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应对极端天气： 从神意祈祷到理性专业

　　6500年以来，地球从未如此炎热，人类社会也从未面对过这般剧烈的升温。2022年7月19日中午时分，伦敦地区希斯罗机场的温度计指向40.2℃，大幅打破3年前的最高气温纪录。

　　事实上，不仅是英国，从欧洲到北美，整个北半球今夏都遭到了异常高温天气袭击。据媒体报道，高温叠加干旱已引发从葡萄牙到巴尔干半岛的野火，导致数百人死亡；在美国，高温已导致电力供应紧张甚至融化了高压电缆；在加拿大温哥华等地，高温让一些车窗热到爆裂。

　　目前看，极端天气不再是“极端”事件，自去年开始，西欧和东亚的暴雨洪水，西伯利亚、东地中海沿岸的森林大火都只是未来的预演。科研人员警告说，极端天气不仅是天灾，很大程度上更是人祸。未来每一次极端天气是否会继续极具致命性和破坏性，掌握在人类手中。

　　17世纪：极端天气是神意所指

　　自古以来，全球一直在与极端天气“做斗争”，极寒、高温、暴雨、洪涝……早在宋朝时期中国就有关于台风的记载。宋《太平御览》：“言怖惧也。常以六七月兴。”古人对台风的认识之词用了“怖惧”，说明台风的破坏力很大，一旦有台风，会让许多城镇几乎绝户。

　　在古代，古人应对极端天气的手段相对原始，比如，通过观察动物的某些敏感特性及反常举动来预测极端天气。据风水学说，“藏风聚气”成为建筑选址的一项重要原则，即北有高山靠背，西南有小山防风，东有河流环绕。古人也积累了丰富的在建筑选址上的防风经验。

　　世界上，很多古老的文明都曾有过宏伟浩大的水利工程来应对洪灾。始建于战国时期的都江堰，距今已有 2000 多年历史，就是根据岷江的洪涝规律和成都平原悬江的地势特点，因势利导建设的大型生态水利工程，不仅造福当时，而且泽被后世，成为中国水利工程史上的伟大奇迹、世界水利工程的璀璨明珠。

　　不管如何应对，极端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广泛，直接会影响生态系统以及农业和粮食生产。

　　以17世纪的欧洲为例，当时经历了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折，各国普遍出现了农业生产下降、经济衰退、饥荒频仍、瘟疫暴发、社会动乱等危机。

　　有学者指出，17世纪危机的发生除了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解释，还与1303年至1860年小冰期的变化有关。这是一个异常寒冷多雨的时期，太阳活动衰微，黑子稀少，冬季寒冷，法国在这一时期极端气候事件频发。以1708年至1709年冬季为例，总共出现7次寒潮。

　　德意志同样也不例外，尤其在16世纪后期17世纪初期，当时德意志平均气温比平常时期低1℃左右，比如，1600—1601年，德意志冬天的气温比平常时期低5.5℃；德意志中部的一名士兵在1640年8月的日记中写道：“此时太冷了，我们在住地几乎冻死。”

　　那时还没有出现“自然灾害”的概念，德意志的应对之道较为原始，包括将灾害归咎于神意的宗教方式，以及寻找替罪羊。因为人们普遍将作物歉收、物价飙升、瘟疫流行等恶劣影响，归咎于女巫的邪恶行为，并要求政府干预。而当时的法国正在经历天主教的复兴，教会和信众也认为极端气候是神意所为，要将人们罚入地狱。

　　为此，教会举行各种祈祷仪式防止或应对气候灾害。1664年，布伊神甫建议实行驱魔法，驱散即将来临的暴风雨。1709年5月，波尔多的雨下了几个月，农民担心收成，组织公开祈祷，甚至举行大型祈祷仪式的巡游，以期风调雨顺、获得神恩。

　　虽说，法国政府官员对极端气候造成的粮食短缺，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补救，但尚未形成世俗的、直接的、系统的应对气候灾害的办法。直到17世纪中叶以后，才出现了应对气候灾害的现代观念和措施的萌芽。

　　到了18世纪，受益于经济发展和启蒙精神，现代气象学得以萌生，自然灾害概念随之出现。专业人员开始在救灾中发挥作用。有的地方发生气候灾害时，市镇官员会向技术员或科学家求助，请他们检测桥墩是否坚固，查看河流积冰是否淤塞，评估桥基能否顶住洪水的冲击。

　　1774年成立的法国王家医学会搭建了国家层面的气候观测网络，政府也初步形成了针对气候灾害的预防、警戒和救助程序，筑造堤坝，储备水源，整治国土，灾后拨付救助款。不过，由于受到旧制度末期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错综复杂的地方利益的羁绊，这些措施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实施，但也并不妨碍其治理气候灾害理念和举措在19世纪得以延续和发展。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人们对灾害成因的解释和应对的传统方式并未完全消失，仍与理性方式并存。以德意志为例，当时无法像同时代具有强大王权的英国和法国那样采取更为完善和有效的措施，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此外，普通民众也试图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应对寒冷的天气。

　　例如，在建筑中，玻璃窗的普及有助于节约能源；羽毛床和垫子则能让人度过寒夜；木地板的保暖性更好。在服装方面，人们转而使用更为厚重的布料，穿戴呆板的超大黑色帽子、盘子大小的白色皱领、宽大的黑色外衣、厚重的靴子和手套等。

　　现代：规划措施并行推动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迎来高速发展，数以十万计的烟囱、蒸汽机释放出大量烟尘和二氧化硫，但繁华之下，空气污染、剥削压迫、贫穷等随之而来。

　　1930年1月，比利时发生马斯河谷烟雾事件，是20世纪有纪录以来最早的一次大气污染惨案。美国洛杉矶上世纪40年代初发生光化学烟雾事件，危害延续了数十年。到了现代，自20世纪80年代起，气候变化逐渐成为涵盖全球治理、外交、环保、经济发展等领域的综合议题。人类也愈加警醒，意识到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要性、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

　　近年来，以全球变暖带来的热浪气候变化，尤为明显。专家们建议将热浪命名或评级，从而达到在大众层面的扩大传播，但显得独木难支。如何减少其对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全面提高“热适应力”，成为当下城市公共管理中急需面对的新题、大题。

2022年8月4日，伊拉克巴格达气温飙升至50摄氏度以上，民众跳入河中戏水消暑。

　　早在2003年，深受热浪之苦，英国就编制了《英格兰高温规划》，从国家层面开展灾害应急响应工作。到2015年，经过实践与编修，形成了高温应急专项规划与整体城市气候适应性规划兼顾的完整体系。

　　而不少国家的城市纷纷编制了城市层面的气候适应性行动计划。2008年颁布的《芝加哥气候行动计划》中，气候适应策略需要解决的四大目标之一就包括极端高温。2013年纽约市颁布的《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纽约》中提出，极端高温灾害问题应聚焦保障弱势群体的健康与安全。

　　加拿大多伦多也从1999年开展高温健康预警系统工作，2000年设立高温应急委员会，担负每年高温天气响应规划的起草、监管、改善。

　　除此以外，尽量减少人为热量排放以及通过材料科技为路面降温等措施，效果同样立竿见影。日本研制出一种可以降低沥青路面温度的新型建筑材料，实验表明，夏季阳光照耀下，一般沥青路面的温度可达60℃，而采用这种特殊铺路材料铺设的路面温度约45℃。

　　从长远来看，种植更多的树木和建造阴凉的街道走廊，会帮助更多人安全地迈出家门。然而，树木的生长需要时间。因此，整座城市的长短期规划中，需为抵挡热浪留出更多考量。在德国，80%的屋顶都有粗放式绿化。为提高居民进行屋顶绿化的积极性，他们每绿化1平方米面积将得到政府10到20欧元的补助。

　　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大数据的深度挖掘，也逐步应用在极端天气治理上。比方说，巴黎市政府推出移动端应用程序，人们可通过手机查询在巴黎要去哪里避暑，除指明最近避暑中心位置、预测当地气温外，提供警告，说明不同程度的高温会如何影响用户所服用药物的功效。

　　2015年12月12日，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由全世界178个缔约方共同签署的气候变化协定谈判达成。《巴黎协定》涵盖了气候变化的缓解、适应和融资等内容，于2016年4月22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大厦签署，2016年11月4日起正式实施。

　　2021年11月13日夜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在“加时”一天后，在英国格拉斯哥闭幕。大会达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一揽子决议，开启国际社会全面落实《巴黎协定》的新征程。

　　体面生活与减排可以兼得

　　随着气候“崩溃”的发生，更多的人可能会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因此，对于应对极端天气所需的资金，古特雷斯频繁地呼吁将富国向穷国提供的气候资金的一半用于帮助后者适应气候危机。不过，现实问题是，目前，这些资金的绝大部分用于帮助中等收入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适应气候变化的努力则很难获得资金。

　　古特雷斯呼吁在今年11月于埃及举行的下一届联合国气候峰会(COP27)上就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制定一项计划。

　　在此之前，今年2月28日和4月4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先后发布了第六次评估报告，深刻揭示了气候、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WG2指出，如何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具有气候韧性的、公平的转型路径，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WG3指出，目前看来，将温升控制在1.5℃的目标已难以实现，而限制在2℃以下将依赖于2030年后加速减排的努力。

　　报告强调，让所有人维持体面的生活水准，并不与减排矛盾，也不会影响温升控制在2℃之内的目标实现。这需要多方面共同促成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加速转型，包括从技术创新到市场转变，从政策和治理安排到信仰观念的转变。其中，人们的思维与行为至关重要。

　　以建筑为例，WG3报告指出，占到全球终端能耗31%的建筑领域，是有可能在2050年实现零温室气体排放的，其减排潜力可达到82亿吨二氧化碳。不过，未来十年有一个基本观念与原则必须得到广泛认同与实施，即“在建筑的全生命期内，尽量避免对能源、材料的过多需求”。简言之，要从追求“效率”，转向“适足”。

　　所谓“适足”，就是以全球排放极限作为约束，在不降低舒适度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建筑建造和运行造成的碳排放。交通减排同样引人关注。比如，减少长途航空旅行就能大幅减少碳排放；陆路交通中，以低排放电力为动力的电动车去碳化潜力最大。

　　在工业领域，本次IPCC评估报告肯定了工业部门实现近零排放的可能性。减少工业部门的排放，需要提高材料使用效率，尽可能重复使用和回收产品，最大程度地减少浪费。对于钢铁、建筑材料和化学品等基本材料，低至零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技术正处于试点及接近商业的阶段。

　　未来5—15年的技术创新对于工业减排十分关键。由于我国可再生资源集中在西北地区，未来我国工业布局可能会由于资源禀赋的影响发生改变。

　　2020年9月中国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2021年7月15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公告称，根据国家总体安排，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将于7月16日开市。根据生态环境部测算，首批纳入全国碳市场覆盖范围的企业碳排放量超过40亿吨。全国碳市场推出后，将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强认为，控制化石能源消费，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兴技术与低碳产业深入融合，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可以推动能源“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

　　关于气候变化的未来，究竟是在数十年后力挽狂澜还是跨越气候临界点，关键就在这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