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抗疫趟过最吃劲阶段了吗？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基层医院里通常弥漫着漂白剂的味道，但印度安得拉邦的卢伊亚（Ruia）医院却到处都是一股恶臭难闻的积水味。来来往往的担架车在绿色墙壁上留下深深的刮痕，地板上到处是剥落的油漆表面，巨大的人流量和车流量使其变得高低不平。但多年来明显的长期资金不足无法掩盖这些通道里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的关爱和同情心。卢伊亚医院位于安得拉邦吉杜尔区，如今已住满了病人。在印度发生新冠肺炎大流行病时，这家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ICU）只有15个床位，但这两个月，由于医院的所有病房都被改造成高依赖病房（HDU），重症监护病房的床位数量增至85个，达到这所医院的最大负载量。
自2021年4月以来，印度新冠疫情一路飙起。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模型预测，到8月1日，印度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可能达到百万之巨，哈佛全球卫生研究所所长阿希什·杰哈评价：“这些数字让人崩溃，要知道，现代社会还没有出现过感染达到顶峰并自行下降的情况，我们需要通过干预来扭转局面。”换句话说，印度如果以莫迪当局的首席流行病学家贾亚帕卡什·穆利伊尔的理论，坐等其60%的人口被感染来实现群体免疫，阻止病毒，“这将意味着数百万人死亡，这不是可以接受的结果”。
权宜之计引恶果
在杰哈眼里，这场悲剧存在奇特的悖论——“新德里一开始做的是对的”。2020年1月30日，印度卫生部门记录了首例新冠肺炎病例，位置在南部喀拉拉邦，属于国外输入，素以作出重大决定来应对复杂挑战闻名的莫迪政府旋即发布旅游警告，同时在全国主要机场采取措施，防控输入型病例。3月24日晚8时，总理莫迪在黄金时段对全国发表有关新冠病毒的电视讲话，此刻国内只有约550例确诊病例，许多老百姓认为自己早已生活在频繁接触各种病菌的环境里，足以让个人免疫系统对新冠病毒产生抵抗力，但总理警告，新冠病毒“甚至让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陷入无能为力的境地”，“除非印度能够打破感染链，否则我们既得的社会经济进步将倒退数十年”。有鉴于此，莫迪下令对印度14亿人口实施全世界最严格的封锁措施之一，“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的21天里不要走出家门。谈到将在不到4个小时后，也就是午夜时分生效的禁令，他说：“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出路。”
严厉的封锁，纯粹是在不加警告下实施的，政策考虑背后没有科学配套措施，这符合莫迪高度个性化、手腕强硬的领导风格，包括物流、制造业、公共交通和大部分医疗服务在内，印度几乎所有经济活动瞬间休克。德里大学副教授普贾·夏尔马形容，这场危机同时威胁到生命和经济，并给印度国家前途带来空前的不确定性，“它的死亡人数一度少于处于疫情震中的美国、巴西和欧洲，尤其它是少有的采取‘全国禁足’政策的西式民主大国，其防控成败已超出公共卫生范畴，更带有‘制度竞赛’特征”。
回头看，与东南亚国家如中国、韩国、新加坡等不同，印度的全国隔离措施几乎就是权宜之计。起初为期21天，始于2020年3月25日午夜，后延长至5月3日。整个过程充满摇摆，中央联邦政府和地方邦总在封锁尺度与医疗资源分配上讨价还价，在维持最困难人群生计与防止病毒人际传播上的游移，特别是最紧要的——积极的大规模病毒检测——始终未见动静，症结就在于这会给印度脆弱的公共卫生后勤和经济造成过大的负担。从2020年3月至5月，印度政府一直以划分热点区域（Hotspot）的方式延缓疫情蔓延，热点区域内实行全面封锁，商店、学校等公共区域禁止人员走动。热点区域外，则关闭工厂、停止交通。6月30日，莫迪政府颁布“解封2.0”政策（Unlock 2），从7月1日起进一步解封，恢复国内飞机、火车等交通运输方式，夜间宵禁时间由原来的10小时缩减为9小时，国内交通全面恢复，学校、影院、体育场等容易造成人群聚集的场所继续关闭。鉴于印度是多民族国家及密集的人口现状，完全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意味着数以千万计的贫民将失去生活来源，这是印度为了提振经济，不得不做出的“妥协”之举。
是延缓，不是围歼
本质上，莫迪政府接受了延缓疫情流行高峰的策略，让病例增长速度慢一点、幅度低一些，尽量不要使医疗系统过载。毕竟，印度多年未在医疗保健中有效投入，2016年，印度对医疗领域投入的资金只占其GDP规模的3.7%，是全世界排名垫底的25个国家之一，印度每11082人中仅有一名医生，这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医患比例的10倍以上。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人类发展总体表现中，印度2019年的得分为0.647，在18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9位。印度如此薄弱的医疗卫生系统，还多半掌握在私人手里，政府倾向于让中高收入群体依靠医疗保险，可这张人道主义网络却根本顾及不到广大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农民。
印度试图用有限资源与大流行的病毒作斗争，采取的方法是——封锁之后，在各地增加针对流感患者的“前哨筛查”，并通过医院诊断了解是否存在社区传播。“我们不能像中国那样大面积地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因此只能有重点地开展检测。”夏尔马透露，印度在2020年疫情第一阶段的日检测能力是约15万份样本，仅比封锁刚开始时高出1000份左右，是人均检测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从第一例确诊病例见诸报端后，印度就该加强检测能力，我们有资源，却没有提前做计划，最终还是失去了早封锁带来的收益”。截至2021年5月22日，印度的日检测能力达到210万份（政府检测实验室1242个，私人检测实验室1273个），为疫情发生以来最高，但与高企的抗体阳性检出率和潜在感染群体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印度新冠疫情——以及死亡人数——的真正规模可能要大得多，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娅·斯瓦米纳坦指出，印度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是现公布人数的20到30倍，那就是印度当下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可能已达3.5亿-5.3亿，“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印度是检测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这既是因为印度国内的病毒检测能力有限——特别是在目前病毒大肆传播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也是源于政治上的压力，后者要求限制病毒检测数量，以使官方统计的病例数保持在较低水平”。
很显然，这套缓疫措施只能以印度相当比例的公民通过感染获得免疫，来使疫情得到缓解，但代价是延长了疫情的流行时间，这和中国“围歼式抗疫”——致力于完全遏制病毒传播，将传染源完全消灭、将病例归零——有着天壤之别，“如果（印度）采取中国式措施，就要考虑一直坚守，直至人口中有高比例的人都打上了疫苗。”一位参与中国疫情防控的疾控系统内专家曾分析，这对印度来说颇有些“可望而不可及”。《印度快报》披露，印度中央政府从4月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扩大新冠疫苗接种规模，从4月1日开始为该国45岁以上人群接种疫苗，5月1日起向所有18岁以上成年人开放接种。不过，受原料供应短缺等影响，印度不少邦和地区疫苗存货不足，新货又迟迟无法到位，首都新德里以及马哈拉施特拉邦等疫情严重地区不得不推迟原定5月初开始的新一阶段疫苗接种。英国牛津大学“用数据看世界”网站统计显示，截至6月4日，印度国内累计接种新冠疫苗2.24亿剂。
没有安全网的国家
《今日印度》周刊发现，今年这一波疫情主要发生于大城市，病毒由于数百万临时工流动得以加速传播，像奥迪沙邦报告的病例中，这些临时工就占据了80%左右。法国巴黎东马恩拉瓦莱大学讲师卡特琳·布罗斯解释：“印度有大量从事非正式工作的人口，唯一的保障就是自己的家庭。对这些人而言，印度是个没有任何安全网的国家。”在最大城市孟买，贫民窟是感染率最高的地方，在这些贫穷社区，52%的人依靠非正规行业来就业。这些人的工作只支付现金，他们日复一日地靠基本必需品过活，布罗斯说：“莫迪不能长期把人封锁起来。这意味着他们失去工作和金钱，也意味着他们会挨饿。人们需要帮助。”像孟买贫民窟自疫情开始发生以来，谋杀、袭击和偷窃事件的比率已大幅下降，但2020年3-5月第一轮封锁期间的暴力事件引起当局的关注：人们从商店买回来的东西成为抢劫目标，“这就是封锁措施不可持续的原因，不管莫迪政府采取任何措施，社会弱势群体都将受苦，能改善他们生活的结构性改革却需要时间，莫迪无法在三个月内解决几十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难怪“解封2.0”政策之后，最贫穷的人别无选择，只能冒险出门。有一句口头禅是，新冠病毒并不歧视任何人，但这只是部分正确。日本投资银行野村证券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疫情正在加剧印度国内的不平等问题，最贫穷人群死亡的可能性是最富有人群的三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洛佩斯·卡尔瓦说：“任何人都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但相对富裕的人更有能力保护自己。”虽说新一轮疫情主要发生在印度中产阶级和中上阶层，但有能力的都飞去迪拜、马尔代夫、英国避难了，中产阶级在家也能工作生活，对经济条件不好的人来说，感染新冠更容易陷入绝望，没法出去打工、做小生意也困难，再得个病，经济就更加困难了。在印度，最贫困群体也得到了财政援助，但在这个只有38%人口拥有银行账户的国家，现金必须当面移交，这使得人们在银行里排起长队，许多评论人士认为这导致印度的高感染率。
新德里、孟买和艾哈迈达巴德的批发市场有很多商贩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但官员们拒绝关闭市场，担心会扰乱食品供应，“贫困家庭每天都去这些市场，这些市场非常狭窄，没有控制措施。然后他们回到自己的住所，他们与几代家人一同住在狭小的空间，每个人都会感染上病毒。”卡尔瓦说。前文提到的卢伊亚医院的几英里外，就是安得拉邦吉杜尔区人口最稠密的贫民窟，那里错综复杂的斜巷住着该市一些最脆弱的社群，标志着他们绝望境地的是挂在无数窗户上的简易破旧红布，这些破布是家庭苦难的一个象征。它们是生活在赤贫之中的数百万家庭的呼救声。难以维持生计的家庭无路可走，只能向外界发出信号，表示他们需要帮助。
目前激增的病例让印度进入紧急状态，医院不堪重负，氧气和医疗物资严重供应不足。同时，印度的新冠疫苗也陷入短缺，尽管是世界领先的疫苗制造国，莫迪政府在2021年3月还自豪声称是“世界药房”，但截至6月初，注射疫苗者刚超过2亿人，对于近14亿人口的印度来说，接种比例还是太低。
“神”加重着灾难
新冠疫情发生，让大量印度民众在失业和低收入中挣扎，但巨富阶层的身价却在不断上涨。《印度教徒报》报道，1%最富的人口，拥有印度全国财富的一半以上，而全国一半以上的穷人仅拥有全国财富的约4%。截至2021年4月，印度赤贫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0%以上，这个巨大的人群难以维持温饱，且生活在缺乏卫生设施的环境中。
由于贫富差距悬殊，印度医疗体系也呈现两极分化的状态：一方面，某些医院的医疗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另一方面，医院人力、设备和药物不足，农村人口看不起病。从世界排名来看，印度妇女劳动参与率略高于中东的也门、约旦、伊朗、叙利亚等国，在南亚地区排名最末。2020年，受疫情冲击，印度女性失业远较男性更严重，高达18%。而贫困家族的生存问题，又导致童婚、人口贩卖大幅激增。印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凯拉什·萨蒂亚蒂称，其成立的儿童保护基金会在2020年4至9月间解救出近1200名被贩卖的儿童，在2021年春天，他们又解救了不少于300名。
印度是世界上文盲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年人文盲人口超过2亿。这让印度进行现代医学抗疫面临巨大挑战。不少印度人信奉自己的神，觉得有自己的神保佑，病毒并不会感染他们。不少印度民众“相信偏方多过信赖科学”。2020年3月至今，印度多次出现超过200人参加的“牛尿派对”，倡导饮牛尿可对抗新冠病毒，还有民众用牛粪抹脸与洗澡，以此预防新冠肺炎，而在“饮牛尿抗疫”的支持者中，居然还有一些执政的人民党（BJP）议员。更恶劣的是，在打着抗疫旗号的装神弄鬼中，高种姓人群对低种姓人群的伤害竟更加变本加厉，2020年9月14日，北方邦一名达利特（低种姓）女性遭四名高种姓男子绑架并轮奸致死，警方接报后并未第一时间开展调查并查处相关涉案人员，而是在未征得受害者家属同意的情况下趁夜火化受害人尸体。9月29日，北方邦境内再度发生一起针对达利特女性的强奸案。两起恶性强奸案及警方粗暴的办案方式，点燃了民众对种姓歧视的怒火，引发全国范围内的游行示威，继而造成更大范围的病毒传染。
随着形势的恶化，加上国内病毒检测能力赶不上病毒感染的速度，特别是由于担心被强制带到肮脏的公立医院或检疫中心，许多感染者不愿站出来，莫迪政府正事实上改变着策略，他多次告知印度人，他们必须学会和新冠病毒共存，回归正常的生活，他曾在全国性电视讲话中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冠病毒仍将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我们不能让生活的重心一直围绕着新冠病毒转。”
问题是一厢情愿没有让病毒“高抬贵手”。路透社报道，继大城市之后，拥有印度70%人口的农村地区正面临疫情威胁。相比城市，那里的公共卫生系统更为薄弱。为印度一家慈善组织提供服务的协调员苏雷什·库马尔举例说明农村地区疫情严峻，在北方邦一些村落，“几乎每两间住房中就有人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当地信息闭塞，许多人误把感染新冠当作流感。西部果阿邦政府官员说，那里新冠感染率属全国最高，最近几周，几乎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人确诊感染。由于患者数量增长过快，印度多地重症病床、氧气和药品等医疗资源告急。新德里电视台报道，印度约120万-140万临时工近期返乡，其中大多数人因为孟买和新德里等大城市“封城”而被迫回家，这犹如重演2020年“锁国”时那一幕——大批临时工带着铺盖和潜在的病毒风险，回到没有医疗保障的农村。
而在大面积传播中，印度出现的新冠变异毒株“B.1.617”已跨出国门。世卫组织已将“B.1.617”列为“引发忧虑”的变异病毒（variants of concern，VOCs），该病毒有着更强的传播性，在多个国家造成感染人数的快速增长。
印度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维贾伊·拉加万承认，“与病毒共存”概念不能“消极理解”，印度必须在抗疫最吃劲的阶段调整相关措施，他支持英国《柳叶刀》杂志的看法，那就是印度应迅速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抗击疫情——加快接种疫苗和阻断病毒的传播。首先，印度要以必要的速度合理化推进疫苗接种。增加疫苗供应，建立公平的疫苗分配系统，不仅覆盖城市，还要覆盖农村人口和贫困人口。其次，在推广接种疫苗时尽可能减少新冠病毒的传播。随着确诊病例的持续增加，政府须及时发布准确数据，使公众了解疫情的真实情况和需要采取的抗疫措施。此外，还需扩大病毒基因组测序规模，以更好地跟踪、了解和控制新出现的、传播性更强的新冠变异病毒。
如果做不到以上几点，短期内，印度很难说会趟过最吃劲的阶段。（撰稿 吴 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