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基因可以操控，世界困惑了
阅读提示：技术的突破，总是给当时的人带来困惑，而人类文明，就是在困惑与适应、突破与建立规则之间找到平衡后，继续向前。
记者｜黄 祺
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猴诞生在中国的消息，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除了对科技进步的赞叹，也有伦理上的困惑。毕竟，这次被人类成功克隆动物可以算是我们自己的“近亲”——非人灵长类动物。这一次技术的突破，说明克隆人的技术障碍已经不存在。
克隆技术，以及包含克隆技术在内的基因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会引起类似的争议。不过，回想当初蒸汽机发明、莱特兄弟试飞第一架飞机、马路被电灯照亮、互联网进入每一个家庭……技术的突破，总是给当时的人带来困惑，而人类文明，就是在困惑与适应、突破与建立规则之间找到平衡后，继续向前。
技术突破驱动着社会的进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围绕基因技术引发的伦理困惑，《新民周刊》采访了医学博士、科学史博士方益昉。
对“克隆人”的担忧持续了20年
《新民周刊》：中国科学家宣布克隆猴成功后，被问到一个老问题——技术突破后下一步会不会克隆人？20年前多利羊诞生时，人们问了同样的问题。2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是否还是非常重要？
方益昉：事实上，早在多利羊克隆成功的时代，已经有不少关于科学狂人尝试人体克隆的消息。
2002年12月27日中午时分，历时数月的媒体渲染，很多观众等在电视机前，想要见证世界上第一个克隆人。克隆援助（CLONAID）公司通过电视直播在美国佛罗里达宣布，世上第一位克隆女孩已经诞生，名字叫EVE，但就是不让世人一睹芳容。最后，观众们发现这是一次有意的炒作。克隆援助公司是法国“雷尔教”下属的机构，“雷尔教”宣称，地球上第一批人类，是由史前访问地球的外星人克隆而成，克隆是人类实现长生不老的捷径。
到现在为止，我们只能把这些生成成功克隆人类的公司和个人，看作是挑战人类社会伦理底线的狂人。
值得庆幸的是，科学共同体的规范尚存，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规范尚存，敬畏自然的最后底线尚存。在人类社会还没有最后确认自我智慧与能力，社会伦理、文化技术和危机处理上完全准备好迎接克隆人之前，科学界还坚守着人类社会最后的尊严和理智。
《新民周刊》：担忧克隆技术会应用到人类的观点认为，科学家无法抵御将此技术用于人类的诱惑，只要有技术就一定有非法的应用。对此你怎么回答？
方益昉：这个问题，不仅涉及科研人员自身的伦理道德标准，还涉及科学研究机制。目前科学界采用的是奖赏机制，即人工技术改变了自然状况，科学共同体予以研发者论文发表、学术声誉、职务职称和研究经费的奖励。只要科学建制不变，科学家就无法抵御这种精神和物质奖励带来的满足感。
当然，实验室研究和现实社会运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有必要防止别有用心者有意为之。比如原子能理论和技术，自二战期间演变为原子武器以后，至今困扰世界，这个例子是最好的科学伦理研究的案例。
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为代表的科学文化界，早于其他社会学界，在文学作品里对克隆技术进行了讨论。1945年，石黑一雄生于日本长崎，5岁移民英国。科学技术历史上的阴暗实事，如原子弹爆炸的阴影一直留在他的心中。
2005年，他发表的英文幻想小说《别再让我死去》(Never Let Me Go)，后来被制作成电影。小说讲述了英格兰乡间一所寄宿学校，学生们偶然发现自己是被养育的克隆人，他们的命运是长大后为病人提供用于移植的器官，捐献三到四次后，他们的生命就完结了。这样的科学人文作品，深度探讨自然人和克隆人之间的关系，展现了作者对于科学技术的反思。
风波围绕的基因技术
《新民周刊》：伦理规范对科学家的限制有哪些？是一种协约还是自律？一般是以何种形式规范科学家的行为？它的约束力有多大？
方益昉： 在生命科学领域，尽管自人体器官移植、试管婴儿技术面世、分子医学研究进入快车道，学术界已经达成几个主要的科学伦理框架，但计划不如变化，共同体规范远远跟不上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节奏。
1974年，贝尔蒙报告（Belmont Report）确立科研中进行人体实验的基本伦理原则，即尊重个人，善行及公平平等。阐述了科研和行医的区别，强调当科研是用来评价一种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时，科研和行医是并存的，但该行为须受到评审以保护受试的人体对象。
国际医学科学组织委员会（CIOMS）与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修订的《人体生物医学研究国际道德指南》规范各国的人体生物医学研究政策，根据各地情况应用伦理标准，并确立和完善伦理审查机制，这一指南成为了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
《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在第18届世界医学协会联合大会（赫尔辛基，芬兰，1964年6月）被采用修订，当科学的利益与人的利益发生矛盾时，要以人的利益居先，其主要包括知情同意及有利无伤两项原则。
2000年，中国卫生部成立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依据《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和《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负责重大医学伦理问题的咨询和审查。
关于干细胞技术的规范，此前，我国只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与《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且比较宽泛，并没有规定从事干细胞研究的机构需要进行审批获得许可证，也没有规定相关人员所需具备的资质，更没有要求从事干细胞研究的机构，对胚胎来源、干细胞株系建立、克隆胚胎或杂合体和嵌合体如何形成和毁掉等细节进行备案，缺乏有效监管。2009年卫生部颁发的《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对干细胞研究和临床应用的规范，其原则是基础研究要宽松，临床试验要规范，医疗准入要严格。
近200年来，科学技术激发的希望与失望，促成了极有活力的科学人文与科学哲学思潮。
20世纪70年代，人工生殖技术曾遭遇激烈争论甚至反对，不少人担心人工生殖技术将培育出科学怪物或畸形人。201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英国生理学家罗伯特·爱德华兹，以表彰他在体外受精技术领域做出的开创性贡献。爱德华兹的获奖似乎让一切争论尘埃落地：从科学层面对该项技术成果给予最高评价，象征着人类逐步适应科学与伦理之间的平衡。
不过，人类关于人工生殖技术的争论还将继续。因为，这项技术在不断发展，人类对这项技术的应用也在不断扩大范围，因而必然会引发新问题，比如克隆人，合成生命等。
爱德华兹获得最高科学奖，起码在社会价值观上体现了进步，即相信人类社会的管理和对科学的纠错能力。
《新民周刊》：基因技术这些年发展速度非常快，已经应用到医学、生物制药等领域。支持者认为，在基因技术为人类带来的福利面前，风险是有限的。你怎么评价这种说法？
方益昉：相对而言，体外基因克隆技术，以及其他体外生物技术的诊治，比较容易被社会接受。也就是说，一般容易通过伦理学检验，但是其中，深入的问题继续存在。比如，如何预防技术滥用，如何避免个人隐私的泄露，如何回避不必要的疾病恐惧与忧郁发生等等。
任何技术都是双刃剑，特别是在资本积极介入技术开发的时代，人类面临的危机又多了一层资本追求利润的天然危机，这是古典科学萌芽时期所没有的。
《新民周刊》：与克隆技术相关，这些年发生了不少风波。比如韩国黄禹锡以及被撤销院士资格的李宁、韩春雨事件。为何基因技术容易“出事”，容易引起社会的特别关注？
方益昉：上述三个事件，是典型的现代科学体制下的资本冲击型科学事件。克隆学术界，不仅技术上受人关注，资本市场上，也是大鳄博弈的竞技场，在这样一个科学家从未遭遇的现实环境中，科学家需要多想想如何独善其身。
《新民周刊》：目前基因技术的进步，有时候的确让人有些“害怕”。未来，我们是不是要面对更多的这种情感上的纠葛？
方益昉：目前我们看见的克隆猴，是通过健康的母代体细胞，完整克隆出来的子代小猴。眼下天真活泼，希望它一生平安，没有多莉羊它们多难的命运。
科学家并非为了娱乐而克隆猴子，是为了解决人类相关疾病。
2010年5月，《自然》杂志发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实验动物研究中心佐佐木恵里(Erika Sasaki)博士的研究成果。他们利用原产巴西的一种小型长尾猴，引入从水母体内离析出的携带绿色荧光蛋白外来基因，在蔗糖溶液中培育晶胚，最后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批可以复制人类疾病、并且会发出绿色狨猴皮肤萤光的转基因灵长类动物。
这些实验室猴子无疑为研究人类疾病成因以及治疗手段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型。但日本科学家的研究引发一场了“道德风暴”。这项用在与人类血缘关系最近的“亲属”灵长类动物上的技术，理论上也可以用来培育转基因人。
医学研究人员一直渴望获得在解剖学方面与人类相近程度超过啮齿类动物的动物模型。转基因老鼠能够表现出确定的人类疾病症状，是潜伏期实验室研究的支柱，但与人类种属差异较大。很多疾病包括阿尔茨海默氏症和帕金森氏症在内的神经系统疾病，无法在生物学方面与人类存在巨大差异的啮齿类动物身上进行“复制”。
第一只转基因猴子“安迪”(ANDi，Inserted DNA倒过来的缩写)诞生于2000年，也携带绿色荧光蛋白，但不是在它的生殖细胞中。日本科学家取得的这项成就，培育出了可以遗传被植入的人类疾病特征的“克隆儿”。研究人员表示，植入灵长类动物的基因又被下一代继承的实验动物模型，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这个团队未来的研究计划包括培育转基因狨猴，复制帕金森氏症和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等人类疾病。
在刊登于《自然》的评论中，美国灵长类动物专家杰拉尔德·斯查顿(Gerald Schatten)和舒克拉特·米塔利波夫(Shoukhrat Mitalipov)将这项成就称之为“一个毋庸置疑的里程碑”，但同时也应引起人们足够警惕。斯查顿和米塔利波夫警告说，科学家必须面对公众对动物福利的合理关注，以及对制定“现实政策”阻止培育转基因人的呼声。包括“英国基因观察”等监视基因研究道德问题的非政府组织，争论的焦点是动物本身、未来后果，以及转基因人在道德和伦理上是否是正当的。
该不该制造完美生命体，这是个问题
《新民周刊》：关于基因技术，有人形容为科学家“扮演上帝”。我们对生物的干预能力越来越强，这种发展是否有“边界”？
方益昉：目前已有的其他基因技术，其实比克隆还要惊人，比如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等等，这些技术理论上可以打破生物种群间的藩篱。
2017年11月29日，《自然》发文确认，在ATCG四个天然碱基上，完全由人工合成的碱基X和Y，也可以在DNA内部自由组合，合成蛋白。理论上，四种碱基对应的64种组合、20种氨基酸，可增加到216种密码子、172种氨基酸。上面这段生涩的话的意思是，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即使自然选择促使物种追求适应生存环境，但也未能让DNA的自然构成法则摆脱四个天然碱基组合的“上帝约束”。而合成科学家却利用电脑和化学元素，设法挑战自然天条，不仅全力翻译生命构成的密码，而且主动制造全新的生命形式。
此类研究始于文特尔（J.C.Venter）博士首创的人工生命体辛西亚（Synthia）。2017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生命科学中的政治纠缠》中，率先设立专章，详尽反思有关合成生物学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伦理挑战。研究者曾经痴迷于生命序列的神秘多变，今后科学家更要严肃思考哲学，究竟应该不应该制造完美的生命体。
《新民周刊》：你提到，现在我们要考虑的不是技术细节，而应该是风险取舍。可是，不同利益背景、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风险取舍是不同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方益昉：回归医学的本质——医学是人学。将人物化，是资本的运作手段，AI在高科技的包装下全力挺进医学领域，受到全社会关注，但我认为现在不是水到渠成的时候，这种思路，未必是患者的福音。
医学研究不是争当冠军，而是适时推出最有利于人类的、人文化、人性化的医学服务。比如性别鉴定和筛选服务，哪怕它再成熟、再简单，伦理和法律法规都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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