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陈规， 这些“牛”期刊是怎么做到的？

　　散、乱、杂——长久以来，中国科技期刊整体发展情况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因为期刊水平不高，中国科研工作者更青睐海外权威期刊，做出好的科研成果，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投向海外。

　　不过近几年状况有了改变，一批中国科技期刊崭露头角，无论是客观的影响因子，还是国际同行的评价，都可以说明这些期刊在各自领域有了不错的影响力。

　　《新民周刊》近期采访了几份“牛”期刊的主要负责人。从这几份期刊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到，突破陈规，是他们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旧的办刊理念、机制和方式，曾严重限制中国科学期刊的发展，这些“试吃螃蟹的人”的经验可以为我们带来启示。

上图：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在中国科技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新冠病毒的论文。陈薇教授一篇孕妇感染新冠后免疫反应研究论文也在EMI上发表。

新冠研究首先想到它

上图：疫情期间EMI刊登了不少重要论文。

　　“Taylor & Francis Group（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是世界最大出版公司之一，旗下2500家杂志。开放获取（Open Access）期刊中，2020年上半年阅读量最高的10篇文章，我们EMI竟然占有6席。”不久前，美国麻省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国际疫苗学会前主席卢山在自己的朋友圈分享了这个让他引以为傲的消息。

　　卢山教授提到的EMI，全称是Emerging Microbes and Infections，中文名为《新发微生物和感染》。EMI创刊于2012年，是中国内地第一本完全由民间创办的国际医学专业期刊，由复旦大学教育部/卫生部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闻玉梅院士牵头发起创建，是一本根植于中国并覆盖全球的英文期刊。创刊仅6年时，EMI的影响因子就已经超过6分，这样的发展速度在中国的学术界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EMI涵盖了病原微生物及感染的病原学、免疫学、流行病学、疫苗学、临床与实验医学及抗微生物制剂及耐药性等内容，而如今给全球带来严重影响的新冠病毒，正是这本期刊关注范围。

　　作为杂志主编之一，卢山教授的2020年异常辛苦，杂志收到超过1800篇投稿，他要进行初筛和最终的把关，工作量非常大。另一方面，看到众多科学家把关于新冠的重要论文投给EMI，卢山又非常欣慰。

　　“疫情初期很多重要的临床发现，科研工作者都选择第一时间把论文投给我们发表。比如香港大学袁国勇教授关于病毒人传人的研究；北京协和医院李太生教授从新冠肺炎患者的肢端血栓等现象发现自身免疫紊乱与新冠肺炎患者凝血异常密切相关等等。后面这个研究导致启用适当抗凝治疗，大大减少新冠重症病人的死亡率，很快成为世界各国医生在救治新冠肺炎病人时借鉴采用的标准方案，体现中国医学界对世界新冠防治的具体贡献。陈薇教授一篇孕妇感染新冠后免疫反应研究论文也在EMI上发表。钟南山院士、陈化兰院士、高福院士、王福生院士这些国际一流的中国重量级专家的研究新作，也常发表在EMI上。”卢山教授向《新民周刊》介绍。

　　中国人口基数大、患者数量多，拥有庞大的临床数据。这些年中国的临床科研常有受人关注的成果，但遗憾的是，过去中国学者的好论文更多的还是刊登在《新英格兰杂志》《柳叶刀》等期刊上。

　　2011年一个秋日下午，闻玉梅院士与卢山教授、华山医院张文宏教授、闻院士过去的学生章晓冬医师，相约在闻院士家附近的一个小咖啡馆见面，闻玉梅院士提出：是时候创办一本中国科学家自己主持的，具有国际水准的微生物及感染病领域的英文杂志。后来闻院士的学生、美国微生物诊断专家汤一苇教授与复旦大学病毒学家袁正宏教授都以启动者的身份参与了最初期EMI的组建。

　　《新民周刊》2018年采访闻玉梅院士时，她详细介绍了创办EMI的几个原因。她说，首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是很多新发传染病的起源地，如果这些地区科研上的新发现能够早一点公之于众、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促进进一步的研究、为疾病防控提供依据，将对全世界公共卫生和健康事业带来益处。其次，EMI集合了微生物学和感染医学，即基础和临床两个专业的内容，有跨界研究的优势。如果由科研院所或者高校主办期刊，两个专业很难合二为一。

上图：2012年创刊时EMI举行了小小的仪式。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闻院士希望这本期刊能够给包括中国科研工作者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科研人员更大的舞台，让他们有机会向国际学术界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有一些科研人员向我诉苦，某些国外杂志，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论文比较‘苛刻’，等候很长时间才能刊发。国际学术界这种有失公允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期刊，希望给这些科研人员更多的机会。”

　　如今回头再看，EMI已经超过创刊者的预想的目标，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中，EMI体现出“瞭望者”的作用。

　　EMI的初始办刊资金来自一家民营企业，闻玉梅院士说：“作为一份民间创办的杂志，我们有很强的自主性，可以对论文提出更高的要求，不受任何‘关系’的影响，在稿件把关上可以做到更加客观、谨慎和严格，这样的形式我认为非常好。我们珍视来之不易的品牌影响力，因此会严格地把控质量，杂志的影响力就是从论文质量上来的。”

　　除了“民间”这个特征，EMI一起步就站在国际舞台，按照国际期刊办刊规则运作。期刊最初的出版机构是NATURE Springer出版集团，现在是Taylor & Francis Group，而这两家都是世界顶级的学术期刊出版集团。卢山教授介绍，出版社对如何管理学术期刊有丰富的经验，他们负责论文的质控、排版、印刷、发行等事务，而EMI的主编、副主编和编委成员则具体负责文章的收集，内容的审读和组织同行评议等。

　　卢山教授向《新民周刊》表示，如果办刊目标是要办国际化的、世界顶级的学术期刊，那么从编委、审稿人等团队就要国际化，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EMI的编委会成员包括海内外的优秀华人科学家，也有包括美国科学院院士级别的非华人国际专家，现在每年发表的文章中，来自欧美的比例也不断增加。尤其EMI今年发表了多篇来自非洲国家新冠疫情的文章，得到国际学术界的瞩目。EMI正在真正成为一本国际知名专业期刊。

　　作为活跃在美国学术界、特别是在疫苗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华人科学家，谈到中国高水平科学期刊很少的情况时卢山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只有41年，科研事业起步较晚，如果把时间因素考虑进去，这些年中国的科学研究和科学期刊的发展应该说不算慢了，中国科研事业比40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科研工作需要做得更扎实、更精细，如此才可能出现一流的科学期刊。“任何事从0到1很难，中国的高水平科学期刊近些年实现了从0到1的进步，接下来在领头羊期刊的影响下，相信会有更多的期刊水平提升，获得国际认可。”

转企出版社的涅槃

上图：中国激光杂志社团队。

　　说到多元化的办刊机制，中国激光杂志社的成功转型并办出高影响力杂志，是一个值得书写的故事。

　　在光学界，来自中国的英文期刊Photonics Research《光子学研究》这些年备受瞩目，它在世界光学97本期刊中排名第十。《光子学研究》的出版机构是中国激光杂志社，中国激光杂志社由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和中国光学学会共同投资成立，拥有7本中、英文学术期刊，是国内最大、全球第三的光学期刊出版单位。杂志社目前有3本期刊被SCIE数据库收录，3本期刊被EI数据库收录；自主建设的中国光学期刊网，致力于对光学文献的深度挖掘和快捷传播；光电汇产品导购网站正朝着光电行业的阿里巴巴的目标而努力。

　　谈起当年转制为企业，中国激光杂志社总经理杨蕾感慨万千。

　　她介绍，转制之前办期刊的团队所在的部门叫信息中心，当时在科研院所中是一个不太受关注的部门，和那个时代很多科研单位一样，信息中心甚至成了安排家属就业的部门。

　　2009年12月，信息中心的出版团队从事业单位中剥离转为企业。走出这一步需要巨大的勇气，迄今为止国内学术期刊出版机构转企的总共只有两家，另一家名为中国科学杂志社。

　　杨蕾说，改制之前事业单位里限制比较多，这阻碍了学术期刊办刊者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工作效率也不高。“层级管制太多，束缚了手脚。转制之后工作内容专注在了学术出版上。”

　　转企以后，编辑团队也经历了适应期。从“单位”出来的人，首先要适应岗位和薪酬制度的改革，薪酬制度重新设置，细化到一个编辑每个小时能干多少活，责任编辑拿多少钱，部门主任拿多少钱。“效率”二字在改制后高悬在每个员工的头顶上，杨蕾明显感觉到员工们有了压力，她自己也压力重重。

　　来不及给自己太多的过渡时间，转制第二年，杨蕾和团队就开始讨论如何办出高分杂志，这个想法不仅是董事会的要求，也是团队生存下去的必选之路。“咱们作为独立法人要在市场上立足，就必须要有高影响力的期刊。”

　　办刊要找人、找钱，杨蕾去找专家谈，谈一个好的办刊方向，然后去筹措办刊经费。钱是自己筹来的，大家都特别珍惜、干劲十足，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杂志办不好，钱就会赔进去。

　　除了《光子学研究》这本偏重基础研究的期刊，中国激光杂志社另一本关注光学重大工程的期刊《高功率激光科学与工程》创刊于2013年，也备受全球高功率激光领域学者的推崇。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时，评奖委员会撰写的介绍文章里，引用了《高功率激光科学与工程》于2015年发表的一篇综述。

　　要说转制给一个出版社带来怎样的改变，杨蕾认为《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杂志起死回生的过程最有说服力。转制之前，创刊于1964年的这本老杂志已经走到弹尽粮绝的地步，眼看就要“关门大吉”。改制后，编辑部对杂志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为了让杂志内容吸引人，以新自建的编委团队，匹配的编辑团队为核心，大家不断讨论、调整、加班加点优化，内容紧跟行业动向，每期都要求做出漂亮的封面。“事在人为，大家都很拼。几年以后，《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影响力慢慢上来了，不仅成为国内中文核心期刊，还被ESCI收录。”

　　曾经无人投稿的杂志，如今从月刊提速成半月刊，从发文量来看，已经是国内光学界第一大刊。今年中科院设置了面向中文期刊的基金，该刊力挫群雄，在60本期刊排行榜中名列第8，顺利地入选了项目，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影响力的一步步提高让杨蕾和团队有了更多的雄心壮志——希望国内更多的光学领域期刊提升质量和影响力，形成中国光学期刊矩阵。在中国激光杂志社的领衔下，全国几乎全部同行期刊都加入了“中国光学期刊联盟”，联盟成为国内专业期刊集群化发展的范例。一位院士曾问杨蕾，你们做的联盟到底对促进光学期刊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杨蕾用2组数据来回答：2013年全国光学界只有1本英文期刊，而现在已经有13本；同样，2007年，只有3本为SCI收录，而现在已有10本被收录，这就是大家通过联盟抱团取暖，互相学习借鉴，共同发展的结果。这些年，杨蕾常常收到邀请去各个省市传授办刊经验，有的地方她甚至手把手指导创办英文期刊，帮助学术机构走出迈向国际舞台的第一步。

　　作为企业，中国激光杂志社不仅要办高品质的期刊，还要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为此，杂志社不仅开办学术活动，还创办购物网站，打造“光学界的阿里巴巴”。今年5月16日是激光器发明60周年的纪念日，杂志社搞了热闹的线上论坛、直播，还策划了光电产品购物节，当天网站上的销售额超过千万元。到了10月，网站又搞了一次活动，依然受到欢迎。“疫情期间，企业的销售人员没办法上门推销，而需要产品的用户也不方便购买，我们的线上购物正好满足了大家的需求。”

　　在杨蕾眼里，好的科学期刊社完全不用像过去象牙塔般封闭保守，而是应该拥抱新的运营模式，迎接市场的挑战。“期刊办好了就有了好的品牌，在品牌下我们就可以做很多高附加值的活动。” 现在，中国激光杂志社设有中文编辑部、英文编辑部、出版中心、发展部、新媒体部和综合办公室六个部门。

　　与卢山教授一样，杨蕾也明显感受到中国学术期刊这些年的快速进步。首先看办刊人才，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办刊机构，这些年吸引了许多高学历、在海外有从业经验的人才。杨蕾认为，近年来中国科学期刊不仅在进步，而且是“提速跑”。同时，来自政府的重视给了办刊人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很多海外的同行听说我们中国政府对科学期刊提供那么多资助，他们都非常羡慕”。

上图：中国激光杂志社出版的“明星”期刊。

体制内也能办出好杂志

　　医学领域的EMI、光学领域的《光子学研究》，上面的两个例子都来自体制外的办刊经验。那么是不是只有市场化的主体才能办出好的科学期刊呢？

　　带着这个问题，《新民周刊》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微纳电子学系教授、Nano-Micro Letters《纳微快报》期刊主编、长江学者张亚非教授。《纳微快报》影响因子超过12，是纳米跨学科领域国际舞台上来自中国的新星。杂志创刊于2009年，从2015年开始影响因子的上升呈一条陡峭的直线。

　　张亚非教授是中国最早从事纳米科技研究的专家之一，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国从事科研工作时，美国政府对纳米科技的重视程度，给张亚非带来很大的触动。当时的美国政府提出，纳米技术将在21世纪引发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国的纳米研究起步时间不算晚，回到上海交大后，张亚非希望能为中国的纳米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纳米的概念虽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出现，但直到1991年碳纳米管被发现，纳米技术才成为科学研究的热点。此后，全世界大量科研工作者投入到纳米科技相关的研究中。

　　在中国，从事纳米研究的科研工作者做出来了大量优秀的科研成果，有些成果甚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一个尴尬的情况是，由于中国缺乏这方面的高水平期刊，我国大量的科研论文发表在了海外期刊上，造成“花钱发文章，再花钱看文章”的现象，甚至有些优秀的成果因为稿件处理周期长，失去了首发权。

　　上海交通大学《纳微快报》期刊编辑部主任张丽英介绍，2009年在纳米科技领域中国科研工作者的论文占全世界这个领域所有论文的约1/4；到2019年，中国的纳米研究论文占全球约1/3。这个时期中国在纳米研究领域的论文不仅数量大，质量也很高。

　　身在科研第一线，张亚非教授非常了解科研工作者的困境，“我们的研究成果如果不发表，很难产生大的影响力。而且，如果科研工作者的论文不能及时发表，对他们的打击也很大。所以我们想到要创办自己的杂志”。

　　张亚非教授认为，好的学术期刊是科研生态中重要的一环，而当时国内纳米科技研究的生态中，期刊是缺失的。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权威学术期刊还代表着某个领域的话语权，没有优秀的期刊，学术发展永远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纳米科技是很多“卡脖子”技术的基础，中国科技要想在未来实现更多创新、掌握核心竞争力，纳米的研究不能掉队。强烈的责任感也催动张亚非教授要创办一份学术期刊来搭建我国在纳米微米领域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引领中国纳米科技的发展。

　　一本学术期刊白手起家谈何容易，张亚非教授是纳米研究专家，但并没有办杂志的经验。为此，他利用暑假时间邀请一位海外华人专家回国传授办刊经验，在他的指导下，张亚非教授和自己课题组的老师一起制定期刊发展规划、申请域名、搭建网站、组建编委……。早期的参与者都是学校老师，大家利用业余时间投入创刊，而启动的资金则是张亚非教授个人出资。

　　其他困难相对容易克服，申请不到国内刊号这个难题，张教授和国内很多期刊创办人一样，犯了难。当时国内每年审批的学术期刊刊号数量非常少，而申请的排队已经很长。无奈之下，张亚非将目光转向申请国际期刊号，这个做法后来被称为“借船出海”，这也形成了一些国内杂志先有国际期刊号再申请中国期刊号，或者长期只有国际期刊号没有国内期刊号的独特现象。

　　在海外华人科学家的帮助下，《纳微快报》申请到国际期刊号，于2009年正式创刊，创刊五年后，申请到了中国期刊刊号。

　　依靠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张亚非教授组建了有顶尖专家组成的编委队伍和审稿专家团队，而日常的编辑工作依旧由学科团队的老师们承担。

　　创刊第三年，《纳微快报》被SCI数据库收录，从2013年开始，杂志的影响因子快速上升。为什么影响力可以快速地提高？张丽英认为，杂志首先组建了顶尖的专家团队，因此在选题方向、质量把控上有了保障；其次，杂志为作者提供的服务非常重要。这里的“服务”指的是快速的反馈和专业的意见。“作者会发现，我们审稿快，反馈及时，稿件经过编辑部老师们的编校后，文章的学术质量和出版质量有不少的提升。这些作者有了切身感受后，会把信息告诉给同行，让大家知道我们这本杂志是对作者负责的，这样我们的稿源质量就会越来越好。”

　　上海交通大学也为《微纳快报》期刊的发展提供了包括资金在内的各方面支持。如今，支持学术期刊的发展受到高等院校充分的重视，2020年11月，上海交通大学期刊中心成为独立的二级机构，不再与出版社有限公司合署办公。“期刊中心独立成为二级机构以后，我们算是‘找到了组织’，希望随着关系理顺，我们的杂志能够得到学校更多的支持。”张亚非教授说。

　　《纳微快报》如今还在快速发展阶段。按照最新JCR学科排名统计，《纳微快报》在155本物理类期刊中位居第九位；在103本纳米类期刊中位居第十一位；在314种材料类期刊中位居第二十一位。三类期刊里《纳微快报》排位目前在前5%-10%，张亚非教授表示，他希望杂志能够更上一层楼。

　　尽管是一份高校内诞生的期刊，但《纳微快报》的编辑们非常重视维护自己的读者和投稿人，他们运用社交平台与用户互动，增强期刊的粘性。“酒香也怕巷子深。一些期刊也许做得认真，但文章发布后由于推介不够，看到的人少，下载量低，影响力也不够。”张丽英介绍，《纳微快报》在多个社交平台上注册了期刊账号，比如在微信公众号和科学网博客上，拥有庞大的关注和订阅量。

　　为了吸引更多读者，编辑部挑选一些论文制作成小视频，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论文内容。也为大部分英文文章撰写了中文简介，方便中国读者阅读。编辑部还会将好文章通过邮件发送给国内外专家，扩大影响面。期刊的“存在感”就这样一点一滴积累。

　　如今国内纳米科技领域出现了更多的学术期刊，《纳微快报》也有了竞争者。张亚非教授认为，如果大家遵守学术规则认真办刊，多一些竞争对手并非坏事。

　　无论从中国科研的发展水平还是国家的需求来看，中国科学期刊都迎来了最好的历史机遇。曾经制约科学期刊创新突破的因素正在减少，“事在人为”的使命感成为越来越多办刊人的求新、求变的动力。（记者 黄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