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兽“军工复合体”正蠢蠢欲动

世界正处在危险的十字路口

　　大约一年前，2021年1月2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一次著名的视频演讲中警告，当今世界状况与上个世纪30年代相比，存在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一场潜伏的严重危机很有可能使世界陷入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冲突甚至战争之中。

　　大约一百年前，美国著名平民汽车大王亨利·福特（Henry Ford）撰写出版了一本四卷本的书：《国际犹太人：世界最紧迫的问题》，尖锐反映了西方陷入“反犹”思潮的状态之中。福特的书出版后不到十年，世界随即爆发一场全球性经济危机，史称“大萧条”。“大萧条”于1929年10月24日从美国股市下跌开始，几天内便形成华尔街股灾，进而席卷全球，对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形成毁灭性打击。所有的经济指标均下挫，几近全盘崩溃。很明显，“大萧条”导致当时国际关系格局日益紧张，各国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亢奋，进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几乎在同一时期，希特勒在德国发动了慕尼黑政变，纳粹势力强势出现。不久后希特勒撰写的《我的奋斗》问世。反犹浪潮席卷全球。顺便提一句，令人惊讶的是，《我的奋斗》一书迄今已经销售8000万册，其中7000万册是战后销售的；而更令人震撼的是，近年来这本书的网络版在西方各国——从美国到欧洲——一直属于相对畅销的政治书。

　　今天，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是学界共识。当我们沉静下来反思、追溯的话，可以发现普京总统所警告的变局中的历史发生某种意义上的重演绝非杞人忧天……

　　美欧发达国家会不会如百年前那样发生经济衰退，甚至走向“大萧条”，是各国经济学家们都在关注的热门话题。当然，原因有所不同，今天西方经济衰退从2008年就已开始，新冠疫情使之更趋严重。从各个领域看，新冠疫情都在成为全球经济衰退的催化剂。

　　从政治角度观察，美欧发达国家内部则在发生社会和政治矛盾尖锐化、极端化、暴力化的倾向（本文截稿时加拿大甚至正在发生“全国暴动”），极右翼势力急剧膨胀，尽管目前尚未出现希特勒式的人物（也许已经出现，但我们不得而知或不便下断言？）。

　　从全球视野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试图将世界一分为二，区分“敌我”对立阵营的动作不断：君不见，美国国内有一股势力竭力拉拢世界部分所谓的“民主国家”来组成一个阵营联盟，并制造出“中、俄敌人”的幻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军备竞赛如火如荼，特别是美国军费预算再创历史新高，达7680亿美元，超过其后第二至十六名之总和；这充分证明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离任时警告美国和世界人民需要警惕的“军工复合体”不仅存在，而且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而“军工复合体”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战争的危险！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深究时就可以发现，甚至有人正在直接试图挑起俄乌之战，并且蓄意以中国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为借口来寻求挑起台海战争的可能性……这一切，都标志着今天的世界确实如普京总统所言正处于一个类似于百年前那样的危险的十字路口。

美欧危机加深

　　而美欧因为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进而导致其内部产生严重的全面社会矛盾、分歧和冲突则是最严重的危机源。这一点，我们往往容易因为西方的“民选体制”能够转移矛盾焦点而忽略。但今天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西方内部爆发，而非因意识形态分歧而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之间引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苏联革命早已成功。当时的中国也并非共产党执政。占领中国大半领土后的日本选择了南下，之后又攻击美国。法西斯德国的希特勒打败、占领波兰后，也首先选择南下入侵法国，与英法爆发全面战争。今天回首，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是西方内部各大资本之间的矛盾，因而战争是在他们之间爆发的……

　　当今世界上同样存在着三大主要矛盾，中国、俄罗斯与美欧等“民选体制”国家基于意识形态之矛盾、基督—犹太教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基于宗教信仰及文明冲突之矛盾，以及西方内部民族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基于全球化利益产生分野之矛盾。而历史告诉我们，最危险的往往是最不起眼的矛盾。表面上看似乎意识形态矛盾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但实质上却很有可能第三大矛盾即西方内部民族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利益分野才是最危险的矛盾。特别是目前在全球占据着（幕后）统治地位的跨国金融资本正处于这三大矛盾的中心地位之际。

　　二战后西方“民选体制”国家之所以表现得似乎总是很“稳定”，“打赢”了冷战，收取了苏联解体的红利，甚至正在主导着世界格局走向“民主化（其实应该说是“民选化”更为确切）”“终极体制”，是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的。“民选体制”能够顺利运行需要两大前提条件：一是“民选体制”国家由于殖民主义掠夺、率先工业化而形成科技、工业优势、进而主导世界贸易和货币霸权、形成其国民社会经济领先态势，选举任何人上台都能保证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上升发展；二是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生活水准必须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然而“经济持续发展”和“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这两大条件今天都出现了问题。以法国为例。二战后的“黄金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期（平均5%以上）结束后，法国进入经济缓速增长时期（大约2.5%），而近十多年则进一步下降至2%以下。疫情更是使法国经济出现负增长（2020年为负增长8.2%）。法国国债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5.7%、26501万亿欧元。事实上，从密特朗开始，法国已呈“任谁当选都无法使法国经济恢复高速增长”之现实。经济发展的减缓必然导致整体生活水平的下降，进而社会矛盾也开始激化。西方大多数“民选体制”国家几乎均处于同样状态之中。

　　新冠疫情则进一步使法国民众看到“民选体制”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体制”（在法国媒体上被描述成“威权体制”）正在实践中产生差异。新冠疫情在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导致的截然不同的两个结果，似乎是历史上首次出现西方“民选体制”国家远远被“非民选体制”国家所超越的大事件（当然，在西方媒体上依然是西方体制战胜了东方体制，即感染无数和死亡惨重的“无为而治”战胜了“动态清零”）……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指出今天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正在急剧拉大的《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于2020年8月出版了一本新著：《社会主义万岁》（书名已足以令人震撼），开始探讨未来法国体制的可能走向……他的调查结果令人咋舌：全球前1%的超富裕阶层拥有全球资产总量的38.8%，而后50%的贫困阶层仅2%。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西式“民选体制”正在开始引发疑问。换言之，自二战以来世界首次对西方“民选体制”似乎与生俱来的优越性和合理性产生疑虑。美国甚至发生二百多年“民选体制”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件：败选的一方不承认失败，坚持认为胜选的一方“作弊”。这是“民选体制”开始趋于崩溃的前兆。

　　除了上述两大先决条件外，“民选体制”能够“稳定”“顺利”地运行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幕后的统治者——资本、包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处于同一条阵线上。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跨国金融资本与西方各国产业资本依然在共同向世界其他地区实施“经济殖民”、携手获利，因而双方能够和平共处。然而，双方在全球化进程中携手获利的时代已经结束。跨国金融资本寻求的是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而牟取利益最大化。二战后，金融资本通过跨国投资、交叉持股甚至家庭联姻等多种方式，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跨国金融利益集团。他们多面投资，并通过对全球其他产业资本的控股而一直并继续在全球化中受益。然而，西方产业资本近年来却由于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之迅猛崛起而在竞争中开始处于下风。其直接后果便是企业倒闭、失业上升、经济增长停滞……因此，西方产业资本开始转向反对全球化，试图用“逆全球化”“重新工业化”等方式来阻止中国等国家冲击西方产业资本的利益。于是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在对待全球化问题上便产生了尖锐对立；这一对立立即导致“民选体制”运行本身出现问题；美欧“民选体制”国家都出现了极右翼膨胀的现象——如同百年前一样……

　　我们都知道，产业资本是具有国界性的，而金融资本则具有鲜明的跨国特性。过去，具有国界的产业资本之间发生冲突时，便是战争，甚至是世界大战。而今天民族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发生冲突，究竟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则是一个新的课题。

　　但我们至少已经观察到，两大资本之间的冲突将会是极其剧烈的。美国作为一个“民选体制”国家的“样版”，居然也发生败选的一方冲进国会山进行抗议的行动。支持特朗普的7500万选民甚至不接受败选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到2024年下一轮美国大选时（它会以一种远远超过我们心理速度的转瞬间来到我们面前），如果特朗普再次（怀疑对手作弊而）败选，这批庞大的（持枪的）红脖—蓝领群体会接受选举结果吗？不接受的话又会发生什么事？美国“民选体制”还能若无其事地维持下去吗？我们可以非常简单地预测：如果拜登执政四年后美国经济未能全面恢复增长、如果2024年特朗普卷土重来、特别是他如果再度败选的话，美国“民选体制”必然导致剧烈内斗，甚至爆发内战。而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欧洲“民选体制”国家都会亦步亦趋……

　　过去，“民选体制”国家可以两派轮流执政，因为双方的幕后老板都是同一批力量——手挽着手的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然而今天产业资本开始质疑跨国金融资本在美国上台执政的合法性。事实上，特朗普的当选几乎就可以说是美国产业资本对跨国金融资本的一次逆全球化“政变”。正是这一原因，特朗普上台后退出了很多全球化国际组织和机构，并执行了一条“美国利益优先”的逆全球化战略……特朗普曾在一场非常著名的挑战“影子政府”的演讲中，将他的对手描述成：“由大财团和媒体公司资助的华盛顿当权派”，将他的选举称为“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将决定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度，还是我们只有民主的假象、实际却被一小撮全球特殊利益集团控制” ……

　　这个“一小撮全球特殊利益集团”无疑就是指跨国金融资本。今天西方国家内部潜伏的巨大危机，就是缘于反对“一小撮全球特殊利益集团”的力量正在以极右翼的面目在西方世界迅猛崛起。类似二战前夕面临全面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西方正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世界格局重演百年前态势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预感到，世界格局正在重演百年前的态势，其趋势如下：

　　一是西方“民选体制”开始出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危机，且这种危机不仅将会常态化，而且正在因为西方应对新冠疫情不力而进一步尖锐化。危机的特征将是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生活水准下降、通货膨胀剧增、社会矛盾剧增……而最根本的则是因为新冠疫情而对“民选体制”本身的有效治理能力开始产生深刻的怀疑。尽管这种怀疑在西方媒体上和学术界并不明显，但在互联网上却是非常清晰可见的。

　　西方“民选体制”国家民众对世界的认识一向存在着两大部分：虚拟现实与真实现实。“虚拟现实”就是西方媒体所告诉民众的世界，而真实现实则是民众真正生活其中的世界。问题是，人们在数字时代，竟更容易相信媒体所描述的“虚拟现实”而非其生活其中的“真实现实”。原因非常简单：我们不可能靠自己来认识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只能通过媒体（以及书籍、电影、广告等其他媒介）来认识。这就给了媒体这个认识世界最主要的媒介以巨大的、无形的、主导和控制人们思想的权力。要知道，这是“民选体制”必须做到的，因为只有这样，媒体才能通过“虚拟现实”来控制、左右选民手中的那张选票的走向。如果说，过去选民还可以通过竞选集会来直接认识总统候选人，今天基本上只能通过媒体……

　　但问题在于，选民对他们面对的媒体所描述的“虚拟现实”已经越来越不相信了。这在美国非常明显；而欧洲国家也在步美国的后尘。这是“民选体制”建立以来几乎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所以，“民选体制”国家普遍爆发了媒体所不支持甚至竭力反对的社会运动。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的“黄马甲运动”等等。本文截稿之际在加拿大正在爆发汽车工人抗议运动，法国也出现类似的现象……

　　这些运动与过去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们几乎都把予头直接对准的是“民选体制”本身，是“民选体制”本身的危机。如“黄马甲”运动所提出的政治诉求中就包括“直接民主”，要求通过抽签方式来建立一个“抽签议会”，来对涉及法国民众根本利益的大事进行投票决策，并要求建立选民能够控制当选议会议员投票倾向的全民公决机制等等。“占领华尔街”运动同样提出类似的政治诉求，“占领本身就是直接民主”“是对体制本身的反思”……这些都是“民选体制”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二是西方政治将再度如百年前一样出现极端化趋势。极右翼在主要美欧发达国家均迅猛崛起，并将导致社会矛盾呈现暴力化倾向。西方“民选体制”国家最骄傲的就是其体制的“稳定性”，即可以轮流执政、各种政治潮流均可和平共处……然而政治极端化倾向正在西方主要国家相继出现。法国极右翼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不仅在2017年大选中进入了第二轮，而且将很有可能在今年的大选中再度成为现任总统马克龙最危险的竞争对手。法国极右翼甚至出现了另外一名候选人艾利克·齐姆尔，他的政治主张比勒庞更为极端，我们甚至可以将他的竞选纲领视为针对伊斯兰—穆斯林民众的宣战。最近连与他同在极右翼战壕的勒庞都声称，齐姆尔的支持者包括了纳粹分子……

　　除了总统大选的极端化，法国的社会运动也在极端化。“黄马甲”运动爆发后，法国当局的镇压力度是空前的，仅仅2019年3月24日一天，法国警方逮捕的示威民众中就有8700人被刑拘、2000人被判罪、390人入狱……整个运动持续数年，造成11人死亡、4400多人受伤。这是法国1968年“5月风暴”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反抗运动。

　　三是西方国家乃至全球很可能再度出现反犹浪潮。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穆斯林族群与犹太—基督教族群之间的冲突属于文明与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但在西方国家内部反犹思潮也在迅猛回潮。2015年西欧上万名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创下了近年新高。原因就是他们担心欧洲的反犹主义再度掀起。被称为“新反犹主义”或“第三波反犹浪潮”等各种不同名目的反犹主义目前正在悄悄然席卷欧美。欧洲几乎大多数国家都有严格禁止反犹的法律，因此这股反犹浪潮是以多种不同形式出现的。

　　在法国，在示威运动中曾出现一个词：“但那又是谁呢？（Mais qui?）”不理解的人会觉得莫名其妙，但实际上藏在问号背后的潜台词是：“但那又是谁（在统治世界呢）？”其所指当然非常明确就是“犹太人”。因而这句口号就被法国法庭认定为“反犹”口号。当我们看到法国目前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左翼知识分子却最终支持极右翼的阿兰·索哈尔的结果就能够理解法国“反犹现象”的现状。

　　一方面，索哈尔遭到越来越多的打击，法国司法部门多次因“反犹”等因素判决其罚款，甚至于2019年判他入狱、以至于他不得不出走瑞士避难；而另一方面，索哈尔的影响却越来越大。他有一本名著，书名就非常说明问题：《理解帝国：明天全球统治或者民族反抗？》，主要描述金融资本和共济会、美国、以色列等准备以和平为借口，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消灭民族国家，一统天下。这里的“帝国”指的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统治全球的世界政府的目标。尽管主流媒体对此书基本上不置一词、批评界也很少提及，但书一出版即登上畅销排行榜；直到2020年他的这本书出版九年后，又成为法国亚马逊网络书店政治书籍中的头号畅销书，销量甚至超过前总统萨科齐的作品……这非常充分地说明了法国和美欧很多国家一样，也有一股“反犹”暗潮在汹涌澎湃。

　　当特朗普论及“一小撮全球特殊利益集团”时、当索哈尔论及“帝国”时、当学者们论及“跨国金融资本”时，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这些话语都与上面提及的“反犹现象”密切相关；很多人甚至直接将犹太裔与跨国金融资本画等号。这不仅在很多国家是“政治不正确”的，甚至在一些关键国家是违反法律的，是一个讨论禁区，甚至是学术研究禁区。

　　如果避开这一禁区，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西方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在全球化问题上的冲突一时找不到利益融合的途径和模式。由此，普京总统提及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中的矛盾便表现出来。而在一百年前，正是这个矛盾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更危险的是，跨国金融资本不仅与西方产业资本产生冲突，同时也卷入了当今世界的另外两大矛盾：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基督—犹太教与伊斯兰之间的文明之争。

中国是竞争对手，还是敌人？

　　在探讨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基于意识形态之争的矛盾之前，首先应该论及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俄罗斯事实上也已经成为一个“民选体制”国家，为什么西方国家断然否定且依然将俄罗斯列为“威权体制”国家行列呢？普京连选连任，与默克尔连选连任又有何区别呢？这就涉及跨国金融资本意欲建立全球世界政府的问题了。

　　法国著名犹太裔学者雅克·阿塔利早在十多年前的一部著作《未来简史》中就已经为我们勾勒了21世纪人类将通过“超级帝国”、经历“超级冲突”而最终走向“超级民主化”、建立世界级政府而一统天下（关键是谁来统治呢？）的未来历史。细读他笔下的“超级民主”，我们就可以理解，那就是一种“可控民选”。“民选”在他们眼中的关键在于“可控”：控制选出来的“总统”是为资本利益、为西方服务的。而俄罗斯的“民选”却一直选出一位“反西方”“反金融资本”因而就是“反民主”的总统。

　　于是，俄罗斯再“民选”，在跨国金融资本的眼中，却依然是“威权”甚至“独裁”政权。尤其是普京总统对跨国金融资本的实质洞察秋毫、针锋相对，因而始终被跨国金融资本视为“死敌”。我们分析一下特朗普与拜登对普京的极其微妙的不同立场和态度即可明白。所以，西方内部想要“联俄抗中”的是产业资本、而同时“反中反俄”的则是跨国金融资本。

　　但在对付中国问题上，西方跨国金融资本则有联手产业资本共同对付北京之策略。美国犹太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于2019年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的一次演讲甚至直接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竞争称之为“世界未来前途之争”，他在2019年9月9日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明确表示，“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我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关心”。这是非常引人深思的。

　　过去，中国全面加入全球化，使跨国金融资本看到在中国赢利的巨大历史机遇。但更重要的是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所有实施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最终都会走向“民选体制”；而一个国家只要引进选举机制——除了少数例外，如俄罗斯——跨国金融资本都能通过一手资助政治家、一手控制媒体，来主导这个国家的选举走向和结果，进而成为这个国家的幕后主导者和真正统治者。

　　跨国金融资本认定，中国既然开始了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就一定会最终走向“民选体制”，中国就将成为跨国金融资本的囊中之物。而中国迈上这条道路之日，便将是世界“历史之终结”，跨国金融资本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阿塔利所描述的“世界政府”将呼之欲出……

　　然而跨国金融资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坚持走自己的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功。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成功应对，感染和死亡人数非常低，充分展现出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因而有可能成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板。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进一步向“世界政府”提出了直接挑战！到底是由资本来建立统治全球的“世界政府”、还是由中国主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挑战具有历史性的震撼，因此中国便成为跨国金融资本的头号敌人。跨国金融资本反对中国的实质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意图推翻中国现政权和体制。中国是“敌人”，而不是“竞争对手”……

　　西方产业资本虽然也反对中国，但更多的是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只有在涉及霸权之争时，中国才会成为“敌人”。视中国为“竞争者”是因为工业竞争、视中国为“敌人”则是源于对霸权之争——这里的“敌人”，与其他所有有可能成为美国霸权竞争者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特朗普在一次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公开声称“欧盟是一个敌人”，而中国仅仅“在经济领域是敌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坏的”。

　　显然，从总体上而言，西方产业资本认识到，推翻中国政治体制不仅代价巨大（有可能是战争甚至是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争），而且基本上是不现实的。到了拜登时代，这一点大致继承下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不久前公开表示，通过美国对华政策来改变中国体制“不是拜登政府的目标”。

　　但中国却依然是美国维护霸权道路上的一个危险对手。于是，在中国问题上，跨国金融资本与西方产业资本找到了“共同语言”。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缓和了与中国的贸易战，但却继续在台海、南海等问题上肆意挑衅中国。

　　这一“共同语言”的潜台词则是不同的：产业资本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目标是维持美国的领先地位，但并不寻求推翻中国的体制；而跨国金融资本则不惜对中国发动一场“新冷战”甚至热战，以求彻底推翻和消灭中国政治体制，消灭他们一统天下、建立世界政府最主要的障碍。

阻止战争的方法：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事实上，跨国金融资本也在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上寻求建立对付中国的“共同语言”的机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凭空捏造出“新疆种族灭绝”的历史大谎言，就是试图将中国与伊斯兰文明拖进对立和对抗之中。应该指出的是，伊斯兰世界目前正处于历史上的低潮时期，整个伊斯兰文明都尚未真正能够在军事上对抗西方发达国家。但伊斯兰文明有一个杀手锏：进入西方内部，从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与西方基督—犹太教文明进行一场“非对称决斗”。

　　西方“民选体制”国家是否会出现新的政治极端化倾向、新的反犹浪潮以及新的社会危机等，都与这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密切相关。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西方凭空捏造出来的、旨在挑拨中国与伊斯兰文明关系的所谓“新疆种族灭绝”基本未奏效，伊斯兰世界根本不相信这一谎言……相反，伊斯兰世界正在竭力反击跨国金融资本对他们的实质上的攻击（即意图将他们的国家制度通过各类“颜色革命”改变为可以控制的“民选体制”），并通过一带一路等合作共赢的方案与中国展开有效合作……

　　应该指出的是，这类“共同语言”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西方内部两大资本的矛盾和冲突正在导致一场深刻的世界性危机；这场危机有一个爆发的时间节点：2024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一旦产业资本卷土重来，跨国金融资本会如何反应，将非常危险。而特朗普要是真的再次上台，会对全球极右翼带来何等冲击和推动，会造成西方世界多少国家极右翼上台执政、进而造成类似二战前夕的世界格局，令人注目。再或者特朗普再次竞选失败而其选民又不接受这一失败，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同样引人极度关注……

　　所有国际问题专家们都清楚，世界性危机降临时只有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那就是矛盾外移、发动战争，如同当年希特勒的所作所为……转移的方向并不是很多。这时，中国将很有可能被列为目标。这对中国而言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联想到今年初安理会五个核大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不打核战争。这当然是好事。但其潜台词是否准备打常规战争呢？这不得不令人多一个心眼……

　　百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尽管如此，面对日本的野蛮入侵，中国依然进行了英勇无比、牺牲巨大的殊死抵抗，并最终赢得了胜利。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看到了西方正在走向危机、进而有可能导致世界和平受到威胁的危险迹象。可以确定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点，就在于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中国要承担起阻止战争的重责。而今天看来，阻止战争只有一个方法：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的这个倡议目前在全球非西方世界得到广泛响应，尽管这些响应在西方媒体上是看不到、听不到、读不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就是全世界各民族都是平等的。这是和平的前提条件。但这将瓦解跨国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西方有这个雅量来接受吗？（撰稿 郑若麟）（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