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背影”下的《美国工厂》：中美经济能否被切割？

　　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郊的莫雷恩镇，矗立着一片白色厂房，当地人称为“福耀地带”，这个迥异于周围英文地名的称呼，映衬着一个特殊的经济全球化故事。2014年，被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抛弃的旧厂址上，来自中国的福耀集团开启了汽车玻璃工厂的生命，被通用抛弃的娴熟技工、资深人力资源师、机械工程硕士男……纷纷加盟，千余名新员工斗志昂扬。如今， 这个“中美合作”的故事因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投资的纪录片《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上映引发巨大反响，也引来许多不容忽视的讨论，那就是中美经济究竟会否被切割？世界经济一体化究竟是否停止？

“理性人”的选择

　　正如通用把生产线从美国转到中国、墨西哥一样，福耀刚开始投资美国时，中国国内也有人连篇累牍地解读其动机，甚至推导出“中国制造业要跑路”的结论。然而随着内情逐步揭示，我们所能看见的是，中美制造业相互投资，相互交融，是全球化产业链推进的必然。纵观《美国工厂》，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既不是完全利他的慈善家，也不是一味赚钱的“极端商人”，有的是顺应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理性人”（Rational man）。

　　“理性人”这个概念实际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大师亚当·斯密，他认为人的行为取决于经济动机，会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首先是“经济人”（Economic man），而这种行为又必须通过理性思考产生的，因此他更是“理性人”。

　　从古至今，国际贸易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差别，各国都倾向集中生产并出口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以节省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对跨国经营的公司尤为有利。俄经济专家罗曼·古萨罗夫称，无论通用还是波音，美国制造业精英们早就利用统一标准全球配置生产和销售资源，“拿通用和波音而言，1990年，苏联的嘎斯汽车厂、伊尔飞机厂都是它们的劲敌，产量旗鼓相当，可而后数年，美企通过国际协作分工，尤其与中国原材料、技术工人以及广阔市场结合，不仅将产量提升3倍以上，还建立全球均可遵循的技术服务水准，把俄企远远甩在身后”。

　　2018年，收到特朗普大笔减税“红包”的通用汽车，仍决绝地关闭本土两家工厂，涉及上万个工作岗位，当特朗普呵斥通用总裁玛丽·巴拉时，得到的回答却是“由于美国消费偏好变化，我们未来只投入较少产能”，同时通用在中国的产能却持续提高。反观中国福耀在美国的工厂，同样从比较优势出发，鉴于玻璃运输难度大，必须围绕整车企业就近建厂，正如福耀配套上汽的工厂就在上海嘉定，与客户近在咫尺，而福耀变成北美车企供应商后，就近开厂也是必然。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所追求的美国“再工业化”，首先要解决自身积弊已久的问题，那就是美国产业工人阶层式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制造业占美国GDP比重从1957年的27%降到2016年的11.71%，就业岗位从1998年的1760万降到2016年底的1100多万。其中，多年来，美国跨国公司出于成本考虑，移走中低端制造业，国内留下高端制造业，此举表面似乎不会动摇美国优势，但实际情况是，高端制造业吸纳的劳动力有限，中低端制造业虽说技术含量低，却能维持庞大产业工人基础，随着它们大量外迁，美国产业工人群体萎缩，这又造成职业教育衰落，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形成了恶性循环，导致美国制造业出现严重技工缺口。

　　以纽约为例，25%的制造业岗位无人胜任，82%的制造业企业雇不到合适人才。美国制造业工程师协会称，2017年底，美国高级技术工人缺口达300万，2020年机械师、电焊工等高级技工缺口将达87.5万。同时，美国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16至24岁的美国人失业率约10%，东南部的情况更糟，青年人失业率在西弗吉尼亚州高达17%，南卡罗来纳州为16%。

　　回到《美国工厂》本身，福耀美国工厂的现实也很“骨感”，由于熟练技工缺乏，导致企业在严格管理上遇到很大难题，因为没有替代者。之所以它能坚持下来，主要是综合效费比的考虑——人工方面高于中国的开销，又为天然气、电力价格优势以及北美市场竞争有限等因素所抵消，使得福耀美国工厂的毛利率跟中国差不多。换言之，福耀的美国工厂不具有普遍代表性，因为更多讲究生产纪律、需要高技能工人的产业在美国暂时找不到合适的土壤。顺带说一下，哪怕被美国视为珍珠的军工业，产品质量下降已成普遍现象，从波音加油机到伯克级驱逐舰，不断传出质量问题，一大症结就是熟练技工缺乏、在职工人责任心不强，美国空军部长海瑟·威尔森曾公开抱怨：“生产纪律沦丧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见鬼！这是“自杀行为”

　　客观而言，失去制造业比较优势的美国，却依然享有世界企业利润“最大一块蛋糕”。据《日本经济新闻》介绍，2018年度世界企业销售额约为35万亿美元，比10年前增加19%，纯利润额约为2.8万亿美元，是10年前的2.5倍，而美国企业所占比例从10年前的25%大幅上升至39%，这一切正因为美国率先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变，即通过对数字化进行集中投资，使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产生利润。

　　当前，美国经济构成是制造业和零售等实物产业被知识密集型产业所压倒。调查美企所持资产可以发现，代表技术实力的专利和体现品牌力的商标权等无形资产约为4.4万亿美元，是10年前的2倍以上，2017年已超过工厂和店铺等有形资产。昔日航空制造业巨头霍尼韦尔公司首席执行官杜瑞哲干脆说，将大力推进向软件企业的转变。该公司将由提供飞机零件等产品向提供气象预测软件和飞机监控等服务转变，这就是典型的由制造业向数字行业的转行。

　　数字产业是对无形资产进行有效利用，不需要工厂和店铺等，可以节约人工和库存成本。无形商品也容易在世界流通。构成美国标普500指数的信息科技企业在海外的销售额占60%。奥多比系统软件公司因开发出画像处理软件“Photoshop”而知名，该公司纯利润已占销售额的约30%，是5年前的4倍。2007年就任首席执行官的尚塔努·纳拉延对销售软件商务模式抱有危机感，决定进行结构改革。通过网络提供软件，收取定额费用，这家IT老店在转变模式后再次实现成长。与制造业等相比，数字产业可以抑制可变支出，如果销售额增加，则利润率容易上升。日本富士通公司副总裁塚野英博强调，未来将不光是制造业的时代，企业的利润将来自人而非物创造的价值。

　　数字产业赖以盈利的关键是打破限制，在更广阔的市场上得到应用，实现资本、科研、生产、应用等要素的良性互动。然而，美国特朗普政府挑起的对华贸易摩擦以及技术出口限制，正在给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造成“短路”。《纽约时报》记者凯德·梅茨说，以硅谷为代表的美国信息技术企业（ICT）之所以在互联网领域占主导地位，不仅因为全球大部分网络是由他们设计并建立的，更因为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市场应用，可如今特朗普提出的出口限制措施会令美国公司在下一个影响该行业的大事件中处于劣势地位。

　　2018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2018年出口管制法》，该法律给“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增添出口限制规定。11月中旬，负责审查限制措施的商务部发布了一份列表，比如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理解。限制规定将影响对特定国家的技术出口，尽管它没有明确说明是哪些国家，可商务部的提议指向了那些过去面临过贸易和武器禁运的国家，头号对象就是中国。位于旧金山的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政策主管杰克·克拉克表示，阻止向别国出口人工智能或用繁琐规定约束出口，反倒有利于人工智能在那些繁荣发展的国家——尤其是在中国的推广，“可以完全控制出口的例子非常少，而犯错的几率相当大。如果事情出了问题，可能给美国人工智能界造成真正的破坏。”

　　这种反常的表态是有道理的，克拉克解释道，对ICT企业而言，人工智能和25年前的万维网一样至关重要。人们很容易忘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科技行业处于低潮期，日本消费类电子产品巨头看起来无可匹敌。随着硅谷公司普及网络浏览器和电子商务等创新技术，这一情况发生改变。如今，谷歌、苹果、脸谱等公司主导着全世界的科技。可如今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远没有得到统治地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数以十亿计的资金，多年来“净流入”硅谷的专业人才开始留在中国国内，多个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在全世界突然出现，从多伦多到英国剑桥，再到北京，所有中心都急于吸引资金和人才，并尽快将成果投放市场，实现效益增加，激励研发。

　　麻省理工学院技术政策研究员R·戴维·埃德尔曼进一步强调，如同今天先进制造业很难给某件商品贴上正宗的“美国（或中国）制造”标签一样，人工智能一类数字技术研究，通常是由全世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合作完成，公司极少秘密持有人工智能研究的详细情况，好像对待秘方那样。相反，它们共享新学到的内容，希望其他研究者能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一家公司的“突破”，常常是私人公司和大学的多位研究者一直研究的内容的最新重复，许多人工智能的计算机密码都公布在阿奇夫论文预印本网站等网站上。阿奇夫论文预印本网站是学术界和企业研究的知识库。因此，埃德尔曼以及许多中国学者达成共识，如果美国限制人工智能等高新产品和服务出口，将不会对中国技术进步产生影响，“这些技术的核心内容是属于国际社会的，而且是自由获取的。没有国家——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能够进行垄断。”埃德尔曼如是说。

　　美国图兰大学历史学教授沃尔特·艾萨克森进一步指出，大数据将推动人工智能的许多进步，多达14亿人口的中国本身就坐拥一个越来越大的大数据库，正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所说的，这使中国成为“数据的沙特”。在此情形下，特朗普政府却要对中国实施全方面的切割，显然是一种“自杀行为”。曾是奥巴马政府科技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埃里克·兰德警告：“（特朗普）现政府似乎越来越不欢迎外国学生，2019年一些项目的外国学生申请名额减少了30%之多。与此同时，现政府提议大幅削减基础研究经费，国会差一点儿就要对研究生奖学金征税，这些扭曲政策正蚕食着美国未来创新和财富的根基。”

中美商人的“共同思维”

　　曾几何时，贸易和投资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如今却变成美国阻遏中国继续发展的“抓手”，西方著名贸易期刊《采购杂志》给出直率的一句话：“适应形势，较量才刚开始。”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研究员维克托·皮罗任科则乐观得多，“斗而不破”是两国贸易关系相当长岁月里的基调，“谁都不会轻易退让，而且双方都相信有节制的斗争更能维系互惠的贸易关系，这是与之前更突出合作面的中美贸易往来截然不同的地方。”这位观察家的视角分别落在中国珠江三角洲与美国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身上，“这些商人往往有比政治家更远的见识”。

　　距离香港约30英里的东莞，生产家具的杨老板已经听够了美国加征关税的消息，按照现有美方公布的加税，他开办的旭日家具公司出口美国的产品所占份额可能从90%降至不到三分之一，“我们的主要对手是越南，（美国之前宣布的）10%关税尚不足以产生多大影响，但后来25%的关税令人担忧，美国顾客可能不得不接受更高的价格，”杨先生告诉彭博社，“一年来，美国传来的负面新闻虽尚未转化成产量的急剧收缩，但已导致意料之中的逐渐放缓。”

　　和杨老板一样，中国制造业聚集地之一的珠三角企业主们最关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前美国财政部中国事务官员戴维·洛文杰说：“10%关税是个临界点，一旦超过，（中美贸易）混乱就会呈几何级数增长。”但中国具有远比美国完整的产业链与欣欣向荣的科研开发体系，制造商正在寻求通过多元化销售，即向其他海外市场和国内消费者销售的手段来进行调整，回旋空间依然很大。东莞贝克完美家具公司创始人李水清说，大家感受到国际经济放缓带来的“冷风”而转向国内市场，像家具行业推迟扩张计划，避免新的投资，“但这不是生存问题，只是经历一段艰难时期。要保证银行存款安全，而不是投资股票或房地产。困难时期，人要保守，不会扩张，也不会投资那么多”。

　　尽管如此，支撑中国企业渡过难关的信心仍然强大，那就是中国对供应链的主导。隶属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公司、专门研究供应链数据和分析的磐聚网公司表示，美国在家具、电子元件、家用电器和网络设备上最依赖中国。悉尼科技大学澳大利亚-中国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詹姆斯·劳伦斯森说：“供应链很难动摇，中国的规模、交货速度以及与中国市场的亲密关系，使中国成为首选的中心。我不认为美国的关税——即便是25%的关税——会颠覆这一地位。”最典型的是深圳吉力达公司生产包括手机及手机配件在内的产品，年销售额1.5亿美元，其中约五分之一销售额是在美国市场上获取的，39岁的创始人于安迪把特朗普加征的10%关税加到产品价格上，即便25%的关税生效后，他还会这么做，“哪怕美国市场的销售额因此下降了20%，我们也可以调整销售战略，扩大在东南亚、非洲和拉美的业务，这很容易就可以弥补损失”。

　　与中国老板“英雄所见略同”的，还有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首席执行官达伦·伍兹，他不相信贸易摩擦“毁灭一切”。事实上，自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温后，当多数美国公司将眼光投向别处，避免关税威胁之际，这个世界最大的油气上市公司却在伍兹强力推动下积极做起中国生意，而他的赌注下在中国猛增的液化天然气需求上，将在广东建设首个中国储运公司，具体方法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莫桑比克等地增加超冷却天然气产量，同时通过在中国开设首个进口和储运中心来创造中国对这些产品的需求，“确保几十年里埃克森·美孚液化天然气能有稳定销路”。伍兹的手下透露，该公司在2018年必须完成的“战略任务”是建立中国客户名单，“中国天然气需求增长很快，目前进口年增长超过10%，这是由于政府的气化项目以及石化等工业领域的需求增长”。微妙的是，全球化帮助埃克森·美孚避开双边贸易摩擦，像它在巴新、莫桑比克开办的大规模液化天然气项目，不用承担中国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而对美国天然气实施的10%的关税。埃克森·美孚并非异类，美欧跨国公司反倒因特朗普的“片面关税壁垒”，加快落户中国的步伐，目的是避免高额关税和运输成本，最具震撼力的莫过于特斯拉公司在上海开办汽车和电池制造厂，而中国政府对这些项目的支持，也驳斥了特朗普政府有关“中国封闭市场”的指责。

几乎所有问题都能谈妥

　　如果跳出贸易摩擦本身，可以发现，自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大国关系中的竞争因素逐渐大于合作因素，而这又和掌握美国权力的“华盛顿新一代”密切相关。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院长包道格强调，近两年自己与美国政府现（离）任官员举行研讨会时，产生一种深刻的印象——“一个重要的时代里程碑已经离我们远去，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在美国政府的各个机构中，不论是哪个党派，那些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打交道的人都已退休，取而代之的是年轻得多的官员，没有人还记得作为中美关系基础的三个公报，这些年轻官员没有目睹邓小平在外交上’韬光养晦’的低调态度，没有看见中国人如何自我革新”。

　　事实上，组成特朗普政府基本队伍的在职官员，在与中国相关的问题上只工作了十来年甚至更短时间，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始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不是1972年尼克松与一个被封锁包围的国家建交，“其背景不是尼克松寻求对抗苏联，同时让美国从越南战争中脱身的中国，而是一个强大、日益崛起的中国”。这十年里，他们经历的事情包括：美国商界对来自中国的竞争恐慌越来越大，过去几十年里多次游说政府和国会、寻求与北京建立良好关系的长期商业联盟被那些市场失败者所淹没，导致发言权主要留给了批评者。

　　包道格批评道，薄弱的历史记忆对美国来说不是新鲜事，美国的选举周期和前瞻性文化强化了一种倾向，那就是总要求对方“你该为我做点什么”，而不是“我们如何在过去合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这种蛮横而主观的思想导致美国在国家长远利益方面失去更多。总体而言，主管的美国官员不了解中国，也对中国失去了耐心。如果再加上一位急躁的领导人，那是一种危险的组合。包道格强调，在贸易问题上，美国不能简单地指责中国的所作所为，“相反，那些认为必须避免冲突和处理好分歧的美国人应寻求利用政策工具来推动已经部分敞开的大门，例如被北京列为目标的国内经济改革和推进国际自由市场。手中掌握美国未来的年轻一代官员们需要在思维上有真正的改变，才能确信除了对抗，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还有别的选择”。

　　而被特朗普挤出美国国务院的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苏珊·桑顿）也认为，“如果美国找不到与中国合作的道路，我们将迎来极其困难的未来”。董云裳，1991年进入美国国务院工作，是专门负责中国问题等的职业外交官。2017年3月，在蒂勒森担任国务卿时出任代理助理国务卿。然而，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对华强硬派攻击其“对中国软弱”，时任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芬·班农公然宣称“要将董云裳逐出国务院”，2018年7月，陷入孤立的董云裳不得不提前辞职。

　　董云裳指出，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后，陆续实施了对华强硬政策，“这纯粹是瞄准中期选举、面向美国国内发表的文件，对美国利益毫无帮助”。至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力崛起的担忧，董云裳表示：中国拥有长远目标，结果有可能超越美国，但我不认为拥有取代美国的目标。中国当然（对美国来说）一直是“竞争国”，但我不认为是修正主义势力。美国过去奉行的对华“接触”无非就是对话，我们对世界各国都是这么做，符合我们的利益。中国与苏联不同，美国没有能从经济上孤立中国的国际机制，两国经济日益密切联系起来，将美国经济从中国分离出来，美国自身将会破产。

　　她特别提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改弦更张，日本政府已表达同中国改善关系，“从竞争到协调”，“我赞赏日本意识到不可能孤立中国，所以朝务实的方向迈进。期望美国也能走向同一方向。美国现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错误的方向，美国社会在分裂政治下变得情绪激烈，认为向对方让步一英寸也是错误的。但我认为，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找到共同利益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