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贸易战，政治家的“对抗游戏”

　　8月8日上午10时，首尔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门前，一名50岁左右的韩国男子崔某持凶器准备自杀，被警察拦下后紧急送医救治。韩国警方证实，最近因日本对韩展开“非正常”贸易制裁，已有多名抗议者在日本大使馆前准备自杀，表达“最严重的抗议”，其中在7月19日凌晨2时许，一名78岁的男子驾车来到日本大使馆前，引燃车辆自杀，送医后不治身亡，而8月1日上午7时30分许又有一名男子自杀，警方在他的背包里发现了笔记本，里面写有“我非常讨厌日本人……”。

　　每逢韩日爆发矛盾，便有韩国民众不惜以死效忠，对日本表达强烈抗议。因不满韩国大法院通过日本企业须向二战期间强征韩国劳工受害者赔偿的判决，日本决定对韩国进行“经济报复”。7月4日，日本政府宣布将三类半导体和显示器核心材料限制对韩国出口。8月2日上午，日本内阁批准通过《出口贸易管理令》修订案，决定把韩国排除出获得贸易便利的“白名单”。8月12日，韩国政府也做出决定将把日本也从所谓出口优待国家的“白名单”中删除。韩日贸易战正式打响。韩国总统文在寅的身边人士表示，政府积极研讨中止《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的可能性。明眼人都看到，日韩关系陷入自1965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重的局面。

自信能“治住对方”

　　从2018年10月份起，日韩经济交流开始显现异常，日本资方在韩国股市掀起了“抛售潮”，仅在2018年10月份就纯抛售了2040亿韩元的韩国上市股份，创下2017年11月（1570亿韩元）之后日本抛售规模的最高纪录。日本投资者参与韩国股市的活动不断减少。韩国经济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日本购买的韩国上市公司股份总额为440亿韩元，比2018年同期（5020亿韩元）减少91.2%之多。《日本经济新闻》掌握的数据显示，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包括进出口在内的日韩贸易总规模为461.5亿美元，比2018年同期（508.7亿美元）减少9.3%。韩国经济研究院创新增长室长刘焕益表示，“这一期间，日本在亚洲的直接投资额增长了60%，对中国的投资额增长了107%，而对韩国的直接投资却有所减少”。

　　这一打击，随着日本对韩高技术原料出口管制达到高潮。韩国半导体专家、国家公务员人才开发院长梁香子承认，日本对韩半导体材料限贸措施，实质上是充满“技术霸权”的“窒息战”，“日本限制对韩国出口材料，是为阻止韩国扩张‘半导体优势’而采取的‘斩首行动’，”她表示，“在存储芯片领域，韩国已经连续27年蝉联第一，而且两国的份额差距越来越大，历史上韩国从未有哪种产品能在包括美日的全球范围内占据如此大的优势，现在所有国家都宣布要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带头国家，但离开韩国的半导体，任何国家都无法轻松实现第四次工业革命。”她指出，“日本担心韩国在存储芯片领域的霸权会逐渐扩大到系统芯片领域，从而如虎添翼，因此日本限制对韩出口材料的着眼点是限制韩国未来的发展，而不是现在。”

　　面对日本出手，韩国政府显得很强硬。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第二次长金铉宗表示，日本在很多方面也对韩国有很高依存度，尤其是计算机和移动设备需要用到的存储芯片DRAM，“韩国在全球DRAM市场的份额高达72.4%，DRAM的供应如果断货两个月，全球2.3亿部智能手机的生产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手中也握有筹码”。韩国执政党一位相关人士也表示，“据了解，政府正考虑将DRAM指定为对日出口限制产品的方案，三星电子等企业向日本出口的DRAM总额高达两三万亿韩元，如果这种产品的供应前景不明朗，日本显示器和游戏机等主力电子产业将会集体陷入恐慌”。“如果韩国人继续抵制赴日旅游，日本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下降0.1个百分点。”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室长周元自信地说，“韩日旅游交流骤减，给日本造成的损失将是韩国的两倍。”

　　奇怪的是，这样的自信也弥漫在日本相关产业和研究界里。日本《呼声》月刊相信，日韩贸易战对贸易依存度达70%且技术基础相对薄弱的韩国冲击更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在2018年就将韩国2019年增长率预期展望下调为2.6%，现在来看，这一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更加渺茫，“韩国经济大概率陷入低增长泥沼”。日本东京基督教大学教授西冈力坚信，韩国经济正在进行“自由落体运动”，生产、投资和雇佣指标全都亮起红灯，受其影响，作为经济活动主力的三四十岁人士有数十万人沦为失业者。他的“有力证据”除开日本技术管制外，就是规模高达3万亿美元的世界最大年金基金——日本年金积立金管理运用独立行政法人（GPIF）在韩国股市拥有超过60亿美元投资额，这些资金一旦抽走或管理不善，韩国金融市场将陷入混乱，1998年和2012年日本资金撤离韩国金融市场的先例已让韩国吃尽苦头。一个最新情况是，8月中旬，韩国三星电子副董事长李在镕密集召开总裁团会议，对全球信息技术（IT）行业的格局变化和未来投资方向表示强烈的忧虑，他私下承认：“日本出口限制虽然没有对下半年的新产品计划造成影响，但如果再持续三四个月，情况将会非常困难。”“韩国人确实慌了。”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富名腰隆对此很有把握。

线头在“1965”

　　再纷繁复杂的现实，也是历史酝酿和塑造的。那么，有着相同制度、相似经济模式甚至共同军事盟主（美国）的日韩为何这般“相煎至急”呢？前日本驻韩大使武藤正敏分析当前两国危机时，找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矛盾线头——1965年，军人出身并以政变上台的韩国总统朴正熙做出决断，以“了断”的原则同日本政府签署《韩日基本协定》《韩日请求权协定》等五份文件，宣告这两个历史恩怨深重的国家实现邦交正常化。可仔细回看档案，却能发现朴正熙的目的和手段没那么单纯，朴正熙以“威权”代替“民主”，能决定其合法性的手段无非是政绩和效率，“急于发展经济，拿到日本经济援助，美国急于建立反共阵营，希望韩日尽快改善关系，韩日邦交化的成果来自于美韩‘心急火燎’，日本也甘愿‘成人之美’”。武藤正敏说：“在请求权协定中，日本用5亿美元经济援助（无偿3亿美元，有偿2亿美元），换来韩国对历史上日本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国家级国民财产、权利、利益及请求权纠纷的‘完全最终解决’的承认”。而这一协定也成为今天日本政府主张“（韩国）战争被害者（强征劳工、慰安妇等）问题都依照‘请求权协定’获得解决”的法理依据。

　　可是朴正熙“代民做主”的行径，给韩国社会造成巨大裂痕，再加上韩国左右翼轮流执政，就“战争被害者赔偿终结问题”的定义各有不同，观察近20年来的立场，韩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该问题未在《韩日请求权协定》中明示”的立场，强调日本政府在签署协定后给予的5亿美元只能算作“韩日经济合作基金”或“韩国独立祝贺金”。可以说，从1965年签署日韩基本条约令韩国获得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资金，但除了这个所谓的“成果”外，对历史的清算和对受害者个人赔偿的问题，两国均存有巨大异议，也意味着以1965年日韩五份政府文件形成的“1965体系”始终存在崩塌风险，而当前日韩冲突的要害就在这里。

　　正因为“1965体系”的支撑，日韩关系走过大致相安无事的40年，直到韩国左翼出身的“抗争总统”卢武铉入主青瓦台，关于二战期间受害者赔偿问题又被摆上桌面。2005年，四名在二战时曾被强制征用的韩籍劳工在汉城（今首尔）市中区法院起诉日本企业新日铁住金，要求对方补发工资并进行赔偿。四名原告中的两人，在2003年时已在日本法院败诉。起先，汉城市中区法院和汉城高等法院都支持日本法院的判决，以韩日缔结《请求权协定》为由驳回原告赔偿要求，但在审理过程中，过去不被完全公开的《韩日基本协定》等文件的附加议定书等等在法院强制要求下终见天日，当年韩日谈判诸多“私相授受”的细节和内幕引来韩国社会的极大愤怒，“丧权辱国”之声遍布各地。由于社会反响上升到影响国策的层面，卢武铉为了应对接踵而来的要求赔偿的受害者，责令成立由政府和民间人士组成的“韩日会谈文件公开后续对策相关民官共同委员会”，抓紧讨论对策，而时任青瓦台民政首席的文在寅（现任韩国总统）作为政府委员全程参与了讨论。该委员会最终的立场是：“《请求权协定》未能对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35年做出索赔请求，而只是参照美国主导的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第四条的精神，对解决韩日两国间财政、民事债权债务关系作了规定。……此外，对于日军强征韩国慰安妇问题等因日本政府、军队等国家权力机关制造的反人道非法行为，协定里并未予以索权和解决，日本政府也未能履行法律责任。”但委员会也指出，韩国政府当年从日本接收的3亿美元援助里，“也带有一定的对强征劳工补偿的性质”，因此今后从政府层面向日本提出追加赔偿的要求比较困难。基于上述结论，委员会认为应将无偿援助金用于对强征劳工的救济补偿，为此韩国国会推出《支援法》，并从2008年起向已故强征劳工每人发放2000万韩元（约合1.6万美元）慰问金，这一做法多少安抚了受害者家属愤怒的心情，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急剧上升的“反日民族情绪”，但动摇“1965体系”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已然倒下。

从强征劳工到慰安妇

　　2012年，韩国最高法院首度认定，遭新日铁住金强征的劳工个人，就日本在殖民时期的不法行为有寻求索赔的权利，并未因《请求权协定》而消失，并将此案打回首尔高等法院。2013年，首尔高等法院判定，遭起诉的日企应赔偿每名原告1亿韩元（约合8.2万美元）。新日铁住金随后提出上诉。又经过五年的漫长审理后，韩国最高法院在2018年10月再次裁定，维持首尔高等法院的判决，要求新日铁住金对韩国劳工如数赔偿。受害劳工胜诉后，一时间，韩国行政安全部等部门接到大量相关电话咨询，大部分咨询者都在问“我爷爷也是受害者，现在起诉，可以打赢官司吗”。《日本经济新闻》经调查确认，至少仍有14起相关案件在审理之中，牵涉的遭强征韩国劳工接近1000人，被控告的日企包括三菱重工、新日铁住金等70余家企业。虽然韩国法院并未设定日企赔偿的最后时限，新日铁住金依照韩国法院判决而提供赔偿金的可能性也十分微弱，但韩国最高法院这一里程碑式的裁决，终于引发了韩日关系“断崖式下滑”。

　　日本《读卖新闻》经济部记者松井亮佑指出，以2018年10月的判决为先例，其他韩国被征劳工的索赔案件，也会催生不利于日企的判决结果，若日企拒不赔偿，韩国原告甚至可以向韩国法院要求冻结日企的在韩资产。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消息，截至2018年10月，在韩国拥有本地法人和分公司的日本企业共有约3100家，2017年日本企业对韩国的直接投资为18.4亿美元。日企会不堪其扰，企业的信誉度也会随之降低，随之而来势必上升为两国外交层面的矛盾。一位在首尔的日企人士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刚刚从朝鲜军事威胁的阴影中复苏的韩国乃至东北亚投资热可能被再次泼冷水”。

　　2019年1月，日本政府曾向韩国提出针对强征劳工案进行官方磋商，但该提议得不到文在寅政府的积极回应，后者对清算日本殖民统治罪行持强硬立场，对于本国最高法院判决多次表明“尊重”立场。不仅如此，日本处心积虑希望了断的“慰安妇问题”也重新发酵，韩国长年要求日本政府必须就强征慰安妇的历史进行正式道歉和法律赔偿，日本对此坚决拒绝，但经过数轮磋商后，2014年以后，日本出于美国建立“美日韩三边安保外交体系”的强烈要求，不得不软化立场，提出可考虑从民间层面进行补偿，而此时的韩国朴槿惠政府也是内忧外患，急需谋求对日外交突破，于是双方在2015年达成慰安妇问题的相关协议，决定设立帮助在世的韩国慰安妇的共同财团，日本向该财团注资10亿日元，但条件是韩国政府必须承认这是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最终协议”。没想到，此举再次遭到韩国慰安妇幸存者、亲属及广大左翼运动的一致反对，称“该协议是韩日反动势力沆瀣一气，是带有侮辱性的……日本政府必须正式道歉”。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后，彻底否决了这份协议，并解散了财团，日本则指责文在寅政府“背信弃义，违反了国际法准则”。

　　2019年3月，韩国法院决定对日本殖民时期典型的战犯企业——三菱重工在韩专利权和商标权采取扣押措施，这是韩国法院头一次决定扣押日本“战犯企业”相关资产。日本法律界确信，这必将刺激大量类似诉讼到来。依照2012年韩国国务总理室下属的“对日抗争时期强征劳工受害者调查及国外强征劳工亡故者等支援委员会”对日本殖民时期强征过劳工的日本企业调查统计，总计有1493家，到目前为止，仍登记且在营业状态的有299家，这其中家喻户晓的企业就有新日本制铁、三菱重工等。这些日本战犯企业中，在韩国当地设立法人的有23家公司，2018年的销售总额达到了25534亿韩元，纯利润达1434亿韩元。对韩国来说，日本公司在国内成立法人，当然对刺激当地就业率有帮助，但由于上述公司全由在日本母公司持有100%股份，在韩经营利润全都返回母公司，因此向其开刀“并不心疼”。韩国朝野一致呼吁，要解决在韩日本“战犯企业”问题，给民众一个清清白白的交代。正是这一举动，令日本彻底丧失和解的预期，3月25日，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公开喊话，“对日企做出扣押的举动极为严重，我们将坚持一贯的立场采取相应措施”。三个月后，日本掐住韩国IT业脖子的“限贸”出台了。

政治家和百姓想的不一样

　　事实上，日韩矛盾逐渐冲破危险的“红线”，破局已在所难免。韩国《中央日报》评论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右翼”政策和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反日情结正面碰撞，导致两国成为“距离最近却感情最远的国家”。此前，2019年年初，韩国京畿道议会还推动修订了一项条例，要求辖区内的中小学在价格超过20万韩元的日产设备上贴注“日本战犯企业生产”的标签。与此同时，日本人自发通过在社交网站上留言的方式传播抵制韩国产品，日本电视台代表甚至连日煽动“反韩”情绪，而前驻韩大使武藤正敏所著《幸亏我不是韩国人》继2017年之后再度被《周刊现代》等媒体推介上“畅销书第一位”的标签，以武藤与韩国总统文在寅的醒目图片为封面上写着这样的语句：“为何是文在寅！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对于亲朝反日的总统，日本要以强硬决心应对。”武藤直白表示，“自从我第一次见文在寅后，就发现他满脑子只想着朝鲜。……（文在寅）不懂经济政策，通过鼓吹国家级大规模财政政策获得国民支持，但应该会以失败告终。届时，文在寅必定会主张露骨的反日政策，对此日本应该毅然面对”。

　　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日本政府宣布对韩“经济报复”的日子是7月4日，正值日本参议院选举候选人登记和选举活动开始时刻。韩国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赵京叶觉察到，这是安倍在支持率不景气的局面下，为拉拢保守政治人士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而打出的一张“王牌”。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自民党在与此次选举的候选人以及对投票有影响的人士接触时，介绍了安倍内阁关于对韩国采取进行出口限制措施的施政方针。事实上，这已不是安倍第一次故意制造出“国家敌人”来拉拢投票了。2017年日本众议院选举时，安倍大肆渲染朝鲜导弹核武器威胁，宣传自民党今后强力应对朝核问题的方针，从而让自民党成为了“最有希望的党”。因此，通过这一次对韩国的打压，安倍和自民党顺利取得选举胜利，从而可以实现自己修宪的夙愿。

　　西冈力的看法更加严峻，安倍政权对韩国打出经济报复的牌，尽管有对选举施加影响的意图，但这不是全部的真实意图，也不排除安倍在赢得参议院选举后会变本加厉地对韩国施压。2019年以来，日本政府在外交场合或首相公开演讲中，已经完全听不到过去有关“韩国是日本利益共享的邻居”这一评价，此前经常可以听到的“重要的邻居”“相互信赖”等正面的积极的评价也都消失了，这也是2019年以来韩日关系变化的映射，今后的韩日关系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合作”变为“牵制”。

　　韩国《时事周刊》发现，韩国经济发展迅速，人均GDP已接近日本，再过几年或许可以超过日本，经济实力的变化导致贯穿韩日近现代史的“从属关系”构造即将发生变化，日本真切地感受到了威胁。尤其是最近两年以来朝鲜半岛和平与和解的步伐加快，韩朝经济合作的崭新局面即将形成。韩国总统文在寅近日表示，如果韩朝通过经济合作实现和平经济，韩国可一举赶超日本。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必须要对韩国采取“孤立政策”。日本《产经新闻》披露，除了韩国半导体产业，日本还打算向韩国另一大经济支柱造船业下手。日本正酝酿向世界贸易组织（WTO）起诉韩国补贴国内造船业过多，扭曲市场，算上日韩正在WTO诉讼的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韩国限制进口日本水产等项目，日韩经济纠纷领域已超过四个，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但日本国土交通相石井启一暗示，为阻止韩国企业用价格夺取订单，保持日本企业地位，将采取更多强硬措施。

　　日本《每日新闻》称，日本针对韩国采取的“进攻性”措施，是为清算日韩关系迈出的第一步。西冈力指出，安倍政府一直将“战后外交的清算”作为重要执政课题推进，如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协定，日朝邦交正常化，解决与中国钓鱼岛争端等问题，但迄今均没有明显进展。在慰安妇问题上，原本与朴槿惠政府达成了协议，但现如今文在寅政府却撕毁协议，因此安倍政权有意想表明强硬态度，从韩国尝试打开外交清算的突破口。

　　不过，安倍打出的“组合拳”，很可能会让文在寅“逆袭”。有调查显示，若韩日两国关系持续恶化，文在寅的支持率会上升，但若改善，反而会下降。最近，韩国舆论调查机构Realmeter对文在寅的支持率调查显示为51.8%。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在任期第五年的2012年8月10日，作为现任总统首次访问了韩日争议领土独岛（日本称“竹岛”），作为回应，日本旋即在《2012年防卫白皮书》上明示了竹岛管辖部队，导致韩国民众群情激愤，韩日两国关系骤然转冷，但李明博的支持率却因此升至26%，此后两周内持续上升。2013年12月26日，安倍二度上台后首次参拜靖国神社时，韩国总统朴槿惠强烈抗议，“对安倍首相参拜美化过去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合葬战犯的靖国神社一事不禁感到震惊和愤怒”。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之前的调查（2013年12月第三周）中，朴槿惠的支持率为48%，而在之后次年1月第二周调查中上升至53%。相反，2015年12月，韩日对日军慰安妇协商达成协议时，总统支持率必然下降了。韩国《时事周刊》感慨道，贸易战实质上是一场“消耗战”，无法论输赢，但背后折射出的政治家的野心和抱负却值得让人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