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年度凶杀案”破纪录背后

　　美国新冠疫情仍在迅速蔓延。

　　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东时间2022年1月2日16时21分，美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89092例，新增死亡病例189例，累计确诊病例55049058例，累计死亡病例826005例。

　　雪上加霜的是，据美国司法部门不久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美国已有费城、亚特兰大、印第安纳波利斯、路易斯维尔、密尔沃基、波特兰等16座城市的年度凶杀案数量纪录被打破，其中六座城市更是连续两年不断刷新这一极不光彩的纪录。此外，休斯敦、孟菲斯以及奥克兰等地的年度凶杀案数量已接近最高纪录。

　　“国家已经失去理智。”佛罗里达海湾海岸大学犯罪学学者、退休警员托马斯如此评价。在他看来，当今美国民众总是“非常愤怒、一点就着”，年轻人的“火气”尤甚，他们恨不得“闹点矛盾就在脸书上约架，然后拿枪对射”。

　　要么得病死，要么被杀死！新的一年，这种情况能得到有效遏制吗？

多城破“年度凶杀案”纪录

　　“我们只是捅了那个婊子的心脏一刀！我们才不在乎呢！” 2021年年初，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查尔斯湖地区的一家沃尔玛超市内发生了一起残忍的杀人案。受害人是一名15岁的女孩，而令人震惊的是，4名嫌疑人都未满15岁，其中1人12岁，2人13岁，最大的女孩也只有14岁。

　　根据超市的监控录像，这4名女孩出现在超市厨房地区的一条过道内，并悄悄偷走了一把刀。数分钟后，这群女孩被拍到正在追赶遇害的少女。随后，其中1名13岁女孩拿着刀捅向了遇害的15岁少女。

　　行凶后，四人逃离了超市，并跳上了一辆汽车，在大庭广众之下逃之夭夭。其中一名少女对着车窗外大喊：“（我们）刚刚在沃尔玛捅了一个人！”更令人发指的是，这4名女孩不仅合伙杀害了这名15岁女孩，还在社交网络上直播了她们袭击并杀害这名女孩的全过程。

　　事发后，警方逮捕了涉事的女孩，并向媒体公开了这起案件。在新闻发布会上，地区警长托尼·曼库索表示，“对于十几岁的孩子而言，这样的行为是十分冷血的，而且整个谋杀过程甚至被放到了社交媒体上……我们的社会不能容忍这样的行为”。

　　但事与愿违的是，整个2021 年，全美多座城市不断刷新凶杀犯罪记录。在诸多治安欠佳的地区，当地民众是在恐慌不安当中辞旧迎新。

　　“校园就像‘战区’，这里充斥着毒品、枪支和暴力。”在费城西蒙格拉茨中学就读的17岁学生约书亚这样形容道。原因是他所在的学校过去12个月里共有9名学生遭枪击身亡，尤其是去年9月就有3名学生丧命枪下。

　　而这样的悲剧在费城仅是冰山一角。美国警方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18日，人口约150万的费城年度凶杀案的受害者已经达到535人，这一数字比2020年同期增长了12%，不仅打破该市1990年以来最高纪录，而且首度超过纽约和洛杉矶两座全美最大城市。

　　费城市长吉姆·肯尼对此发出感叹，每天清晨起床看到凶杀案的新闻和数据，自己都感觉“很恐怖”！

　　在人口仅95万的奥斯汀，2021年的凶杀案也达88起，刷新该市1984年以来最高纪录。而奥克兰去年发生的凶杀案数量也为近十年来最多——奥克兰警方在2021年调查了至少127起凶杀案，直逼该市1992年创下的175起的历史最高纪录。

　　但芝加哥仍是全美凶杀案最多的城市。根据芝加哥警察局1月1日发布的数据，2021年该市发生了797起凶杀案，比2020年多了25起，比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多了299起，也是自1996年以来最多的一年。其中受害者包括了芝加哥大学24岁的中国留学生郑少雄和中国博士范轶然。

　　记者注意到，美国非政府组织“刑事司法委员会”去年也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分析了美国27座城市前三季度的犯罪数据。报告显示，2021年前三个季度，美国的凶杀案、严重袭击案、涉枪袭击案、机动车盗窃案等多类型恶性案件几乎全线上升。

　　其中，凶杀案较前一年同期增加4%；严重袭击案增加3%。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上涨比率是在2020年犯罪率已经出现“空前上升”基础上的连续上涨。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浩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以凶杀案频发为代表的社会治安问题一直是美国社会的“顽疾”，其根源有四点：

　　一是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移民国家，种族矛盾根深蒂固且极易被引爆，因此相当一部分凶杀案往往和不同肤色、文化以及背景的人群之间的冲突有关；二是美国的立国理念或者说主流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其非常强调个体权利，这就导致美国的文化与价值观往往强调个人中心主义，将所谓个体的自我价值凌驾于他人和社会之上，进而引发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三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公民佩戴枪支等武器的权利，这一极具争议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四是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本质上是为少数人服务的，社会贫富分化也成为社会矛盾频发的重要源头。

　　谈及近两年美国国内凶案频发进一步激增的原因，在王浩看来，除了本质上植根于上述四大根源，还有三个方面的“共振”成为当下美国社会矛盾陡然激化的具体原因。

　　“首先，美国传统的种族矛盾被近年来非法移民数量骤增背景下国内白人至上主义思潮的迅速崛起所进一步激化。其次，美国国内白人人口占比持续下降、少数族裔占比持续上升所导致的基于不同个体的个人中心主义引发了价值观冲突和意识形态对抗，使得美国社会被进一步撕裂，难以形成共识。”王浩表示，“最后，在美国社会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社会中下层尤其是少数族裔对现状不满的情况下，新冠疫情的暴发和失控进一步加剧了他们面临的经济困境，尤其是失业率的上升成为凶杀案件激增的‘温床’。”

　　上海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林玲认为，美国凶杀案的激增实际上体现了在疫情背景下，各种社会弊病在相互交织后的集中爆发，“疫情相当于是一个催化剂，令种族矛盾、社会贫富差距、枪支泛滥，以及毒品犯罪等问题等进一步凸显”。

　　同时，林玲指出，当今美国社会白人至上主义极右翼组织的兴起及其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散播的仇恨言论与思潮也导致了冲动易怒的社会情绪，“整个社会氛围处于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这种仇恨、愤怒、不安的情绪无疑也给大众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此外，两位专家都认为，上述情况在全美各地普遍存在，因而凶杀案数量的上升不是某个区域或某些州的个例，而是遍及全国的问题。

“底层互害”

　　另有调研显示，美国疫情期间的暴力犯罪活动主要发生在有色人种聚集的贫困社区。换句话说，这些犯罪活动所体现的是美国的“底层互害”。

　　据美国《新闻周刊》称，美国多座城市低收入社区所发生的枪击暴力事件、恶性伤人事件以及凶杀事件分别要比高端社区多14起、150起和5起。一项针对芝加哥、波士顿等13个城市2018-2020年暴力犯罪情况展开的调查研究则表明，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城市暴力犯罪激增，少数族裔占比较大的贫困社区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

　　再加上对新冠疫情死亡病例的统计显示，非裔美国人因新冠肺炎导致的死亡率是白人的近2.5倍，拉丁裔和美国土著居民的死亡率是白人的1.5倍以上。

　　王浩将美国的社会矛盾总结为“上下”“左右”“黑白”这三组对立——“上下”指的是经济问题引发的阶层对立，“左右”指的是意识形态上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对立，“黑白”则是不同种族之间的对立。

　　“这三股矛盾在现实中往往是合流与叠加的。由于少数族裔一般既是社会下层，又是自由派，毫无疑问凶杀案的激增对少数族裔的影响更为严重。”王浩表示，去年尤其引人关注的就是美国国内歧视亚裔的现象引发了亚裔群体的抗议和不满。

　　林玲则指出，在此前爆发的大规模反种族主义“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活动中，有两个比较值得注意的现象。“在抗议活动中出现了极端组织的身影，不论是极左翼的激进组织安提法，还是极右翼的白人至上主义民兵组织，都对抗议活动中的骚乱起到了推动作用，增加了社会动荡。”林玲进一步解释道，“其次，该抗议活动针对美国司法体系中存在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与警方暴力执法，提出‘从警方撤资’的强烈诉求，即削减警方的一些资金，把这些资金转而用于提高黑人社区、少数族裔社区的治安和福利。”

　　林玲表示，数据显示，过去两年中，有些州议会开始大规模地削减警方的资金，造成了一些地方的警员大量离职。其中纽约就有创纪录的5000多名警察离职。这样一来也造成了犯罪率，尤其是凶杀案的增长。”

　　而就在凶杀案数量不断上涨的同时，一场“杀人无罪”的判决在美国引发了巨大争议和持续抗议。2020年8月在威斯康星州一场反种族示威活动中开枪打死2人、打伤1人的白人青年凯尔·里滕豪斯去年11月被法院判定其面临的五项重罪指控均不成立，并被当庭释放。

　　这再次把美国社会当下的严重对立和撕裂暴露在世人眼前。“除了左翼与右翼人士在种族问题上的撕裂，持枪自卫权也成为争议焦点。”林玲指出，“去年美国有6个州取消了必须取得公共携枪许可证要求，是历年来最多的。另外，美国目前有30多个州都出台了支持持枪自卫权的《不退让法》。里滕豪斯案发生的威斯康星州虽未出台该项法律，其最终的无罪裁决却也契合了该法对于持枪自卫权的背书，进而引发了社会争议”。

　　数据显示，美国人口只占全球的5%，而全球30%的大规模枪击事件都发生在美国。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9日，今年全美死于枪支暴力的人数已经达到4.32万人。

　　但吊诡的是，每每发生大规模枪击案后，美国民众态度上是谴责的，但行动上反而会看到枪支销售量的增长，甚至是激增。“有很多民众对控枪是有点恐慌的，对他们来说，拥有枪支能带来足够的安全感。我们将大规模枪击事件后出现的枪支销售激增现象称之为‘桑迪胡克’现象，这一指称来源于2012年震惊全美的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枪击案之后枪支销售不降反升。”林玲告诉记者，由于“全国步枪协会”等拥枪利益集团的影响，加上这种根深蒂固的枪支文化，枪支管控就成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僵局。

　　在一项调查中，有21%的受访者表示，美国凶杀案屡破纪录的原因是美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崩溃，其余原因还包括犯罪处罚较轻和政府允许持枪等。

几乎无解

　　实际上，犯罪率飙升已经成为许多美国人的“心头之患”。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7%的受访者对美国各地犯罪率激增的状况表示“极其”或“非常”担忧。

　　“这个担忧甚至于超过了对于联邦政府赤字和疫情问题的担忧，仅次于对通胀的担忧（84%的民众）。”林玲说，由此可见美国民众也意识到了自己国家的健康状况出了问题，并认为看不到希望。

　　于是，针对仇亚犯罪的激增，2021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签署了一项旨在打击新冠疫情下仇恨亚裔犯罪的法案《反新冠仇恨犯罪法》。一个月后，拜登政府还发布了美国有史以来首个“打击国内恐怖主义国家战略”。白宫称，当今美国国内恐怖主义威胁的两个最致命的因素是主张白人种族优越性的暴力极端分子，以及反政府或反当局的暴力极端分子，例如民兵暴力极端分子。该战略要求在联邦政府和科技部门、国内执法机构以及其他国家之间进行更多的信息共享。

　　“但这些措施看来收效甚微。”林玲表示，比如《反新冠仇恨犯罪法》在实施层面就存在一些实质性的障碍，例如仇恨犯罪的界定问题。2021年数据显示仇亚犯罪持续上升，对亚裔族群而言，其面临的暴力风险并未见消减。“种族主义、枪支泛滥等美国这些长期存在的社会弊病已经变成了‘死结’，并且相互交织，甚至出现了恶性循环，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王浩也认为，美国政府的态度和做法一直以来都是治标不治本，“要想从源头上解决这一问题，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上面提到的四方面根源，尤其是思考如何处理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使之更为平等；如何让经济发展不仅仅服务于少数社会上层而是更加平等，缩小贫富差距；如何从宪法和法律的角度真正实现对枪支的管控等。但毫无疑问，这些问题美国政府都束手无策，尤其是在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的背景下，任何一项稍微大胆的举措都会遇到极大的政治阻力，其中就包括既得利益群体和利益集团。因此，在美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和制度安排下，这些问题几乎无解”。（记者 应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