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风与劲草

　　“我正坐在靠前的位置，刺耳的枪声持续了十余秒后，音乐狂欢变成屠杀，”3月22月晚，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克罗库斯城音乐厅发生惨案时，帕维尔下意识地屈身座位下面，“（恐怖分子）背靠背，像挥舞长柄镰刀似的拿枪扫射人群”。这个经历过2002年莫斯科轴承厂剧院恐袭的俄罗斯中年人在电报（Telegram）社交平台描述着：“这群野兽毫不犹豫地射杀，一点没有过去常见的（劫持人质后）谈判的兴趣。”而在苏黎世安全研究中心分析师普莱姆·马哈德万眼里，近现代俄罗斯与恐怖主义较量的总基调就是“没什么可谈的，只要干便是”，正如俄总统普京说过的：“我们要把恐怖分子从下水道里挖出来，见一个，消灭一个！”

“以暴制暴”难长久

　　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本地机械厂出品的天顶牌光学瞄准具是反恐部队的最爱。尼古拉是该厂的工艺师，他的父亲是已故的俄罗斯阿尔法反恐分队少校佩罗夫，他依稀记得父亲20年前解救别斯兰中学人质的一幕，父亲拿着带天顶牌瞄准具的微声冲锋枪，率突击队冲进恐怖分子盘踞的教学楼，掩护人质撤离，恐怖分子向人群扔手榴弹，“爸爸扑到即将爆炸的手榴弹上，他身后的三个孩子毫发无损，自己却受了致命伤，他留下的遗言是——‘找到并干掉那帮该死的！’”。

　　某种角度上观察，近现代俄罗斯的“国族建构”里，就包含一系列恐怖与反恐怖的内容，其中既有垂死阶级的白色恐怖挣扎，也有大量政治极端主义者的“鱼死网破”。马哈德万称，这些记忆也使得俄罗斯社会对恐袭的耐受力与反击力超出许多国家。

　　观察近世的俄罗斯经历的恐怖主义威胁，必须同特定时期的社会危机结合起来。1815年打败拿破仑后，身为“欧洲宪兵”的俄国无论版图还是人口都臻于极致，但落后的农奴制度和大国沙文主义统治文化，令广大被征服的民族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导致各类暗杀恐怖活动激增。

　　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军官明石元二郎施展“谋略战”，拉拢俄属芬兰的地下领袖齐利阿库斯，利用欧洲赌场上赢得的金钱收买俄国各类反沙皇运动，有案可查的就包括5000条给了高加索造反者，8000条到了芬兰独立派手中，5000条给了波兰民族主义者。一时间，俄军后方刺杀此起彼伏，俄军统帅库罗巴特金坦言“受日本间谍资助的恐怖袭击带来恶劣后果”。沙俄政府采取简单粗暴的“以夷制夷”策略，1904年石油重镇巴库发生总罢工，沙皇当局向切尔克斯人、鞑靼人、车臣人等山民提供武器，怂恿他们攻击作为罢工骨干的亚美尼亚、波兰、乌克兰工人，甚至鼓励他们向站在革命者一边的俄罗斯人开火。一时间，巴库陷入血雨腥风，剧烈的动荡让俄国工业陷入瘫痪。

　　1905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勉强与日本缔结和约，并将革命镇压下去，但俄国政治生态里的恐怖顽疾无法治愈。不久，为后世俄罗斯人熟知的“铁腕首相”斯托雷平上台，他用苦役、流放和死刑对付所有反对者，数以千计的人被送上绞架，长长的绞索被揶揄为“斯托雷平领带”。他用高压在帝国境内实现短暂的平静，却最终被恐怖刺杀所反噬，1911年，斯托雷平陪同沙皇看戏，被社会革命党人博格罗夫刺杀，事后调查，相比同在剧院的沙皇，刺客更憎恨斯托雷平，因此把所有子弹都打在他的身上。而斯托雷平之死，进一步刺激沙皇集团保守化，让帝国在政治上失去改革的最后机会，成为俄罗斯帝国瓦解的引领。一战开始后，斯托雷平改革期间俄国所积累的社会财富大量消耗，终于刺激了1917年俄国革命总爆发，君主制被推翻，俄国历史的新一页揭开了。

出于一种必要

　　1917年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家深知建立新的国家秩序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特别是俄共（布）内部以列宁、托洛茨基为代表的“海外派”一度具有浪漫气息，觉得只要将基层权力还给工人，就能迅速化解经济和社会危机，因此苏俄建立之初就宣布工人监督制、取消常备军、颁布《土地法令》等措施，可现实是残酷的，缺乏纪律约束的卫戍部队变成散兵游勇，社会生产陷入瘫痪，协约国与帝俄白卫分子勾结起来军事反扑，在红色政权内部实施恐怖破坏与刺杀。能否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和生产，成了苏维埃政权存亡的关键。

　　1917年12月20日，被誉为“革命的剑与盾”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诞生，主席捷尔任斯基指示，“凡是身份已确认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抢劫犯和贪污犯，一经捕获，立即就地枪决”。1918年7月30日，列宁遭社会革命党女刺客卡普兰暗杀，时值协约国全面开始军事干涉，年轻的俄共（布）中央委员布哈林发出：“如果法治行不通，就让枪炮说话！” “红色雅各宾时代”开始了。

　　列宁遇刺后的几个月里，仅在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就有800名阶级敌人被处决，整个“红色雅各宾时代”处决的反革命分子超过3万人。但苏俄领导人绝非“第二个斯托雷平”，而是出于一种必要，“如同生死搏斗中，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拳头是必要的，哪一个不必要”。同时，身为“革命的剑与盾”，契卡也以铁的纪律整肃队伍，树立威望，有一天，疲惫的捷尔任斯基去探望姐姐，姐姐体恤弟弟，专门烤了白面包，但捷尔任斯基听说面粉是从黑市买来时，顺手把餐盘掷出窗外，这也是“铁人”这个绰号的来历——既雷厉风行，又品德高洁。

　　随着1922年内战基本结束，苏俄（年底改称苏联）的中心工作转向快速工业化。特别是1928年到1938年实施的两个五年计划里，国家主要用农业集体化和工农业剪刀差，把农业的利润转移到工业中，以及向外国出口粮食换取外汇。毫不夸张地说，苏联用来发展工业的资金，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省出来的，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富农阶级反抗以及白卫分子恐怖刺杀又有沉渣泛起之势。为将反恐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1934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处理关于策划或犯有恐怖行动的案件的程序”的决议，对各加盟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的修改，确定在侦查和审理破坏行为和恐怖行动案件方面的特别制度，以及在有关方面缺席的情况下开庭审理案件等等。鉴于对这类案件的特殊审理方法，在很多情况下导致审讯过程中对法制和被告权利的破坏，新决议将特殊审理方法予以取消，恢复了对上述案件侦查和审理的正常程序。当然，由于1937至1939年苏联国内发生“大肃反”运动，相关反恐法律条文的落实情况并不令人满意。

打赢“战后之战”

　　1939年二战全面爆发，苏联由于同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一度没卷入战争。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作为德国法西斯眼里的“劲敌”，向苏联“输出恐怖毒素”是既定方针，着力点就在西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西乌克兰在1920年苏波战争后落入波兰手中，那里有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OUN），领导人班杰拉得到德国幕后支持。1939年9月，波兰被德苏分区占领，希特勒故意让苏联占领西乌克兰，以便OUN在苏联境内形成“第五纵队”。纳粹间谍建议OUN不要过早暴露实力，要等待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的时机。在加入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同样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苏联，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方向的亲德分子趁机作乱，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地。1944年，纳粹德军眼见东线大势已去，为了维持战争潜力，希特勒加紧向各种反苏武装示好，包括将班杰拉分子改组为“乌克兰起义军”（UPA），资助武器给立陶宛的“丛林兄弟”游击队。这些匪帮经常实施屠村，为了向同伙“传授经验”，匪帮“督战官”还将虐待平民的办法整理记录下来，包括将刺刀钉入太阳穴，用匕首将嘴角撕到两个耳根，用园艺刀将女性前胸割开……为了征剿幽灵一般的法西斯匪帮，苏联军队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像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妻兄安东就因身份暴露而被班杰拉恐怖分子折磨致死。

　　1945年5月9日，德国投降，但乌克兰和波罗的海等地的反苏匪帮又与英美情报机关拉上关系，以小股兵力游击作战。斯大林指派平叛反恐名将索科洛夫（后成为苏联元帅）负责指挥，他一方面在叛乱区建立基层政权，提供工作机会，一方面加大情报工作，全力策反被俘恐怖分子，成为潜伏在匪帮内部的“定时炸弹”。经过近十年的“战后之战”，苏联彻底荡平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的恐怖匪帮，共有12万名恐怖分子被消灭。

　　从那以后，苏联国内出现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随着经济恢复和发展，尤其计划经济下的跨区域大协作，使得国内各地联系远比沙俄时期紧密得多，加上苏联调整斯大林时期一些过火的民族政策，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投资扶持，社会矛盾大大缓和。据统计，到1976年，苏联职工平均月薪约200卢布，平均退休金近100卢布，但购买力堪比美元，黑面包只需12戈比（1卢布为100戈比），同品牌的香肠每公斤2.1卢布，上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生病住院，连伙食费也由“伟大祖国”包了。难怪，2006年，在苏联解体15周年之际举行的民意测验表明，66%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

　　正因为苏联很大程度上根除了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使得相当长时间里都没有专门的反恐部队。直到1974年，苏联政府以之前恐怖分子袭击慕尼黑奥运会命令为殷鉴，才抽调克格勃7局精英特工（全都是苏共党员）组建阿尔法部队。尼古拉忆起当年父亲作为阿尔法指挥员的生涯， “和北爱尔兰、意大利、以色列等已出现恐怖冲突的地方不同，恐怖分子对苏联公民来说显得过于遥远，阿尔法队员仅限于书本和电影屏幕上获得感性认知，直到1979年强攻阿富汗总统阿明的官邸”。但那不属于反恐范畴。

国家解体人民受难

上图：2000年3月20日，俄罗斯车臣共和国，普京抵达前线听取汇报。

　　无论阿尔法反恐精英还是普通苏联百姓，都不希望恐袭有朝一日真的来到面前，但美好的愿望落空了。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不仅承接了苏联遗留的大笔物质遗产，也承受着苏联解体带来的“恐怖主义剧痛”。

　　由于国家权力出现真空，俄联邦多地出现分离主义倾向，尤以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为甚。1993年底，忍无可忍的俄中央政府出兵车臣，车臣分离武装选择用恐怖袭击还以颜色。1995年，敢死队员劫持布琼诺夫斯克医院；2002年制造莫斯科轴承厂剧院人质绑架案；2004年制造别斯兰中学绑架惨剧，造成近千人死伤。帕维尔正是莫斯科轴承厂剧院惨剧的亲历者，“恐怖分子把整个剧院变成了地雷阵，他们在舞台和观众席上都安上炸弹，然后穿插坐着几百名人质，恐怖分子显然在等待军警强攻，然后引爆他们的人体炸弹”。帕维尔万万没想到，这场噩梦过去22年后，自己又在番红花音乐厅死里逃生，真是细思极恐。

　　事实上，即便俄政府在2009年宣布漫长的车臣战争结束，标志着国内反恐取得阶段性胜利。但以民族分裂为主的恐怖活动并未消亡，零星恐怖袭击仍时有发生。2009年，一辆从莫斯科开往圣彼得堡的客运特快列车遭爆炸脱轨，39人遇难。2010年，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地铁站和文化公园地铁站发生连环爆炸，导致约150人伤亡。2012年5月3日，马哈奇卡拉连续发生汽车炸弹袭击，13人死亡。

　　从恐怖活动滋生的源头看，主要威胁仍来自北高加索的地区分裂势力。由于沙俄时代的血腥征服和斯大林时期过激的民族政策，生活在那里的车臣、印古什等少数民族仇视俄中央政府，离心倾向明显。再加上车臣战争的影响，北高加索地区的失业水平长期保持在14%左右，其中印古什失业率高达48.9%，车臣为27.2%。普京承认，如果无法安顿失业的年轻人，他们会加入匪帮，导致局势激化，手足相残的战争也将继续下去。更严峻的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引发中东多国内乱，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势力壮大，许多俄籍恐怖分子纷纷逃到中东，成为“伊斯兰国”“征服阵线”“基地”等知名极端组织的骨干，2015年俄罗斯出兵叙利亚协助反恐，叙境内的恐怖分子中就有大量俄籍人员，至于回流俄国内的恐怖分子显然正成为俄政府的心腹大患。

　　平心而论，鉴于国家所处的复杂社会环境，俄政府并不相信反恐行动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讲方法，重策略”。从克里姆林宫的举措看，尽管发生克罗库斯城音乐厅惨案，但现有反恐大政方针不会有大的转变，继续坚持“法治反恐”“宗教对话”与“国际合作”三管齐下的战略，寻求长治久安。

　　无论如何，俄罗斯若想彻底铲除恐怖主义的毒瘤，还需要继续坚持对恐怖主义的高压政策，进一步加强反恐机制和力量建设，并采取有效措施完善社会治理，切断为境内恐怖组织“输血打气”的外部通道。“行百里者半九十”，俄罗斯反恐事业仍然任重而道远。撰稿｜吴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