安问题持续恶化，呼吁合力找回被抢的电脑及资料。
亚洲面孔为何被盯上
马骊在巴黎B线快轨上的遭遇不是孤例。这条线路是从戴高乐机场前往火车北站等地的线路，车上赶飞机的长途旅客很多，今年春天以来，该线连续发生多起中国及亚洲乘客遭遇抢劫的事件。3月16日，中国驻法使馆甚至发出特别警示，要求中国公民乘坐快速轻轨B线时提高警惕，甚至建议华人避免乘坐该快线快轨。
当然，在巴黎，亚洲面孔被抢劫被偷窃的高发地并非仅仅B线快轨一处。诸如宾馆酒店出入口，甚至埃菲尔铁塔，都成了蟊贼劫匪出入之地。5月22日，著名的埃菲尔铁塔不得不关闭数小时。当天，据铁塔接待处透露的关闭理由是——这一知名景点周围的扒手越来越多，严重偷窃甚至袭击案件也在增加。亚洲游客仍然是扒手的主要作案目标。一名工作人员说，扒手通常四五人结成一伙，有时甚至多达大约30人。他们不仅对游客下手，时而还爆发内斗。另一名工作人员则称，一次，他正在追赶一名小偷，对方威胁道：“你敢妨碍我工作……要是以后再这样，你就有麻烦！”当然，埃菲尔铁塔的关闭，据说也与铁塔员工维权有关。据在埃菲尔铁塔工作的法国员工透露，他们亦遭到扒手的警告和威胁，因此要求行使该国劳动法中的离岗避险权，来应对铁塔附近日益增多的扒手团伙。
类似的罢工维权事件，不止埃菲尔铁塔一处。2013年4月，卢浮宫的工作人员也一度罢工，抗议他们遭到扒手侮辱、吐口水甚至殴打。
至于宾馆酒店出入口，也是常见案发地。就在马骊被抢的同一天，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尹佳医生也在巴黎被抢。“在从客车往酒店送行李的过程中，我们一行人依次走进酒店的旋转大门。我走在最后。当门外只剩我时，路边一男子突然猛拽我的包，致我摔倒在地。他抢到包后迅速跳上一已起动的车离去。包中有我赴法携带的所有证件、现金，以及手机等。一整夜，为补办离法证件，我接连到警察局、中国大使馆做笔录、补证等。”
尹佳在中国大使馆听到的消息是——去年访问巴黎的中国游客有200万人，被抢劫的2000人，相当于千分之一。当然，这只是大使馆粗略统计的中国籍人士的受害数字，而诸如马骊女士这样具有法国或者他国国籍的“亚洲面孔”，还不在中国大使馆统计范围之内。
“我在大使馆补办证件的当天，就有3名同胞来补办。在警察局，又听法国警察说，因为法国经济不景气，导致治安混乱。目前劫匪们的目标为中国国内游行团中进入酒店的女游客，曾有3位斜背挎包的女游客被拽倒，劫匪为抢断包带用力撕拽，致女游客颈部外伤几乎窒息危及生命。”
6月17日，尹佳终于回到北京。除了钱财损失和证件丢失造成的麻烦以外，她因为被抢时的冲突，造成行走困难，不得不停诊一周。
青岛姑娘刘昱辰在巴黎待过3年，被偷过好几回，在巴黎丢的最贵的东西是一部iPhone手机。她认为：“在法国，很多中国留学生都喜欢露富，背名牌包，戴首饰，很容易被小偷盯上。他们会在中国人的聚居区踩点，然后入室偷窃。我朋友家里的电子产品就曾被一盗而空。再者，法国警方效率很低，一般报案也查不出结果，更加助长了小偷的气焰。”
早在2013年春季，《巴黎竞赛画报》记者曾跟踪3名罗姆少年扒手，并写下了《观察日记》。所谓的“罗姆少年”，系游荡在巴黎的数千名罗马尼亚裔少年。经过该报记者调查，发现罗姆少年的目标，大多是华人、华裔。“在离男孩们几米远的地方，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正在欣赏莱昂·恩斯特·德利维耶的“生之喜悦”雕塑。3个男孩慢慢走向这对夫妇，他们先是畏畏缩缩地靠近，之后边开玩笑边靠近。最后，12岁的男孩朝年轻夫妇泼了一桶脏水，湿透的夫妇俩被吓得目瞪口呆。……整个下午，男孩们4次企图抢劫取钱的人都未得手。他们用扇耳光、辱骂、跟踪都多种手段，所幸没有人害怕他们。”尽管这段报道提到这班少年没有得手，但是却真实地再现了作案场景。歹徒会盯住华人、华裔下手，最初是因为这一群体喜欢携带现金，而如今，即使这一群体中相当多数人不再携带大量现金，他们随身携带的首饰、电子产品乃至高档皮包等，仍然较法国本地人为多，而由于警察局效率低下，造成了许多案件不了了之。
在写作《一战华工在法国》一书的过程中，马骊曾多次来到敦刻尔克附近的华工坟墓。那时候，她在墓群中告诫自己，一定要把发生在这些伟大的“小人物”身上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而如今更多元文化的法国，吸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当马骊、娜塔莉·波特曼们从世界各地来到法国，却面临着来自一些地区的“小人物”的袭扰。这是否也会成为一段历史呢？只是未来回首，这段历史似乎更颇为不堪？一切留待时间去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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