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不开的东斯拉夫

　　1994年，美国地缘战略理论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提出一个著名论断：“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帝国。”

　　乌克兰确实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地方。正如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所说，“乌克兰曾经是俄国作为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历史悠久的大国的发源地，是俄罗斯文明的最重要的渊源所在，也曾经是沙俄帝国和苏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乌克兰在欧亚大陆枢纽地区列强的纵横驰骋的争夺中成了一个曾经长期被肢解、占领、统治，并且是游离于俄罗斯政治疆域之外的政治单位”。

　　遗憾的是，冷战之后，作为一个真正独立国家而存在的乌克兰仅有31年的历史。这个欧洲面积第二大的国家，逐渐沦为人均GDP最低的欧洲国家之一，并自2013年以来始终处于“乌克兰危机”之中。究其原因，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苟利武认为，“国内利益集团与域外大国的利益竞合，决定了乌克兰局势走向的不确定性。长期的大国干预等因素造成的民众情绪的长期分化和多种意识形态并存，在乌克兰危机期间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而言，绵延8年的乌克兰危机，在1140年前基辅罗斯公国建立时就埋下了伏笔。

年轻国家，俄民族发祥地

　　乌克兰首都基辅，被视作俄罗斯民族的发祥地。

　　距今1160年前的公元862年，东斯拉夫人的先祖瓦良格部落首领留里克建立了留里克王朝，疆域大致包括今天以俄罗斯西部大诺夫哥罗德为中心，延伸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东部地区。879年，留里克身亡，大公之位由奥列格接掌，后者882年率兵南下，占领基辅，建立了以基辅为中心的基辅罗斯（882年－1132年），而基辅也被称为“罗斯诸城之母”。基辅罗斯被认为是3个现代东斯拉夫人国家——俄罗斯、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前身。

　　后来，蒙古入侵、波兰-立陶宛大公国的军事干预以及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导致基辅罗斯分裂，最终成大俄罗斯、小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国家。在此过程中，以俄罗斯人为主的莫斯科大公国通过向西、向南、向东开疆拓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最终建立了沙皇俄国。

　　相比俄罗斯建国的一帆风顺，乌克兰就没那么幸运了。

　　17世纪中期之后，乌克兰一分为二：大致以第聂伯河为界，左岸乌克兰大体上听命于莫斯科；而右岸乌克兰则臣服于波兰。这种形势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辗转反复。直至18世纪末，在沙俄扩张政策之下，即所谓与奥地利、普鲁士“三次瓜分”波兰之后，俄罗斯控制将近80%的乌克兰土地。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150年间，约90%的乌克兰土地由沙俄控制，10%的地域由奥匈帝国控制。

　　直到一战和俄国内战结束，乌克兰的版图开始清晰，并先后与俄罗斯联邦、外高加索联邦一道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

　　二战期间，苏联将占领区的部分领土都划给了乌克兰，比如曾在波兰统治下的现利沃夫州、沃伦州的部分领土，以及外喀尔巴阡州和摩尔多瓦西北部的比萨拉比亚部分领土归给乌克兰的敖德萨州等。随着联合国的成立，苏联为了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抗衡，让同为加盟共和国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联合国也拥有了合法席位。

　　随后几十年，乌克兰一直是苏联的大粮仓和军工基地。

　　1986年4月26日，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的炉心融毁辐射外泄事件，造成严重后果。此次事故还引来了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对苏联体制的大加挞伐。

　　乌克兰人对于苏联当局的不满日益增加。1989年9月，“乌克兰人民争取改革运动”（简称“鲁赫”）成立，成员迅速扩大到百万人。1990年7月16日，乌议会通过《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

　　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宣告独立。然而，这个年轻的国家，依旧命途多舛。

长期分裂，矛盾难调和

　　冯绍雷指出，从根本上说，乌克兰是一个长期分裂的国家。即使19世纪乌克兰土地在沙皇控制之下的相对统一，也没有改变乌克兰东西部分各不相同的发展状态。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乌克兰大体上是东部和南部亲俄、西部亲西方的政治发展态势。

　　2014年，乌克兰境内的克里米亚宣布加入俄罗斯，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宣布独立，这些地方在历史上曾是沙俄领土，如今亦亲俄。

　　苟利武告诉《新民周刊》，整个乌克兰东部，沿着第聂伯河及东侧以及黑海沿岸各州，历史上称“新俄罗斯”，俄语作为该地区通用语言，在教育和政府文件中扮演重要角色，乌克兰语则扮演“方言”角色，当地乌克兰人为了融入上流阶层也会选择说俄语。为了发展当地工农业，沙俄政府通过各种鼓励政策吸引俄罗斯人移民到该地区，更是固化了俄语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2013年末，原本公开宣布要与欧盟签署贸易协定的时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临时转向俄罗斯，与俄罗斯加强经贸联系。基辅不少人担忧乌克兰要向东转，彻底倒向俄罗斯。这加剧了乌克兰西部与东部、南部的矛盾。特别是2014年2月23日，乌克兰议会废除《国家语言政策基础法》，进一步限制俄语，使得乌克兰东部一些地方宣布脱离乌克兰。

　　乌克兰自1991年独立以来，俄语是否应被确定为第二官方语言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1994年，在克里米亚、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80%以上的人支持俄语与乌克兰语都成为官方语言，并且俄语成为区域一级的官方语言。然而，基辅当局不承认公民投票的结果。

　　2021年10月，苟利武访谈了在乌克兰利沃夫国立大学和基辅塔拉斯·舍甫琴科国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后发现，在乌克兰西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都是乌克兰语，但是大部分人也会俄语。在乌克兰东部，人们日常生活使用俄语，部分人不会乌克兰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量的俄语词汇被引入乌克兰语，在乌克兰人尤其是东部、中部和南部乌克兰人中形成的一种名为“苏几克”（Surzhyk）的乌俄混合语沿用至今。如果不是专业学习乌克兰语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无法准确区分俄语和乌克兰语词汇。

　　除了语言问题，民族和宗教文化，在乌克兰地区也分化明显。

　　根据2001年的全乌人口普查资料，乌克兰有4500万人口，130多个民族。其中乌克兰族占72%，俄罗斯族占22%，其他少数民族有白俄罗斯族、摩尔多瓦族、保加利亚族、匈牙利族、罗马尼亚族等，以及少数鞑靼人。从区位来看，经济基础最好的是克里米亚，主要发展军工、港口和旅游等产业，其次是东部工业区，最后是西部农业区。

　　从民族分布来看，乌克兰族人在中西部的比例明显高于东部和南部，居住在中部和西部的乌克兰族，受波兰等的影响，大多数信仰天主教，东部和南部的乌克兰族大部分信仰东正教。俄罗斯族主要分布在东部和南部克里米亚地区，信仰东正教。鞑靼人主要分布在克里米亚，信仰伊斯兰教。

　　与此同时，乌克兰东部地区两个州闹独立还有经济原因。

　　苟利武对《新民周刊》表示，沙俄乃至苏联时期，工业化主导了乌克兰东部的城市化发展，大量城市的崛起都是以公司为单位拓展起来的单一工业城市，也吸纳了不少乌克兰人，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当地乌克兰人的族群属性。工业产品采用苏联标准，由苏联政府在经互会框架下统购统销，产业工人的福利待遇与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都是由当地企业附属的机构代理，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苏联解体以后，小型企业在大衰退中破产，大寡头主导的大型企业则依附于俄罗斯的产业结构而生存，这类企业也成为当地人就业谋生的救命稻草。相对于俄罗斯的大市场以及普京上台以后对经济的推动，乌克兰则持续了长达近10年的大衰退，进入21世纪虽然有所恢复，但因为外交政策的左右摇摆而陷入持续动荡之中。所以，就业成为东部人的刚需。

　　至于克里米亚，在乌克兰人看来，这本来就是苏联送给乌克兰的礼物。在如今的克里米亚，大部分是俄罗斯人，其次是受俄罗斯文化影响的乌克兰人，以及苏联解体后回迁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在克里米亚绝大多数人只会讲俄语，听俄语广播。

　　历史上的克里米亚从1239年起，被蒙古帝国时期四大汗国之一的金帐汗国统治长达200年之久。金帐汗国分裂后建立了克里米亚汗国，从1449年到1783年长达300多年，沦为奥斯曼帝国的保护国，经济上主要从事奴隶贸易。

　　1783年，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帝国彻底占领。自1784年起到1921年，克里米亚半岛作为新俄罗斯塔夫利达州的一部分，成为俄国黑海舰队基地。1921年10月，克里米亚半岛部分组建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45年6月，改为克里米亚州。1954年，为纪念乌俄合并300周年，克里米亚被划归乌克兰。

　　苏联解体以后，克里米亚名义上仍属于乌克兰，可俄罗斯黑海舰队基地就在克里米亚。据俄乌双方曾经达成的协议，俄黑海舰队以租用基地的方式继续在乌境内驻扎。根据2010年4月双方签署的协议，俄黑海舰队在乌境内驻扎期限为2042年，到期后俄乌双方还可决定是否再延长5年。而克里米亚2014年“投奔”俄罗斯后，俄方接管基地管理权。

未解之局，综合性危机

　　迄今为止，内忧外患的乌克兰面临的地区分离主义主要有：既成事实的克里米亚，正与基辅当局闹腾的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以及有过独立“前科”的哈尔科夫州（乌克兰的重工业之都）、敖德萨州（苏联时期最重要的远洋港口）等，都是乌克兰传统的俄语区。

　　苟利武提醒说，除了以上这些，乌克兰西南边境地区的外喀尔巴阡州有十多万的匈牙利人（马扎尔人），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因为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政府的语言政策，认为乌克兰的匈牙利人遭到不公正待遇，以保护侨民为由给乌克兰的匈牙利人发放护照，两国关系严重恶化。而这也让危机四伏的乌克兰雪上加霜。

　　苟利武认为，自独立以来，族群分离一直是困扰着乌克兰社会转型的棘手问题。在乌克兰，各个族群因为历史原因与周边国家有着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不同族群之间也因宗教信仰、语言文化、经济差距、政府治理等因素影响而存在敏感性。在乌克兰，经济衰退、治理失效、社会腐败等诸多因素为地区分离主义运动积蓄了强大的动力，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秩序的溃散则为分离运动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冯绍雷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乌克兰危机并非是一场简单的地区危机，而是当代信息社会条件之下，包含着国家政治建构、民族文化认同、区域与全球治理模式、大国间相互关系等各个方面的一场综合性危机。可以认为，这是当前全球总体性危机的一次重要预演。因此，这场危机不能以简单的地区危机处理办法草草应对，而必定是需要一个包含各方利益与意愿，统摄各个领域复杂需求与可能的总体性解决方案，才可能找到出路。然而，各方对此未必都已作好充分准备。（记者 金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