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反越恐的关键在哪里？
阅读提示：欧洲国家是否已经意识到再密不透风的反恐措施也无法阻止世贸中心、巴黎甚至更糟糕的悲剧，“越反越恐”困局解决的关键还在于欧洲自己？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彻底失败”，是欧洲一系列内生暴恐事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撰稿｜韩洁颖
从去年11月中旬的第二次巴黎暴恐，到最近的布鲁塞尔爆炸式袭击，短短四个月欧洲两大都市先后遭遇重大恐怖袭击，这反映出欧洲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正在加剧。
各国纷纷拉响“恐袭警报”。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在布鲁塞尔恐袭发生后说：“欧洲处于战争状态。恐怖威胁保持在最高级别。”这不由让人联想起，在去年巴黎恐袭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称“法国已经进入战争”。
虽然用‘战争’来形容目前的状况可能夸张，但也的确反映出欧洲人的坐立难安。正如CNN所说，恐怖主义在欧洲已成气候，恐怖主义将成为欧洲新常态。
接下来的哀恸、声讨和全欧洲掀起的争论热潮都在情理之中，但冷静下来的人们需要反思的是，欧洲国家是否已经意识到再密不透风的反恐措施也无法阻止世贸中心、巴黎甚至更糟糕的悲剧，“越反越恐”困局解决的关键还在于欧洲自己？
“欧洲心脏”在哭泣
这是战后布鲁塞尔经历的规模最大、伤亡最惨痛的一次恐怖袭击事件，也是迄今最靠近“欧盟心脏”——欧盟总部的一次。
尽管没有得到正面回应，分析家和西方媒体普遍表示，这起极端暴恐事件的导火索是巴黎恐袭案主犯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前几日在布鲁塞尔被活捉。萨拉赫落网当日，比利时副首相兼内政大臣让本就“预警”，比利时应高度戒备，防止遭遇报复性攻击。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雷恩代尔更是披露，萨拉赫在落网前正与同伙预谋新的恐怖袭击事件，在他藏匿的公寓里警方发现了爆炸用的雷管及一些重武器。
“这是对四天前萨拉赫·阿卜杜勒落网的报复之举……要么会选在别的地点实施计划，要么是怕他泄露最新计划的细节。”《经济学人》表示。
让这个“欧洲心脏”更加滴血的是，除去受害者的身份，自己俨然成为了滋生恶势力的土壤。从2001年阿富汗反塔利班武装领导人艾哈迈德·马苏德刺杀事件，到2004年马德里地铁爆炸案，再到2015年《沙尔利周刊》袭击案、比法高铁袭击案和巴黎恐怖袭击……包括这次的布鲁塞尔爆炸案，作案的“圣战主义者”几乎都和比利时有着联系。
《卫报》援引比利时当局早前发布的数据称，约有800个拥有比利时国籍的人在中东成为“圣战分子”从事恐怖活动(从2012至今，约有500名“圣战分子”前往中东)。英国研究机构“国际极端主义和政治暴力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圣战”的外国人里，比利时排名第一，每100万的公民里就有40人上了战场，该比例位居全欧洲之首，是第二名丹麦的两倍。这些兴致高昂的人们大多聚集在布鲁塞尔的穆斯林集中区莫伦比克，这里9.5万的人口中，80%是穆斯林，四分之一是黑户。值得一提的是，该区也是欧洲“圣战分子”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恐怖活动的主要来源地，同时也是“圣战分子”回欧洲开展恐怖活动的聚集地。
CNN撰文称，按人均来算，欧洲国家中比利时前往中东参加恐怖活动的“圣战分子”是最多的，它也已经成为了“欧洲圣战者的温床”。
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
比利时的现实映射出整个欧洲愁云笼罩的未来。经济的不景气加上长期的“激进化”注定了这不是比利时第一次遭受袭击，也绝不可能是欧洲最后一次抓到恐怖分子，就在比利时恐袭案发生后不久，法国警方挫败了一起恐怖袭击企图。
有趣的是，不论是在电视里还是新媒体中，人们不难发现那一张张中东面孔的年轻恐怖分子要么是法国人，要么是德国人，总之都是欧洲公民。更讽刺的是，他们既不是哪怕葬身深海也坚持偷渡的战争难民，也不是背井离乡来打工的无知黑户，他们是自小就出生在欧洲的穆斯林移民第二代、第三代，是欧洲各国的合法公民。
二战结束以后，随着西欧经济的恢复和腾飞，大量的穆斯林移民前往法国、德国和英国。以法国为例，仅1962年，就有10万左右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移居法国。通过近半个世纪的力量涌入，目前全欧洲的穆斯林人口超过2500万，尤以法国、德国和英国居多，其中法国的穆斯林人口为642万，约占国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但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不好好享受自己父辈们冒着生命危险获得的好日子，反而投身ISIS这种臭名昭著的极端恐怖组织呢？
答案非常简单，他们没能过上父辈规划出的美好生活，无法在欧洲大陆上得到满足的归属感、荣誉感、现在和未来的需求在ISIS身上得到寄托。更确切地说，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彻底失败”，是欧洲一系列内生暴恐事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所谓“多元文化主义”，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它崇尚尊重“相互包容的环境中的文化多样性”。简单说，官方并不关心公民的宗教身份认同，只相信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在同一个政府之下能够和睦相处，“欧洲人希望欧洲穆斯林既能保持原来的宗教，又能将其限制在私人领域，不干涉政治性的公共事务”。
2010年10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一次集会上令人吃惊地宣布，德国构建多元文化社会、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快乐生活的努力已经“彻底失败”。但这并不代表她开始主张封闭和排外，默克尔表示德国欢迎外国移民，但他们必须学习德语，接受德国文化，以便能够在学校正常生活学习、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不说德语，就不能融入德国社会。”
在强调“政治正确”的西方社会，默克尔是第一个站出来发表这种观点的政治家，她的大胆言论立刻赢得了欧盟另外两大国领导人——英国首相卡梅伦和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强烈赞同。
2011年2月，卡梅伦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一个国际安全会议上猛烈抨击了在英国和欧洲存在了30年的“多元文化”。他认为这种文化不仅助长了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更是直接催生了本土伊斯兰恐怖主义。
他说，英国必须奉行“强有力的自由主义”政策，把平等、法治和言论自由的价值观推广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所有在英国的移民必须讲英语，学校必须向学生讲授英国的共同文化。他警告穆斯林团体，如果他们不支持妇女权益并推动融合，就会彻底失去政府的资助。卡梅伦还指出，英国必须铲除国内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根源。
萨科齐则是更加积极地付诸行动。在他的敦促下，法国高票通过一个法律，即禁止穆斯林女性在任何公共场合佩戴伊斯兰面纱和罩袍。此后，戴高乐机场还发生了拒绝摘去面纱的中东女性被禁止入境的事件。萨科齐用更强硬的话语表示对默克尔的赞同，穆斯林必须“融合到单一社会里，那就是法国这社会……如果你不想接受它，在法国你将不受欢迎。” 不论默克尔、卡梅伦和萨科齐的判断是否正确，欧盟内部三大国的领袖不约而同地向“多元文化”开火，说明欧洲内部文化价值分裂不仅已经成为当下欧洲普遍面临的困境，而且也日益凸显为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
美国月刊《外交政策》一篇题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社群与社会在欧洲的分裂》的文章指出，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其他社会和政治议题的代理议题：移民、身份、政治希望破灭、劳工阶层的衰退。
“不同的国家的历史路径明显不同……但不论何处，中心结果是一样的：碎片化的社会，更加抱团的少数群体以及忿忿不平的市民。”
因为缺少对乡土、族群和国家的归属感，这些既疏离了故土，又无法融入当地社会的年轻穆斯林移民很容易将伊斯兰教当做获得身份的唯一形式，这种认同的唯一性和极端重要性使得西方穆斯林更容易投身于血腥的内战和恐怖主义行动之中。
“对这些穆斯林第二代而言，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有点像土生土长的英国和法国白人问题青少年那里的酒精和毒品。 ”
文章还认为，多元主义政策承认了社会更为碎片化的现状，但也成为了社会更加碎片化的原因。在面对不信任的、疏离的公众时，政治家试图重新主张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但他们没能做到清晰定义自己的特征意识和价值，只能原始地播撒对外国符号的敌意。
在欧洲许多国家，穆斯林与主流社会正不断隔离开来。据《国际论坛报》报道，年轻的穆斯林们更倾向选择在穆斯林族群中通婚，荷兰70%、丹麦90%的穆斯林从“过去的国家”娶妻生子，7万多名生活在法国的穆斯林妇女被迫接受强迫性或父母包办的婚姻关系。“这样一来，他们在新的祖国建立了一个个事实上的‘独立社区’。各自独立的社区越来越突出了族群文化的符号特征。而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黏合剂的存在，这些欧洲国家最终必将四分五裂——这种分裂不同于传统的领土分裂，而是因文化价值而导致的社会分裂。”
作为催化剂，欧洲穆斯林的高失业率——在许多国家通常三倍于平均水平，并且多是较为低端、艰苦、收入待遇较差的行业——则进一步加剧了年轻穆斯林的社会边缘化和自我隔离。排斥、贫困催生出的愤怒和反叛，使得穆斯林聚居的法国城郊和英国都市移民区变成一个个火药点，那里的年轻人很容易吸纳各种激进思潮——不仅宗教，也包括政治极端主义，进而误入歧途。
被建构的“伊斯兰恐慌症”
此次比利时遭受恐怖袭击所造成的影响，不仅限于本国，对所有欧洲国家政府都带来了深层次担忧。除了与主流社会融合的尖锐课题，被人们尤其是西方媒体建构的“伊斯兰恐慌症”也成为我们追寻问题背后的原因。
“伊斯兰恐慌症”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尤其是1979年伊朗霍梅尼伊斯兰革命以来，强调原教旨主义的崛起是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巨大威胁，伊斯兰激进势力向西方发起了严峻的挑战，西方应保持高度的戒备，“防患于未然”。
自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穆斯林问题在欧盟内部的关注程度开始直线升温，更有一些欧洲人患上了“伊斯兰恐慌症”。这些情绪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欧洲政治的右转倾向。2009年瑞士推动“反穆斯林公投”，引发世界一片哗然。2015年初，包括柏林、慕尼黑在内的德国多个城市爆发“反伊斯兰化”抗议游行，这一运动将整个伊斯兰群体视为潜在的危险，渲染有暴力倾向的伊斯兰极端势力给欧洲安全与欧洲本土文明带来的危害，煽动伊斯兰恐惧症，并为其找到了宣泄的出口。超过3万德国民众走上街头，高举“欧洲爱国主义者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atriotische Europ 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的标语，要求修改法律并提出限制伊斯兰难民、禁止穆斯林长袍、遣返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等一系列政治要求。而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法国网站上很多网民都在提穆斯林，伊斯兰教，其中当然不乏偏激言论。
一些调查数据也印证了民众们不断爆发的担忧是有根据的。过去数十年来，欧洲本土白种人的出生率不断下降，外来移民日益增多，其中约有90%来自穆斯林国家或阿拉伯世界。这些国家不仅邻近欧洲，有些原本就是欧洲老牌帝国的殖民地，可谓近水楼台。有外媒认为，穆斯林是融入还是改变欧洲？正成为社会舆论热议的话题。加上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剧增，有些人甚至惊呼：Europe（欧洲）正在变成Eurabia（“欧拉伯”）。这些都曲折地反映出普通欧洲民众对“欧洲伊斯兰化”的疑惧。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冷战时期提出了“文明冲突”将欧洲的“伊斯兰恐慌症”推向了巅峰。“在亨廷顿看来，不仅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是西方的威胁，伊斯兰文明本身都是西方世界的威胁，因为冷战的结束把双方共同的敌人共产主义‘打趴下’，加上西方文明的衰弱，文明之间的差异导致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进而导致文明之间因多个世纪形成更加深刻的差异，发生冲突。”亨廷顿认定伊斯兰文明倾向于使用武力，因此无法与其他文明和平共处。
随后，这个本身站不稳脚跟论调被不断运用在解释恐怖袭击的原因之中。庆幸的是，不论是奥朗德还是米歇尔，又或者其他政治家都第一时间站出来表态，不是伊斯兰教、而是极端主义造成了这起血案，告诫民众不要因此仇视穆斯林。但是极右势力仍借此大做文章，荷兰民族主义极右政党新自由党党魁，著名的“种族主义头子”维尔德斯就站出来发话了：都说多少遍了，可你们欧洲的领导人们依然执迷不悟，这是一场战争！
除了集体焦虑心理因素之外，西方媒体在推动整个欧洲对规模日益庞大的穆斯林社群的不信任情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文化冲突”这个不合逻辑的视角来解读恐怖主义或许是西方政治家以及穆斯林社团上层精英避之不及的，却恰恰是追求噱头和眼球的西方媒体所乐意看到的，它们对伊斯兰教超乎寻常的兴趣，关于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报道铺天盖地，对穆斯林和恐怖主义关系的一些歪曲报道，并不断渲染西方正面临着伊斯兰势力的严重威胁，加深了欧洲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群体的一些猜疑，甚至一些人还把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之间画上了等号，“媒体和网络经常性地将伊斯兰和穆斯林与犯罪、恐怖主义相联系是导致伊斯兰恐惧情绪蔓延的主要因素”。
中东研究通讯调查显示，西方媒体上几乎所有关于穆斯林的报道都在有意无意建构负面形象，用“伊斯兰”或“穆斯林”来形容恐怖主义者的报道充斥着各种版面，即使在一些与宗教信仰关系不大或根本无关的案件中这样的字眼也屡见不鲜。英国知名报刊《泰晤士报》3月刊发的一则头版新闻使用了“呼吁全国探讨穆斯林性诱拐事件”这样的挑衅性的标题。
恩特曼认为，新闻报道的框架涉及选择和凸显，框架一件事，就是选择所感知的现实的某些方面，并使之在传播文本中更加突出。而这也正好应证了对恐怖主义的框架建构势必会影响受众的认知，因而当媒体框架带有偏见时，势必也会将这种偏见传递给受众。
虽然对于媒体建构的“反伊斯兰”情绪的扩散效果还有待考证，但英国一项大型调查结果还是间接验证了媒体在塑造普通穆斯林民众形象中起到的巨大作用：在10到16岁的受访者中，有超过1/4的人认为伊斯兰倡导恐怖主义，几乎1/3的人认为穆斯林正在侵占他们的国家。此外，37%的英国受访者坦承他们支持政府减少在英穆斯林人数的政策。难怪乎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感到被社会孤立。
再看看以理性闻名的德国人也免不了陷入媒体诱导舆论的“权谋”之中。德国的“反伊斯兰化运动”发端于极右翼势力较强的萨克森州，事实上，这一地区的穆斯林数量并不多，民众对穆斯林的接触更是少之又少，对于伊斯兰的恐慌心理更多是根据媒体的报道臆想产生的。相同的情况还出现在几年前瑞士关于伊斯兰宣礼塔的公投中，“最充满敌意投反对票的往往是那些生活在偏远村庄、根本接触不到穆斯林移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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