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的未来在哪？

　　在熟悉阿根廷的人们眼中，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南美洲的巴黎”：一幢幢巴洛克、洛可可和新古典主义建筑千姿百态，交相辉映；市区的“七月九日大道”被称作世界上最宽最美的大街。这条修建耗时23年的大道，为纪念阿根廷的独立日而得名。

　　从1816年7月9日独立，到20世纪初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阿根廷只用了100年。从昔日经济总量与美国相差无几的发达国家，到如今贫困率超过50%，阿根廷也只用了100年。

　　今年8月11日，阿根廷总统初选结果公布。现任总统马克里意外地初选失败。政局持续动荡，经济也屡遭重创。9月1日，阿根廷政府授权进行外汇管制。这意味着，企业将需要得到阿根廷央行批准,才能进入外汇市场购汇或向境外汇款。

　　将一手好牌“打烂”的阿根廷，未来将何去何从？

挥之不去的金融危机

　　谁都没想到，现任总统马克里(Mauricio Macri)的连任初选失败，会对阿根廷的经济形势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初选结果公布第二天，阿根廷债券市场、股市及阿根廷比索出现连锁反应式大跌，该国主要股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8%，阿根廷比索兑美元一度狂贬37%，刷新历史纪录。

　　虽然“债股券三杀”对于新兴国家来说并不是新鲜事，但阿根廷的情况还是略有不同。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的研究员徐世澄告诉《新民周刊》记者，阿根廷经济问题多年来一直存在，最新一轮爆发开始于去年6月。

　　这一点从货币汇率的下跌可见一斑。近些年，阿根廷比索如自由落体般坠落，比索对美元汇率为：2014年，8:1；2018年初，18:1；2018年5月，38:1；2019年8月，57:1。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阿根廷国民的财富，缩至五年前的1/7。2018年底，距离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200公里的阿尔贝蒂市，一位退休女士刚刚收到每两个月一次的天然气账单——将近1万比索（按当时汇率约合人民币1879元）。她每个月领到的退休金不到1.5万比索。

　　不难看出，这次因初选结果导致的金融危机，只是近年来的缩影，或者说是又一次集中爆发。自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以来，阿根廷已爆发了大大小小9次金融危机。三十余年，这个国家被同一个问题反复困扰，金融危机带来的迷雾始终在潘帕斯草原上挥之不去。

　　我们自然要问，为何一次总统的初选失败，能重创整个国家的经济？以及，为什么阿根廷多年来未能完全摆脱金融危机？

　　关于前者，徐世澄向本刊记者解释道：“2015年马克里上任总统，一般认为他代表着阿根廷右翼，主要采取自由市场政策，允许阿根廷比索与美元的自由兑换。要知道在这之前，前总统克里斯蒂娜执政时期曾一度不允许货币的自由流通和兑换。很多阿根廷的资本家和金融机构担心如果后面马克里连任失败，跟克里斯蒂娜同一阵营的费尔南德斯上台后，美元又不能够自由流通。因此，这些人纷纷抛售美元，大量资本短时间内涌入市场，对原本通货膨胀率就极高的阿根廷而言，这无疑是‘火上浇油’。”看起来是新状况，但实际是老问题。上世纪90年代阿根廷将比索与美元强行挂钩的那一刻起，本国经济就注定卑躬屈膝于国际市场、特别要看美元资本的脸色。

　　至于后者，是一个历史性与结构性的经济问题。与其说诸如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如认为他们掉进“美元陷阱”。1982年开始，每当美元进入紧缩周期，拉美以及其他地区的新兴国家就会爆发金融危机。

　　1982年，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为抗击美国通货膨胀，大幅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一度高达22%，外汇市场风声鹤唳。结果，他国货币大幅度贬值，直接造成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紧接着，1986年美联储又开启新一轮紧缩，拉美债务危机持续恶化。1994年美联储再次加息，拉爆墨西哥，引发“龙舌兰”危机，拉美国家再次遭受冲击。这轮紧缩行动力度不大，但持续时间长。2002年前后，美元尚未进入紧缩周期，阿根廷业已爆发一次严重的债务危机。随着2003年美元开始加息，阿根廷一直没能走出危机泥淖。2015年底，美联储再次加息，阿根廷立即爆发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指出，如果有人对一个见识广的国际银行家、金融官员或经济学家说“经济危机”，他肯定会回答：“拉美”。

　　当经济形势跟美元挂钩，看上去阿根廷多年来金融危机是由美元汇率一手导致，但本质上是国家外债负担过于沉重。为什么外债规模如此巨大？一方面，因为拉美国家经济结构普遍单一，十分依靠石油、矿产等初级产品。以阿根廷为例，其上世纪矿产资源及初级产品出口的比重超过40%。而一旦这些产品价格下跌，阿根廷就容易出现贸易逆差，然后不得不向美国借大量外债。另一方面，阿根廷作为前殖民地，深受欧洲文化影响，居民普遍“高消费，低储蓄”。由于国内储蓄率低，阿根廷政府只得靠外资来扩大再生产和维持高消费。这种文化和消费意识间接决定了阿根廷经济上依赖外汇的脆弱性。

　　由此，当美联储加息，由于缺乏外汇储备，阿根廷选择让本国货币贬值以应对危机，即“以新债还旧债”。一而再，再而三，这些与美元相关的高利率债务最终导致阿根廷比索崩盘。

　　阿根廷本身作为世界农业大国，曾经靠农业发家致富。为何在上述过程中，农业没能发挥应有的稳定经济的作用？其实，循环往复的不止金融危机，还有这个国家百年来在农业与工业发展上的摇摆不定。

传统农业强国与现代化泥沼

　　提到阿根廷，人们常常联想到“潘帕斯雄鹰”。“潘帕斯”源于印第安丘克亚语，意为“没有树木的大草原”。这片南美洲一望无垠的大草原，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成为后来阿根廷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稳定富饶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之时被打破。从那以后，这个农业大国深陷发展泥沼，至今未在农业与工业之间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对此，徐世澄向《新民周刊》解释，“阿根廷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在国内的发展策略上主要有两大问题。一是在应该发展农业的时候不好好发展农业，一味地迷信工业化，反而丢了自己的长处；二是发展工业的过程中很多也是伪工业，没能真正建立起强大的工业体系”。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阿根廷金融危机集中爆发之前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彼时，阿根廷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考虑到传统农业产品出口，正面临着国际市场初级产品实际价格下降与贸易条件恶化的威胁，认为阿根廷需要通过鼓励工业发展使经济多样化。同时,对农业实行歧视政策。

　　结果从70年代末期开始，阿根廷传统的农业产品出口急剧萎缩，而出口减少意味外汇收入大幅减少, 使国际收支更加恶化。另一方面, 国内农业增长速度放缓, 导致失业增加。而且歧视农业政策削弱了对农业部门的长期投资, 使阿根廷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大降低。阿根廷往日突出的农业优势不复存在。

　　那么，歧视农业的政策真的让工业得到充分发展了吗？并没有。徐世澄提出的“伪工业”，可以理解为：一方面不能长期坚持工业化，军人出身的庇隆曾在执政时实施“五年计划”以发展阿根廷的工业化，但当他下台后，后来的执政者完全抛弃了此前的工业化道路。另一方面，表面上发展重工业，实际是换一种方式继续吃祖宗的老本。

　　除了农牧资源丰富，上文也提到阿根廷在矿产资源上同样富足：铍的储藏量居世界第二，铀矿资源储藏量名列拉美之首。此外，阿根廷拥有长达5000公里的海岸线与众多不冻港。这一切，满足了现代国家发展工业的良好基础，可是阿根廷仍选择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赚钱，那就是利用优良港口出口矿产与石油资源。

　　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让大量出口石油的阿根廷尝到甜头，1979年经济增长率超过10%。但之后的油价暴跌，让阿根廷人欲哭无泪，这也是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由来。

　　到了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并未迎来强有力的重工业来支撑国家经济，反而等到了此后一波又一波的金融危机。

新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博弈”

　　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离不开高效、有力的政权支持。在这一点上，阿根廷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江时学在分析阿根廷的境况时，提出该国在进入21世纪后“经济问题政治化”趋势日益明显。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何最新的政治选举能导致债股券被“三杀”。阿根廷的经济危机早已与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紧紧纠缠在一起。

　　上世纪，在庇隆下台后，阿根廷的军人政府统治持续多年。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后，阿方辛作为民选总统上台，推行反通胀的“奥斯特拉尔计划”，发行新货币奥斯特拉。但是，这一政策未能奏效。1989年阿根廷外债总额高达64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4%，通货膨胀率更是达到耸人听闻的5000%。整个80年代，阿根廷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为-0.7%，通胀率和负债率居高不下。因此，这10年也被称为“失去的10年”。紧接着，1989年梅内姆接任阿方辛后，推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降低贸易壁垒，开放市场，对国有企业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同时“盯住”美元，强行将阿根廷比索与美元挂钩。

　　被大卫·哈维视作“创造性毁灭”的新自由主义，给阿根廷的经济与政治带去了“过山车式的体验”。梅内姆的政策在90年代初期立竿见影，高达5000%的通货膨胀率降为0，大量外资涌入，国家经济迅速转好。但好景不长，从1995年开始，年均8%的经济增长便直线衰退。梅内姆在1999年辞职，而新总统德拉鲁阿未能挽救颓势。从1995年到2001年，阿根廷的外债增长了一倍，同时国家的资金外流已无法遏止。仅2001年11月30日一天内，阿根廷的银行体系便损失了20亿美元的存款。

　　经济上的危机蔓延到政治与社会领域。2001年底的12天内，阿根廷更换了5位总统。同时，失业率攀升，人民收入下跌，多人在社会骚乱中死去。后来上台的女总统克里斯蒂娜，为博取民众支持，曾大幅提高社会福利，同时将能源、铁路等多领域的外资股份强行国有化。结果是阿根廷的国际贸易环境快速恶化，一度遭到超过40个WTO成员国共同声明抗议。再看眼下现任总统马克里与反对派领袖费尔南德斯的竞争，表面上是自由市场政策与左翼民粹主义的博弈，实则又像是过去的重演。

　　综上，阿根廷的政治，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已是军人、左翼与右翼政客角逐利益的舞台，而经济成为政客们手上的“玩物”。中国社科院阿根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郭存海此前对媒体称，“阿根廷如今的总统选举，不是一个‘好’与‘不好’的选择，而是在‘坏’与‘不那么坏’间抉择，是‘瘸子里选将军’”。

　　8月11日初选失败后，马克里向其支持者发表讲话：“这是一场艰难的选举。我们接下来的日子必须加倍努力，以便在10月份可以继续我们的改革，10月份的结果或许会决定阿根廷未来30年的命运。”在徐世澄看来，马克里虽然初选失败，但并非没有翻盘的可能性。不过，不论最终新政权由谁掌握，阿根廷都需要尽快找到一条适合国情文化与国家经济结构，能发挥自身优势、可持续、包容性强的经济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