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尾将军”落子“中国棋局”
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很多精力放到抗疫、外交和经济复苏方面，但对传统“硬实力”——军队并未放松。
作为贯彻拜登治军理念的负责人，五角大楼首位非洲裔掌门人——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如何号令三军，为维护美国全球霸权提供能力支撑？特别是拜登团队继续延续前任政府“视中国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的大格局下，这位“军方大佬”又会如何下棋落子呢？
加剧中国“和平困境”
奥斯汀作为美国国防部长的首次外访，都放到中国的邻居身上。3月16日至17日在东京参加美日外长、防长共同出席的“2+2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会议”，17日至18日在首尔又同韩国召开同样规格的“2+2”会晤，然后奥斯汀于3月20日飞到新德里参加美印军事安全会议， 3月21日他又降落在喀布尔，与阿富汗政府商讨美军在此去留的相关安排。
美国“野兽日报”网站特意绘出奥斯汀的“礼拜访问”抛物线，活脱脱给中国来了一圈“C形包围”。“当美国没有足够的经济、外交和文化‘软实力’来平衡中国崛起的时候，军事‘硬实力’就变成最主要的依靠了。”按照新加坡外交部前副部长比拉哈里·考西坎的看法，拜登智囊团里恐怕没人比奥斯汀更清楚该如何去做，作为前奥巴马政府“重心向亚洲转移”的军事战略主要设计师，当年一手主持美军撤离伊拉克并向亚太转移的奥斯汀就为这项政策做深入细致的辩护，并为它的延续提出强有力的理由。
事实上，美国历届政府都觉得必须强调其各项政策与前任如何不同，当年奥巴马如此，特朗普亦然，拜登也不例外，但这绝非简单的“否定之否定”。当前拜登的亚太政策基调越来越倾向于——制定和执行美国外交政策时，将亚洲置于更核心的位置。这样的战略将要求美国摒弃“中国优先”或“G2中美国”之类的方针，代之以将对华战略纳入更大的所谓的“印太”框架内，该框架推动与该地区各国的关系——包括中国。
耐人寻味的是，新美国安全中心在2020年1月28日发布了《迎接中国挑战：在“印太”恢复美国的竞争力》的报告，这份应五角大楼之邀所制作的报告提出应对“中国挑战”的六大基本原则和94条具体政策建议，核心思想是维持美国在所谓“印太”的主导权，不仅依赖自身军事存在，更依赖于其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该报告中一个章节里，提到推进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发展安全网络，“美国应支持深化日澳安全关系，敦促其最终达成互惠准入协议；聚焦‘第一岛链’内的海洋形势，推动实现美日澳情报共享；推进美日印发展三边军事演习和联合防务；把推动美日韩三边合作重返正常轨道，列为优先考虑事项。美国还应考虑，吸引欧洲强国参与印太地区安全网络的可行性，比如，与法国和印度合作成立一个新三边联盟，可在西印度洋共享中国军舰的行动情报”。更恶劣的是，报告里支持印度在军事上给中国制造困境，“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危机、冲突时期，印度都有潜力在军事上制衡中国。美国不仅应给予印度《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豁免，还应支持印度更多投入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更多发展柴电动力攻击潜艇，促进印军从专注领土防御转移到远程打击、电子战、网络战等多域作战，并帮助印度改善从印巴边境到与中国接壤边境之间的军事交通设施等”。综合日韩印三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奥斯汀几乎完整地表达了上述主张，例如在印度，他向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明确表达了为印度提供“全面和前瞻性的国防技术支持”的态度，涉及先进军事平台销售、战略情报共享、后勤支持等等领域，继续加强美军所谓的“印太”司令部、中央司令部、非洲司令部和印度军方之间的合作，尤其是达成了美军将前往喜马拉雅山脉同印军实施高海拔联合训练的计划。而印度刚刚在那里同中国发生边境摩擦，局势刚刚得到管控。
尽管美国近年来的国防预算站到6000亿美元以上的高位，但衰退泥足的经济，尚未控制的疫情，都造成维持“全球性力量存在”的庞大军队都不具有持续性。奥斯汀曾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美军在维持国家战略利益前提下已过度使用，主要原因就是兵力和装备不符任务想定，长达20年的对外用兵已创下美国史上最长的海外作战纪录，虽然就作战强度和整体兵力规模而言远不及冷战时期所想定的高强度冲突，但在有生力量和基层连队装备消耗上却形同一次不能重来的压力测试，让美军整体后勤保障和人事管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美国重新把中国放入威胁优先顺位，于是决心快速增强作战能力，并将过去以反恐作战为主要能力建设导向的态势，逐渐转为能应付常规局部冲突和高强度快速作战的全球战斗力，这也是奥斯汀突访阿富汗，考察撤军事宜的奥妙所在。
不叫“敌人”有讲究
直到今天，关于拜登选择奥斯汀掌军，美国政界一直存在争议，哪怕他今天以国防部长身份到访多国，仍有人对其能力持怀疑态度，一大理由居然是“对中国不够狠”。据亲近拜登的人透露，特朗普上任的四年间，一种观点在美国日益盛行，即美国应更加强硬地对待战略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但奥斯汀公开“唱反调”，批评片面将中国塑造为“敌人”，会把美国而不是中国拖入危险境地，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战略耐心”，正合拜登要把美国从新冠疫情和“退群背盟”的孤立中拉出来的心意，俄罗斯“自由媒体网”曾在奥斯汀今年1月22日正式获国会参议院听证认可为防长后指出，拜登“中途换将”，让非裔的奥斯汀出掌国防部，并非简单的“族群平衡”，顺应如火如荼的“黑命也是命”的反种族歧视运动，而是“中国威胁论”鼓吹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博弈，“华盛顿部分鹰派政客，希望推举出能更好体现自己意志的强硬人物，但拜登却不这样想”。
耐人寻味的是，迄今奥斯汀在涉及中国的措辞里，最刺激的定义也只是“对手”。那次参议院听证会上，奥斯汀承认，环顾全球，能在军事技术领域同美国竞争的对手只有中国，俄罗斯已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衰落，所以自己上台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确保中国未来不会在军事领域比美国更有优势，“永远不会让中国军队战胜美军”，但俄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瓦列里·加尔布佐夫笑称，中国有兴趣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吗？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汪遒告诉笔者，全球化时代相比冷战时代要复杂得多，很难用“敌我”简单划分国家关系，“像英语里形容‘敌方’的用词有‘enemy’（敌人）和‘adversary’（对手）两个，‘我方’的用词也是两个，即‘ally’（同盟）和‘partner’（伙伴）。冷战里，苏联对美国来说是‘敌人’，但在今天，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而是‘对手’，这就反映出中美竞争与合作交织，利益与矛盾并存的现实局面”。
拜登在去年12月9日《大西洋月刊》杂志发表题为《我为什么选择奥斯汀出任国防部长》的署名文章里，盛赞他是“久经考验的真正战士和领导”，不仅提到了奥斯汀指挥过陆军60年来最大规模的后勤行动——从伊拉克撤军，这一经历有助于其在出任防长后组织庞大的后勤行动，公平高效地向美军官兵分发新冠疫苗，还提到奥斯汀作为职业军人，深知军事力量只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种工具，确保美国安全强大，需要综合利用各种手段。
媒体评论拜登选择奥斯汀最根本的原因是，两人“有着共同的信念”，比如，两人都质疑特朗普政府强硬插手中东事务的做法，都深信外交的重要性。此外，拜登还考虑到从决策团队磨合度出发，奥斯汀也是不二的人选，要知道他早年退役后进入松岛资本投资公司任职，该公司的其他合伙人就是今天的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这表明他们早有私交，共事自然顺理成章。有学者由此认定，奥斯汀对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最大认同，莫过于用“非军事手段”制造地缘优势，捆住中国的手脚，为美军调整转型、形成新一轮“战略抵消能力”争取时间，维系其有些松动的全球霸权。
伊拉克“攒业绩”
“说话讲规矩，办事敢担责”，这是所有起用过奥斯汀的领导的评价。1953年8月8日，奥斯汀出生在佐治亚州托马斯威尔的黑人家庭，他们家可是美军史上首位黑人军官亨利·弗里帕的远亲，儿时的奥斯汀也把弗里帕当成人生偶像。1971年，奥斯汀考入西点军校。1975年毕业后，多年按部就班，成了人人“叫好”却很少“叫座”的“军中循吏”。其能“脱颖而出”，要到美国从伊拉克“一进一出”之际。2003年3月，奥斯汀从机关紧急补充回老部队机步3师，当师长助理，参加伊拉克战争。为避免“久战师疲”，美军发起“单刀直入”作战，3师不顾侧翼暴露，十天内从科威特长驱700公里打到巴格达近郊。面对坚城，美军缺乏对萨达姆残军实力的准确情报，不知下一步是攻是守，偏偏平时不显山露水的奥斯汀主动抢过一个旅，发起代号“迅雷”的试探性攻击，4月5日清晨，该旅下属的M1A1坦克和M2步兵战车混编特遣队，沿8号高速公路突入巴格达城西中心区，之后向西转移，与第1旅在机场会合。此次行动取得极大成功，时任美国陆军第5军军长华莱士中将评价此次行动具有很大的风险，是二战以来装甲兵首次对大型城市的突袭行动，体现出高超的指挥技能。战后，时任美陆军部队司令部司令的丹·麦克尼尔中将在报告中给予奥斯汀高度评价，引起美军高层的关注。
之后八年，奥斯汀都因化解美军在伊作战的困局而节节升迁，尤其跟那些热衷同国会套近乎、为退役后进入政坛的战友不同，他保持低调、不苟言笑，但他善于发现下属优点和业绩，反感军事受到太多政治影响。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奥斯汀总给被伊拉克抵抗运动搞得焦头烂额的美军收拾残局，包括2011年12月15日代表奥巴马总统带走全部驻伊拉克美军战斗人员，自己亲自卷起军旗登上C-17A运输机，人送绰号“收尾将军”。
有缘的是，伊拉克战争开启了奥斯汀同拜登家族的缘分。拜登的长子博·拜登生前，在2008年10月被征召到伊拉克前线，因为和奥斯汀都是天主教徒，两人经常一起参加礼拜。2010年，已是驻伊美军司令的奥斯汀正式认识时任副总统拜登，后者不仅听取其思路清晰、有简有详的汇报，更实地探察伊拉克安全形势，对奥斯汀的镇定从容印象深刻。
2016年4月，奥斯汀在中央司令任内以四星上将退休，然后一头扎进军工巨头雷锡恩公司董事会，后又当上全美最大医院运营商之一——泰尼特保健公司的独立董事，可谓“一头夺命，一头救命”。
外界普遍分析，拜登施政的一大预期的情景将是依赖联盟体系、外交制衡、经济竞争等手段保持美国主导地位，但不等于依托强大军力维护“美式秩序”的传统被抛弃。尤其亚太方向，美国仍将利用朝核危机、南海问题等热点因素积极军事布势。奥斯汀可能延续前任继续强化亚太驻军的工作，但不是简单的增兵，而是发挥信息化技术优势，推动各军兵种编制装备改革，以“分散性、持久性、灵活性军事存在”遏制中国等战略对手，应对“大国竞争”背景下可能的高强度冲突。
但正如奥斯汀所强调的，与“对手”打交道是多元的。他的老战友、太平洋陆军司令罗伯特·布朗就提到，比起总跟解放军发生摩擦的美国海空军，美国倒是没怎么跟中国陆军闹矛盾，这就是美国陆军的“特色”，“能找到与中国军队之间的共同点，以便平心静气地就分歧会谈，如果你把重点仅仅放在分歧上，就会导致冲突，如果相反，则会产生合作”。事实上，哪怕是过去十年特朗普攻击中国最甚，中美陆军就进行了多次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交流训练，布朗曾告诉美国兰德公司防务分析师德里克·格罗斯曼：“竞争并不一定酿成冲突，任何有理智的人难道会想要（美国）与中国发生战争吗？这会是丧失理智的行动，会毁掉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顺便说一句，布朗是奥斯汀在伊拉克的老战友，两人私下里都互为知己，因此我们有理由对这位“收尾将军”的后续施政“且行且观之”。(撰稿 吴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