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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罗杰·科恩伯格:如何终结疾病

日期:2016-12-22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0
阅读提示:分子领域的研究很有可能在未来治愈疾病,无论是病毒性疾病、癌症还是衰老问题,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记者|金 姬
 
       12月17日,当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科恩伯格(Roger D. Kornberg)站到第二届“复旦科技创新论坛”的演讲台上时,全场掌声雷动。这位69岁的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给中国听众带来名为《疾病的终结?》(The End of Disease)的主题演讲。
  在罗杰·科恩伯格看来,分子领域的研究很有可能在未来治愈疾病,无论是病毒性疾病、癌症还是衰老问题,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他强调:“如果地区战争和冲突等大环境有所改变、我们更重视基础研究、医保系统涵盖更多药物,终结疾病也许不再是梦想。”
 
科学之家:虎父无犬子
  
  在诺贝尔奖历史上,共有6对父子获奖,罗杰·科恩伯格和他父亲亚瑟·科恩伯格就是其中之一。父子俩都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的教授。只不过两人所获诺奖奖项不同,研究课题不同,却都涉及遗传基因。
  亚瑟·科恩伯格20世纪50年代中期用实验证明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复制并分离了复制所需的酶,于1956年发表《DNA的酶促合成》一文,因此与人分享1959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罗杰·科恩伯格2001年发表论文,揭示了真核生物体内的细胞如何利用基因内存储的信息生产蛋白质,并凭借这一在医学上具有“基础性”作用的课题荣获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
  当罗杰获得诺奖时,88岁高龄的亚瑟开玩笑地说:“我很失望,等它(诺贝尔奖)等了这么久。”亚瑟回忆,在罗杰八九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和妻子问儿子圣诞节想要什么礼物。罗杰回答说要在实验室里泡一礼拜。
  在科恩伯格这个大家庭中,热爱科学的可不仅仅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父子两人。亚瑟的妻子也是一名生化学家,与丈夫共同研究,可惜在罗杰获得诺奖时已经去世。罗杰是家中长子。亚瑟的次子是生物化学和生理学教授。亚瑟的小儿子虽然是名建筑师,但特长是建造科学实验室。而罗杰的妻子也是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
  罗杰介绍,现在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学习经济学,一个学习政治学,都没有从事自然科学的科研工作。“可能是他们觉得超越爷爷和父亲的成就实在太难了吧。”罗杰自嘲道。事实上,迄今为止的诺贝尔获奖历史上,有父子、兄弟和夫妻档,尚未出现一门三代获奖的情况。
  
基础研究:架构“快速道”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2006年的声明中指出,作为首位在分子基础上展示真核转录过程是如何运行的科学家,罗杰·科恩伯格的研究具有医学上的“基础性”作用,因为人类的多种疾病如癌症、心脏病等都与这一过程发生紊乱有关。理解这一过程有助于人们寻找治疗上述疾病的方法。诺奖评审委员会认为,罗杰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探寻治疗这些疾病的新方法,尤其对干细胞疗法的研究至关重要。
  事实上,关于真核细胞转录机制最漂亮的工作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罗杰的研究工作正是描绘了转录的基本机制,是一项非常基础的研究。然而,研究越是基础,其展示的未来空间越广阔。学术界打了这么一个比方——罗杰描绘了一个快速道的架构,而至于开什么车,在上面怎么跑,就是现在科学家们所做的研究了。
  在罗杰眼中,过去100年间,医药行业从一张白纸发展成为未来最有前景的朝阳行业。“这所有的发展,都来自基础研究的发展。而且,都是基于对知识本身的渴求,而不是对某种具体的药物的需求才产生的发展。20世纪的医药行业发展至今,还需要的是化学、医学、物理学等相关基础科学研究的同时发展。不论是抗生素的研发、核磁共振、癌症治疗或者是基因工程。”
  历史上已经有无数的事例证明,所有的发现都是源于基础科研,但是我们总是会忘记历史的教训。罗杰在演讲时举了个例子——
  X光是由物理学家伦琴发现的,当时他在做物理实验时,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个阴极管上的电极有一个微弱的光点,而且用手阻挡这个光点会留下手部骨骼的影子。他因此在1901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这一发现直至20世纪后期才在医学上得以应用。
  今年,他的课题组利用5年前俄罗斯物理学家提出的量子计算的方法,用更快的时间从100万平方数量级的分子中筛选出了一个对Ⅱ型糖尿病有治疗作用的分子药物。“这些计算方法在提出时都并非为了应用而产生。基础研究最终都会转化成应用成果,只不过时间长短而已。”
  不过,罗杰对基础研究有一个担忧。他特别提到,当前美国研究领域存在这样的情况,哈佛大学等不少高校的医学院,包括他任职的斯坦福大学在内,取消了一些基础研究课程。从2001年到2004年之间,差不多有千亿美元资金,进入到了美国的基础研究领域,但大多数钱并没有进入年轻科学家的口袋。统计显示,在美国有5万名基础研究科学家,46岁以下的年轻独立研究员数量却在减少。“这确实会带来一些隐患,因为年轻科学家可以做出更大贡献,年轻人发现新东西的可能性也更大”,罗杰说,“我们需要给年轻人更多资助,否则,当年龄渐长,他们可能已经没有年轻时那么有创造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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