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领导人因何重聚？
阅读提示：如今的三国领导人会议，会将三国关系和地区格局引往何方呢？
记者｜姜浩峰
时隔三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恢复。当地时间11月1日下午，从韩国青瓦台传出消息，韩国总统朴槿惠、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的会议，发表了《东北亚和平合作联合宣言》；三国商议定期举行领导人会议和扩大经济社会合作；以及讨论为尽早重启朝核六方会谈而共同努力。
回看上一次三国领导人会议，还是在2012年5月的北京。当时与会者是中国总理温家宝、韩国总统李明博、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三年不相会，三国政府都已换届。自李克强任中国总理和朴槿惠任韩国总统后，均未访问过日本。如今的三国领导人会议，会将三国关系和地区格局引往何方呢？
岛争让中日韩自贸区卡壳
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的重启，其背景是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亚洲经济前景广受关注。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久前对美英进行国事访问，并抛出大单。随后，法、德等国领导人又相继访华，中国成了欧美各国在经济领域竞相追捧者。在地缘上与中国最为接近的日韩，原本应该在经济合作领域“尝鲜”——早在2003年，“欧元之父”蒙代尔曾建议，设立由亚洲地区某一组货币组成的共同货币亦即“亚元”。2012年8月21日，中日韩三国代表团在青岛举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第二次磋商会议，当时已做好启动谈判的准备工作。
然而，还未等三国经济提前“尝鲜”，领土纠纷就如同发炎的暗疮，让中日、韩日关系持续走冷。
正当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呼之欲出之际，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举行内阁会议，决定用20.5亿日元，从所谓“土地权所有者”手中将钓鱼岛、北小岛、南小岛购入，将其“国有化”；9月11日，日政府与钓鱼岛所谓的“地权者”签订“买卖合约”。
日方钓鱼岛“国有化”举措，深深刺激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2012年8月15日，抗战胜利67周年纪念日时，中国两岸三地的7名保钓人士乘坐“启丰二号”成功登上钓鱼岛。2012年10月16日，中国军舰首次以距钓鱼岛80公里的距离巡航，同年12月12日起，中国开始在钓鱼岛海空开展立体巡航，明确不退让态度。
与日本挑起钓鱼岛“国有化”问题类似，韩日之间也因岛争而引起关系持续走冷。2012年8月10日，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登上了韩日争议岛屿——韩国称独岛，日本称竹岛者。
按照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玮的说法，所谓“亚元”、中日韩自贸区等，使得美国感到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受到了影响。
2012年6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时任美国防长帕内塔提出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外交学院战略与冲突管理研究中心教授苏浩曾经分析说，美国将其军事盟国和战略伙伴国与自身的战略利益绑定，将它们推到前沿以对抗美国的挑战者。其将双边军事同盟变为多边同盟网络，从而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又挑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迟滞了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同时更是直接锁住中国的海上实力的拓展空间，而又避免了与中国的直接对抗和冲突。
不止一位专家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2012年中日钓鱼岛问题的激化，很大程度上系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产物。岛争的直接后果，则是中日韩自贸区卡壳。
搁置争议发展经济
在11月1日的三国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总理李克强说：“会议召开就是迈出了非常可喜的一步，对三方合作都有重大意义。我希望通过此次会议和朴槿惠总统、安倍首相一起抱着诚意，大家共同努力，增强政治互信，推动交流合作。”
随后，李克强指出，中日韩三国应发挥地区经济增长、金融稳定“压舱石”作用，落实好三国投资协定，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继续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共同推动结构性改革，加强创新领域合作，探讨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智慧城市、大数据等领域加强联合研发等合作。朴槿惠总统主持当天的领导人会议并表示，三国要坚持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正确方向，增强推动三国合作的共识，加强务实合作，发掘新的经济合作增长点，增进三国国民间感情，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保持沟通协调。
当天晚上，李克强应约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李克强说，“中日关系走了一段弯路，应该总结过去，吸取教训，还是要本着正视历史，以史为鉴的精神，来妥善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把握好中日战略和平关系的大方向。”安倍表示，日中两国对地区和平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肩负责任，应共同为此做出贡献。日本立足对二战的深刻反省将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日方愿进一步加强两国金融、节能环保等领域合作，愿同中方就早日达成全面高水平的日中韩自贸协定开展积极谈判。
为何中日韩三国在三年后重启领导人会谈？又为何在扩大经济社会合作上大做文章？冯玮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分析道：“中日韩三国都有迫切的发展经济的要求。对中国来说，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之一。在华有三千多家企业，如果这些企业纷纷撤资，甚至有可能影响到中国工人的就业，乃至影响社会稳定。”同时，冯玮表示：“对日本来说，改善对华经贸关系也很重要。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2015年上半年，日本对华贸易逆差达到29587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去年4月，安倍曾希望将日本的消费税由原来5%上调到8%，但因为怕迅速增税影响到国内消费而推迟之，即便如此，二三季度日本国内GDP仍连续下滑。日本商品如何更多出口，直接关系到日本经济的运行。”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机制发起于2008年，当时日本尚是亚洲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排在其后。当经过周折三国领导人会议重新启动时，中国已经站稳了亚洲第一大经济体位置，成为东北亚经济内在结构变化的引领性因素。如果再迟迟不恢复中日韩领导人会谈，恐怕日本比中国更着急。
国际格局该怎么变
之所以从2002年中日韩提出自由贸易区设想后，一波三折至2012年搁置下来，在冯玮看来是因为美国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在今年初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奥巴马曾经公开表示——“亚太地区的贸易规则应该由美国来制定，而不是中国。”
9月2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专门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了长达30分钟的演讲，全面阐述了白宫关于中美关系的最新立场。其中提到关于中美关系的几点背景——首先，美国是太平洋国家，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符合美国的亚太战略；第二，美国的领导力有日、韩、澳、菲、泰等盟国的鼎力支持；第三，美国正与印度、越南等新兴地区力量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第四，培育太平洋国家论坛、东盟论坛、APEC峰会等地区组织。
可见，在赖斯心目中，中美关系虽说不是“零和游戏”，却依然得由美国主导，并且置于美国重返亚太的格局下。“有关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一些美国人骨子里并不接受之！”冯玮向《新民周刊》记者分析道。
然而，国际格局并不仅仅以美国之力在起变化。“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等浮出水面，在美国看来系中国在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故而，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英文简称TPP），在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后，终于在今年10月5日取得实质性突破，美国、日本和其他10个泛太平洋国家就TPP达成一致。12个参与国加起来所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达到了40%。
“TPP在奥巴马即将结束任期之际达成，对奥巴马来说是外交上的捞分——比如TPP谈判，日本经历了六任首相却没有达成，在安倍任上不仅达成了，奥巴马还让安倍在访美期间于参众两院演讲，给足了安倍面子。”同时，TPP亦是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的一种反制。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共同作为美国小伙伴的日韩，除了探讨与中国的多边经济关系以外，还两厢共议TPP。朴槿惠向安倍表达了亦想加入TPP的意向。当然，与此同时，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合作委员会亦在敦促韩国国会和政府尽快批准通过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是有最大公约数的。”冯玮说，“比如在经贸上，在朝核问题上，三方是有一致立场的。”无论国际格局如何变化，经济是其中的基础。
《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新增内容
《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共分五部分，涉及实现东北亚和平、扩大经济社会合作、增进人民互信和理解等56项具体内容，不仅重启三方既有合作，也新增了多项合作。有关联合宣言中提到的新合作内容——
1.新的政府间协商机制
为拓宽三国合作领域，我们决定鼓励三国更积极推动包括约20个部长级机制在内的50多个政府间协商机制的发展，积极实施众多合作项目，并推动建立包括部长级机制在内的新的政府间协商机制。
2.区域单一电商市场
考虑到电子商务对创造新经济价值的重要性，我们一致认为建立区域单一电商市场对三国有利。鉴此，我们鼓励三方探讨在电子商务领域开展信息共享、联合研究和培训、行业企业交流等合作。
3.产业政策协商机构
我们肯定创意经济、创新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对促进三国繁荣和进步的重要性，将努力结合中方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韩国的“创造型经济”政策和日本相关产业政策，并将建立一个协商机构，以探讨三国之间的合作措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4.东北亚无缝物流体系
我们将通过三国运输和物流部长会议创建东北亚无缝物流体系，建立环境友好型物流系统，并继续致力于平衡物流安全与效率。我们将通过东北亚物流信息服务网络共享信息，努力增加该网络覆盖的港口数量，并将服务区域扩大到东盟和欧盟。
5.北极事务高层对话
我们认识到北极问题的全球性意义，将建立三国北极事务高层对话，交流北极政策，探讨合作项目及如何就北极深化合作。
6.教育部长会议机制
我们认识到教育对增进三国相互了解、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作用，将建立三国教育部长会议机制，扩大三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
7. 东亚文化之都联盟
我们祝贺韩国济州、日本奈良、中国宁波当选为2016年“东亚文化之都”，并支持建立“东亚文化之都联盟”，推进“东亚文化之都”开展国际性交流。
8. 领事磋商机制
我们强调三国领事合作对更有效保护三国海外公民十分重要，我们将密切合作，探讨建立三方领事磋商机制、举办会议、分享最佳实践、探讨未来合作。
9. 执法机构协商机制
考虑到三国地理相近，人员往来频繁，贸易数额巨大，我们将探索在三国执法机构之间建立三方协商机制的可能性，以共同应对跨国犯罪，促进社会稳定。
10. 防核扩散磋商机制
加强在防扩散领域的三国合作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将建立“三方防扩散磋商”机制。我们将继续共同努力改善核安全，包括通过三国核安全示范中心开展合作。（资料来源于新华社、人民网、环球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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