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德之囚”，让“伊斯兰国”重生？
自10月9日土耳其对叙利亚库尔德控制区（罗贾瓦）发动“和平之泉”军事行动后，处于两个冤家之间的美国显得异常尴尬：撤军，被“反恐伙伴”库尔德人及国际舆论斥为“不义”，不撤，被北约盟国土耳其批评“无信”。但比“双面胶”处境更棘手的是，由罗贾瓦监押或控制的原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人员及其家属存在外逃风险，“这些人在潜伏方面很有经验，能在最不利条件下存活。随着土军进攻导致的统治秩序混乱，一定会有人逃走，他们会去找地下组织，继续给地区和世界和平造成危害。”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专家托马·皮埃雷如是说。
挖地道压倒看监狱
“城里尽是瓦砾堆，可人们却忙着挖掘地道，甚至在拉卡出现代理防炮洞的地产中介。”在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本·哈伯德与艾弗·普里克特发自叙利亚前线的报道里，充满着“后现代”般的荒谬，从阿勒颇延伸到哈塞克的M4公路沿线，由于美国抛弃和土耳其出兵，无论库尔德官员、阿拉伯民兵还是当地平民都没有长久打算，“和任何人做交易，只要能保存实力”。伴随着周围不时响起的枪炮声，属于罗贾瓦高层的曼比季军事委员会成员谢尔万·达尔维什告诉外来的访者，“这片难以平静的土地上，最宝贵的是秩序和稳定”。
皮埃雷认同这一点，他担忧因土耳其对罗贾瓦的“习惯性敌意”给世界安全造成风险，“失控的‘恐怖囚徒们’是一连串定时炸弹”。以2019年3月以库尔德武装人民保卫军（YPG）为骨干的叙利亚民主军夺取幼发拉底河畔的巴古斯镇为标志，在叙利亚与伊拉克交界处“立国”五年之久的“伊斯兰国”宣告瓦解，7万多名恐怖制度下的“遗民”被送到叙东北部的13个营地里集中，其中约一万人是非叙利亚公民，他们的祖国（主要是欧洲和北非）毫无接回之意，长期看管的负担甩给了罗贾瓦，而且这些人至今未完成身份甄别。根据美国军方和中央情报局的要求，罗贾瓦还把8000名被控为“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人关入监狱，其中包括800名外国人。罗贾瓦的民事官员阿卜杜勒-卡里姆·奥马尔说：“有数以千计的极端分子及其家人生活在军事和政治不稳定的地区，国际社会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他曾试图说服西方国家遣返他们的公民，但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了。
在靠近土耳其的日梅兰、塔尔·巴达尔、艾希·沙达迪，只要有美军撤离的地方，就会出现成群结队手持铁锹、推着绞车和独轮车的人，既有民主军，也有民兵性质的公安部队（Asayish），他们忙着挖掘数百条地道，为可能发生的大战做准备。哈伯德和普里克特注意到曼比季近郊的主路上，每隔几百米就有一条大到足令战士穿过的新地道，达尔维什说，“一旦未来遭到（土军）袭击，这些地道可以起到防御作用。这是我们的防务计划的一部分”。这位官员若有所指地提到，随着大量兵力人力转移，看管“危险人群”的力量明显削弱了，“我们解放‘伊斯兰国’控制区才半年多，位于‘恐怖心脏地带’的好几万人从未甄别完毕，情报和内卫机构也没有实现将他们完全隔离，而且大批极端组织的散兵游勇继续在该地区活动，并竭尽所能发动袭击”。就在土耳其发起进攻那些天，阿勒颇省和拉卡省的恐怖袭击明显增加，一个边境城镇的当地军事领导人所乘汽车遭炸弹袭击，拉卡城一名部落首领在街头遭枪杀。而在一个检查站附近，一名枪手乘7名警卫睡觉时开枪打死了他们，有证据显示“伊斯兰国”系幕后黑手，“他们都想破坏这里的安全，以帮助同伙逃走”。
不想被遣返的人
时年31岁的突尼斯人乌姆·巴拉是一名被罗贾瓦逮捕的原“伊斯兰国”外籍雇佣兵的妻子，面对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安东尼·劳埃德，她说：“我们已经被调查并被认定没有犯罪。”他们夫妇及四个孩子是2017年一起被抓的，然后分散关押在艾因·伊萨和科巴尼。“我是听从圣战召唤来到叙利亚的女人，因为目睹‘伊斯兰国’暴行而震惊，但我不敢表达离开的意图，因为丈夫经常说‘伊斯兰国’对不忠者的惩罚是严厉的，有火刑、石刑，而且来打我们的武装也饶不了我们。”
被捕后，丈夫和妻儿分处两地，巴拉成为科巴尼难民营中负责为雇佣兵家人与罗贾瓦协调的工作人员，像许多“伊斯兰国”雇佣兵妻子一样，她也不愿意回家，“对于我的选择，我宁愿留在叙利亚，而不是回国坐牢。”但她的言语中似乎流露出对丈夫的某种幻想，因为他所在的艾因·伊萨集中营已处于“三不管”地带，受土军进攻，民主军和民兵都跑散了，而叙政府军也没有力量顶上去。“‘伊斯兰国’失去地盘，绝不意味着失去破坏力，只要有混乱的地区，他们就能死灰复燃。”皮埃雷如是说。
据伊拉克政府顾问、“伊斯兰国”问题专家希沙姆·哈希米介绍，负责收容“伊斯兰国”俘虏的是罗贾瓦公安，“它致力于民主军控制区的稳定，一旦民主军觉得安全局势稳定，就会把占领的城区和俘虏移交给公安，然后把兵力集中到前线”。公安部队的政审并不严格，主要官员由库尔德人出任，队伍里有阿拉伯人、亚述人、雅迪兹人，“在俘虏营里，阿拉伯人承担了主要警戒任务，但签发释放证和陪同美欧情报顾问的基本是说库尔德语的官员”。
以看押“伊斯兰国”俘虏最多的拉卡省公安为例，截至2018年，他们约有3300人，其中一半受过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培训，人员比例上，80%是阿拉伯人，其余20%则是库尔德人。拉卡省公安发言人伊德里斯·穆罕默德介绍，联盟给公安战士提供7-10天的培训，包括急救、武装冲突法规、设立和维护检查站、暂时拘留、轻武器基础培训。拉卡公安负责人艾哈迈德·阿卜杜·哈拉夫称，这些培训包括几个科目。“第一阶段的培训是道德伦理方面的。第二阶段则是如何对待战俘和平民。第三阶段则是如何处理地雷，接下来的第四、第五和第六阶段都是关于医疗救援的。”曾接受联军培训的亚西尔·伊斯梅尔·哈米斯表示，“我参加的文化课里，以摆脱旧思想（宗派主义），学会如何与民众相处，以及看押犯罪嫌疑人为主”。
“作为民主军的后备部队，我们时刻准备打击恐怖主义，尤其在难民营里，我们设置了专门的出入境流程，在难民营中逮捕了不少‘伊斯兰国’分子。”关于甄别的情况，伊德里斯拒绝谈论太多，但劳埃德从一个自称“海伦”的“伊斯兰国妇人”口中得到了些答案。实际上，嫌疑分子被抓获后，都会被有美国或英国情报顾问协助的罗贾瓦公安实施审讯。现年24岁的“海伦”描述了这一过程：“我被抓后，被两名美国人多次抓走审讯。”她的金发、白皮肤和蓝色眼睛在营地里与叙利亚家庭很不协调，她笑着说：“这是个惯例——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他们问我的问题跟你问的差不多。”面对审讯，被捕者至少要解释自己如何接受极端思想，通过什么途径来到叙利亚战地及其与周边人员的关系。
“海伦”回答了自己如何接受瓦哈比激进思想，当时作为一名17岁的新娘，带着4个月大的婴儿，跟着车臣籍的“圣战者”丈夫来到拉卡，2016年，他的丈夫在巴尔米拉战死，“我发现自己与恐怖组织的关系无非是年少无知和想归属于某个地方的愿望，我讨厌我的丈夫，他把我坑了。你怎么想我都可以，但我不认为自己是恐怖分子。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在年轻时做出一些糟糕决定的人，而我现在不得不为此付出一些沉重的代价”。
事实上，俄罗斯积极介入罗贾瓦同土耳其的冲突，派遣宪兵随同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军进驻库尔德人撤出的地区，俄宪兵对那些关押着俄籍极端分子和家属的地点高度重视，并试图搞清他们的身份并寻找机会将其遣返回国。但海伦不希望回国，“我的一些朋友选择接受遣返，回到俄罗斯，但我不。每当俄罗斯的家人打电话联系，我都说更愿意在沙漠中赎罪而不是被遣返。”她凄惨地笑称，“我有帐篷，我有食物，我有水——我还需要什么？真的，我只是对自己感到恶心，对我的处境感到厌倦，讨厌我在17岁时做出的愚蠢的决定。”她说话时蹲在沙子里，一头金发、蓝眼睛的孩子蹲在她膝盖边。
动荡的时局，不想遣返的俘虏，再碰上自顾不暇的警卫，“库尔德之囚”的危机正愈演愈烈。法国《世界报》记者阿朗·卡瓦尔发现，罗贾瓦公安的稳定性正受到经济和安全因素影响，“因为土耳其攻击，国际联盟根据‘坚定决心行动’付给罗贾瓦公安的津贴（Stipend）变得时断时续（约合每人每月107美元，用叙镑结算），而由于战乱和土匪焚烧麦田的影响，罗贾瓦各地民事委员会支付给公安的那部分工资也保证不了”。新美国安全中心中东安全项目研究员尼古拉·赫拉斯指出，尽管关押地点的栅栏门还有看守，但监规纪律已受到破坏，“我们不能对可怕的前景盲目乐观”。
从法律角度看，罗贾瓦手里的“恐怖囚徒”是谁也不乐意接收的“烫手山芋”，这更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赫拉斯称，罗贾瓦没有正式法律承认，因此没有外国领事机构存在，库尔德人所做的法律和法庭判决最终可能不会被叙利亚宪法所承认。此外，在原“伊斯兰国”控制区出生的儿童没有证件，他们的最终国籍甚至可能无法明确界定。
更麻烦的是，即使“伊斯兰国”里的外籍雇佣兵能被原籍国遣返，但有些人也无法被安全遣返，“例如利比亚人、也门人或阿富汗人——那里没有权威的政府，他们能在哪里申请庇护呢？谁会考虑接纳他们呢？罗贾瓦当局甚至没有能对话的负责任的国际组织”。拉卡市议会的联席主席莱拉·穆斯塔法说：“国际社会必须更多地参与这个问题，‘伊斯兰国’外籍雇佣兵和他们的家属是从外国来到这里的。因此，帮助他们离开是国际社会的责任。”
“一发子弹就能控制两千人”
出生于叙利亚的华盛顿全球政策中心“非国家角色”计划负责人哈桑·哈桑指出，“腐败和混乱”为“伊斯兰国”卷土重来构成了理想环境，“极端组织的新战略与其2008年在伊拉克失败后所采取的战略相似，当时他们在伊拉克遭受的失败要比今天更为严重，因为今天的失败只源于多国共同打击，而之前的失败是当地部族起义，反对极端主义迫害。作为回应，‘圣战者’正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展开暴力不断的秘密行动，专门针对权力机构及其所在地，旨在削弱它们并阻止居民建立可替代的管理机构”。在叙伊接壤的幼发拉底河流域，“伊斯兰国”提出的口号是“一颗子弹对准占领者，9颗子弹对准背教者”，也就是说它集中打击当地任何谋求长期统治的势力。据称，罗贾瓦境内又开始出现“伊斯兰国”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的讲话，后者声称“伊斯兰国”可以失去领土，但它将会像之前那样重生。
哈桑·哈桑表示，“伊斯兰国”靠潜伏的小分队保持活跃。叙利亚每周都会发生针对平民或安全部队成员的袭击，“他们会袭击村里的头面人物，威胁全体居民。但他们不是对所有居民无差别地实施恐怖行为，而是袭击跟政府有关系的人或当地的实力派人物。一发子弹就能控制两千人”。哈桑·哈桑还强调，逃脱打击的“伊斯兰国”分子重组了两个独立组织，其一是由千余名“圣战者”及其家属组建的“多省运动”，分布从叙利亚阿布卡迈勒直到伊拉克迪亚拉，这些人一般出身“伊斯兰国”的特工部门，在“伊斯兰国”活跃期蛰伏下来，没有参加战斗，因而叙武装和民众都不认识他们，“有些村子白天是政府掌管，晚上被‘伊斯兰国’统治。安全部队要撤走的时候，‘伊斯兰国’袭击安全部队，屠杀并勒索与部队合作过的家庭，部队里的腐败分子把配合过部队行动的家庭名单交给‘伊斯兰国’。民众不想和‘伊斯兰国’合作，但出于害怕，别无选择”。
另一个组织叫“遗迹”，由约2000名“圣战者”组成，其中99%的身份信息是被安全部队掌握，他们大多是叙利亚人，活跃在几个“死亡三角带”——横贯哈塞克省、代尔祖尔省和阿勒颇省的山区，“圣战者”经常撤退到这里，还有更南边的公路便于转移，“他们占领荒村，作为生活和训练基地，不插旗。十几人一组，没有电话。女性和老人负责他们和外界的联系。他们坐摩托出行，可以来去各处却不会被联军飞机定位，飞机不会轰炸这么小的目标”。这些人消息灵通，能从罗贾瓦公安的败类中搜集信息，在合适的时机里发动突袭，搭救同伙，壮大队伍。
叙利亚民主军高级官员雷迪尔·塞利勒说：“‘伊斯兰国’拥有自己的网络、通信手段和中央司令部，他们非常享受目前叙利亚混乱的局面。”事实上，“伊斯兰国”残部已从失败中学到了很多，它在地理上变得更加分散，以避免成为容易攻击的目标，但暗中积聚自己的力量，以避免引起决定性的反应。塞利勒指出，通过分析几次被粉碎的越狱暴动，发现“伊斯兰国”试图把“基地”组织成员一道救走，这反映出昔日存在竞争的极端组织希望合流，壮大“圣战运动”，“相比之下，各国反恐力量却在自相残杀”。
大多数专家一致认为，如果不采取积极措施解决叙利亚等中东战乱国家的宗派主义、好战倾向、社会不公和社会排斥等问题，“伊斯兰国”东山再起几乎难以避免。更严峻的是，新的“伊斯兰国”如果形成气候，将是比2014年第一次崛起时更有经验，是一支跨越全球和有机整合的政治恐怖势力，“利比亚、西非、埃及、也门、阿富汗、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地方的派别将协同行动，使‘伊斯兰国’的降临成为真正的全球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