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经济明星”的陨落
阅读提示：“政变”带来的动荡逐步趋于稳定，但背后的土耳其经济困局，未必能在短时间内找到解答方法。
记者｜任蕙兰
人气真人秀节目《花样姐姐》播出后，不少中国人把土耳其纳入旅游心愿单，浪漫的热气球和伊斯兰风情杂货市场在召唤着游客。很多旅行公司推出的线路中，土耳其都是和意大利、希腊等欧洲老牌旅游大国搭配在一起。但这次“政变”之后，恐怕中短期内游客都不会将土耳其当做旅游目的地了。
动乱对土耳其经济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旅游上。土耳其“政变”发生后，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把土耳其主权信用评级从“BB+”下调至“BB”，并将其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这加剧了人们的悲观情绪，导致土耳其货币里拉汇率一路下滑，里拉兑美元下跌近5%，创八年来最大跌幅。对于本已脆弱不堪的土耳其经济来说，动乱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将它进一步推向深渊。
树敌太多拖累经济
土耳其经济曾经历过“黄金时代”，但频繁的恐袭动乱、全球化下阶层撕裂以及外交上树敌太多，不断在透支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潜力。
前些年，土耳其的经济增速曾经被视为中国的翻版，2011年其经济增速曾经冲至8.8%高位，2010年这一数字更是高达9.2%。它的表现在新兴国家中是一抹亮色，经济上的繁荣给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底气。
土耳其的大部分国土在亚洲，但经济和商业中心在欧洲，土耳其一向奉行的策略是“脱亚入欧”，积极寻求加入欧盟。土耳其从1987年展开了“申欧”之路，1999年被列入欧盟候选国，2005年10月开始加入欧盟谈判。
当时的土耳其处在经济的巅峰期，GDP马达开足，入欧几乎唾手可得，外交上也广结善缘，被视为欧洲二线国家“成功的范例”。土耳其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体，旅游是土耳其重要的外汇收入产业。作为一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曾经土耳其的安全和便利性和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一般无二，又有大多数欧洲国家不具备的伊斯兰风情，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魅力未必逊于巴黎圣母院，游客对这个拥有浓厚历史底蕴、又兼具现代气息的国家趋之若鹜。
但谁曾想到，这颗耀眼的经济明星在十年中慢慢陨落。频繁遭遇恐怖袭击、社会分化日益严重、外交孤立加深等原因，共同加速它的经济衰退。
这几年，随着土耳其经济增速放缓，通胀的压力越来越明显。土耳其的CPI长时间维持在7%以上，在2016年第一季度，因为俄土争端的爆发，CPI甚至飙升至9.58%。在高增长时期，物价上涨会与工资上涨共舞，会被视作繁荣景象。可一旦GDP增速掉头，而物价增速仍然维持高位，就会陷入滞胀。数据显示，2016年，土耳其第一季度GDP增速为4.5%，而通胀则超过8%，可见该国经济实质已经进入衰退。
土耳其在外交上冲突不断，加剧了经济危机，首当其冲是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去年11月，土耳其击落了一架俄罗斯战机，这令克里姆林宫感到意外，普京总统把这一事件定性为土对俄的“背后捅刀”。
冷战结束后，俄土一直互视为友好国家，政治、经济、人文领域的合作十分密切，土耳其人热衷去俄罗斯打工；土耳其商品在俄罗斯随处可见；土耳其是俄罗斯人最爱去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俄土争端发生后，俄罗斯立即展开对土耳其制裁，包括禁止进口土耳其的食品，农产品和服装，禁止雇佣土耳其工人等等。
因为与俄罗斯的矛盾挫伤了人们对土耳其经济的信心，土耳其里拉大幅贬值，资本流出，股市暴跌。这个局面让本就苦于应对经济衰退的土耳其政府倍感棘手，陷入两难。
如果土耳其央行通过降息来刺激经济，会进一步加剧资本外流，如果升息来留住资本，会加剧通胀，激化民间矛盾。更何况，土耳其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支撑不起财政刺激所需付出的代价。
土耳其不仅仅是搞砸了与俄罗斯的关系，还有其他国家。在中东，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埃及、以色列都关系破裂，更不用说在宗教派别上不在一个阵营的伊朗；在打击“伊斯兰国”（IS）上，因库尔德武装问题，与美国关系恶化；与德国和欧盟因难民危机和入盟问题不断扯皮，前不久德国认定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种族屠杀”，让土德关系更加冷淡。
土耳其的旅游业受到立竿见影的冲击——德国和俄罗斯分别是土耳其第一和第二大游客来源国。俄罗斯《劳动报》称，由于受到国际孤立，目前土耳其各旅游胜地游客数只有去年的一半。
树敌太多已经给土耳其经济带来不利影响。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暗示，土耳其与俄罗斯的争端将会使土耳其经济增速放缓0.4%。而土耳其早已将2016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4%。
政局动荡吓走投资者
曾经号称“与邻居零问题”的土耳其，现在与周边国家都有问题，特别是强邻俄罗斯。“土耳其正处在历史上最孤独的时刻”，美国《纽约时报》引述欧洲理事会外交关系专家艾丁塔斯巴斯的话称。
尝到了被国际孤立的苦涩滋味，土耳其迅速转换表情。今年6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致函普京，为土方击落俄罗斯战机一事致歉，此举显然是为了“让土耳其西红柿回到俄罗斯市场，让俄罗斯游客回到土耳其度假胜地”。
毕竟，制裁带来的外汇收入锐减，是土耳其经济不可承受之重，因为土耳其还有规模庞大的外债。土耳其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贸易逆差，这样大规模、长时间的贸易赤字，导致沉重的外债负担。
统计显示，土耳其的外债总额2015年已经突破4000亿美元，自2008年以来已经增长了1.6倍。外债总额对GDP的占比从原来的30%多增长到了2013年末的48%。由于土耳其里拉2015年、2016年的贬值，如今土耳其的外债占GDP比重很可能已经将近60%。
难民问题也增加了土耳其的开支。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爆发的战争把土耳其经济拉下水，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数据，超过200万难民逃离叙利亚进入土耳其，由此土耳其自身开支不得不增加超过35亿美元。
土耳其人习惯了和债务单相伴的生活。根据土耳其央行的数据，土耳其居民的消费债务（包括信用卡账单、汽车信贷、房贷等）已经占个人年收入的90%以上，是美国的4倍多。所以土耳其若想要靠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回旋空间很有限。
因此，土耳其急需稳定的国外投资流入来填补其经常性账户赤字。但投资人对土耳其的投资环境并不看好，根据土耳其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吸引土耳其国外直接投资161亿美元，这一数字到2014年已经降至125亿美元。
政局动荡让土耳其的投资环境更加恶化，投资者在看到土耳其的现状之后必然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在一个恐袭频繁、政权不稳的国家投资？全世界有足够的投资目标国家可供选择，在这些国家投资者只需要承担经济风险，而不用担心政权更替的风险。
一直以来外界都认为，要吸引投资者来到土耳其，该国必须积极对国内商业环境进行修正和改革。土耳其应该启动更有力的经济改革，以此提升国内政治信心，进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但土耳其政府在改革方面迟迟不愿意做出抉择，加重了经济的不确定性。例如，总统埃尔多安曾经批评央行维持过高的“货币利率”，认为应该降息以舒缓国内个人债务过高的问题。而央行则更加愿意盯住物价水平办事。央行和政府在保物价或者保经济上犹豫不决，反反复复。
而近来土耳其国内的政治动荡让改革看起来更为遥远。6月，埃尔多安刚刚推出一项包括减税、刺激投资在内的“大礼包”。刚要实施，就被这次“政变”打乱了。
借助改革措施为国内带来更多海外直接投资，这非常重要，但在此之前，土耳其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悉心维持国内政局的稳定，创造一个好的投资环境来缓解外国债券人、投资人的不信任感，逐步解决长期积弊的债务问题。
全球化撕裂阶层
土耳其经济的衰退也好，“政变”也好，实则是同一个原因导致的。土耳其的局势，和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比如英国脱欧、美国川普崛起，本质原因是一样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这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全球化经济导致一些国家阶层的割裂。
信息技术发展和经济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国际分工极大提高了经济效率。形成了欧美从事高科技研究、东南亚等国家从事生产的分工格局。美国有一众高附加值企业，如谷歌、苹果、特斯拉，东南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则为这些高科技企业代工。
这一分工的结果，一个是“夹心国家”在分工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本国的高附加值产业没有起来，而代工订单被劳动力更便宜的东南亚国家抢走了，因此面临经济衰退。另一个是主流国家的中下层民众感觉工作机会减少，他们的作用和价值被遥远的东南亚国家人民取代了。各国精英阶层获得大量财富，美国的硅谷精英，但与之相对则是各主流国家的中下层依靠劳动力维生的居民收入水平跟不上富裕阶层脚步，收入缩水，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不断下降。
中下层人民对精英阶层的质疑也日益增加，前些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等都体现出中下层人民反精英的倾向。而精英阶层与中下层人民脱节日久，缺乏对其关怀和自身的反思，这一趋势并未逆转，今年欧美中下层人民以更极端的方式对精英阶层进行惩罚，如川普的异军突起、英国脱欧等。
这几年崛起的政治人物有一个特点，制造假想敌，用简单而空洞的理论赢得中下层民众的好感。川普告诉美国的底层老百姓，一切问题都是中国引起的，中国在操纵汇率。勒庞让一些底层法国人相信，法国所有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都是移民导致的，移民抢了法国人的福利和工作机会，只要赶走移民，一切都会好起来。
虽然各国精英阶层对美国的川普、法国的勒庞等持极端政治主张的人物并不认同，认为其经济、政治主张太过片面（事实也是如此），但中下阶层却反其道而行之，宁可相信川普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的空头支票，也不愿相信代表高盛等精英资本集团利益的希拉里。精英阶层的价值体系无法说服中下阶层，两者已无法互相理解和认同。从北美到欧陆，从中东到东南亚，这一现象在各主流国家发生。
而在伊斯兰社会，中下层人民也在反抗精英阶层，根据其文化传统的选择则是去世俗化，回归保守的伊斯兰文明。土耳其虽经凯末尔改革成为世俗化国家，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和文化上无法完全融入欧洲发达社会，以及全球化形势下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在广大贫穷的农村地区伊斯兰保守势力占据上风。善于见风使舵的政客们为了迎合中下阶层选票大打民粹牌，逆转了世俗化的社会风气。
埃尔多安执政十多年，是土耳其的强人，他相对保守的宗教立场也对他长期执政助益颇多，埃尔多安主张回归宗教，回归伊斯兰法，迎合了土国内广大中下阶层民众的宗教倾向，获得了他们的支持，但却遭到世俗精英阶层的强烈不满。从这次“政变”的结果来看，代表世俗化力量的军队和有伊斯兰倾向的政客之间，中下阶层选择了后者，希望在对精英阶层的讨伐中，重新寻找自己的地位和尊严。
“政变”带来的动荡逐步趋于稳定，但背后的土耳其经济困局，未必能在短时间内找到解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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