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经斯基的“中国情缘”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不久，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苏俄和共产国际密不可分。其特派员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就是其中地位突出的一位。俄罗斯社会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姆列钦评价，维经斯基应算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默默无闻的“伟大工作者”，这位坚贞的布尔什维克不仅支持了中国共产党最初的组织构建，也让中苏两国在此后岁月里有了密切的联系。

带来一手文献资料

　　维经斯基的真姓是扎尔欣，当年研究者查找他的身世，居然发现了十来个化名，诸如格里戈里耶夫、格里戈里、塔拉索夫、谢尔盖、谢尔金，等等，这也难怪，他出身的家庭就洋溢着革命的气息，他年轻时就立志为世界革命而奋斗终生，长期的地下斗争迫使他不断改变身份。

　　1893年5月（一说4月），维经斯基出生于沙俄统治下的维捷布斯克省涅维尔一个犹太裔木材场管理员家庭，那时候，俄国充斥排犹浪潮，深刻的民族压迫令大批犹太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理论，参加左翼工人运动，像维经斯基家族就非常喜欢犹太思想家摩西·赫斯（正是他把恩格斯介绍给马克思）的名著《罗马与耶路撒冷》，里面憧憬“理想国”。1907年，14岁的维经斯基从市立四年制学校毕业，在维捷布斯克印刷厂当了三年排字工人，以后又靠勤工俭学在别斯托鲁克当了三年的会计，这些枯燥却要求精神高度集中的工作，让维经斯基养成了行事缜密、精益求精的习惯，以至于他后来跟中国人交流，常被认为是“学经济统计”出身的，因为他“对苏俄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关数字记得很清楚，谈话时列出数字说明革命胜利后工农业生产的增长”。

　　由于在俄国谋生无望，1913年，他们全家移居美国，两年后，维经斯基加入美国社会党，投身政治活动。在美国的5年，维经斯基练就一口流利的英语。1917年当听闻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推翻后，充满激情的维经斯基主动联系国内的同志，希望参加革命工作。十月革命成功后，急不可待的维经斯基于1918年春从旧金山起程，不久抵达俄国。

　　1918-1919年间，为了对抗占据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白卫政权，维经斯基受命参加红军情报机关，出色地完成地下情报和兵运工作。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欧洲革命也进入高潮，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正式成立。1920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前一个月，列宁为大会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并成立有中国、朝鲜等东方国家代表参加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维经斯基受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国外处派遣，以新闻记者身份前往中国，名义上的使命是在中国组建一家通讯社，秘密任务是“考察建立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可行性”，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和提供翻译服务的俄籍华人杨明斋，维经斯基也由此“成为1920年与中国共产主义者直接联系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

　　维经斯基来华的一大有利条件，是当时苏俄在中国人心目中具有正面形象。1919年7月，苏俄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1920年3月25日，上海的进步俄文报纸《上海生活报》首次刊登宣言原文。同年5月，陈独秀等主办《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刊登了宣言汉译文，还刊登了中国各团体、报刊对宣言的评论，对宣言做出了欢迎与赞赏的回应。很显然，维经斯基一行来华，会赢得鲜花和掌声，正如后来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所回忆的：“因为苏俄政府第一次对中国的宣言（即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刚才传到了中国，中国很多社会团体都表示热烈的欢迎，所以一听到苏联（俄）人来到了北京，大家对他感到特别高兴。”

　　需要指出的是，维经斯基这样真正参加过俄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到来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很难直接得到关于俄国革命的信息，因为他们几乎没有精通俄语的人才，只能利用英文资料，从美国共产党的相关信息中得到共产主义运动的零星启蒙，“布尔什维克主义”便是由美国而来，连带的，中国人对科学共产主义的正确把握也受到限制。而维经斯基恰恰带来大量与共产主义、俄国革命相关的一手文献资料，由此，俄国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取代原本来自资本主义国家文献的不成体系的理论讲义，并逐步引领中国革命运动。

灵魂和组织者

　　具体到维经斯基头一次来华的行程，他们先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到哈巴罗夫斯克，渡过黑龙江抵达中国哈尔滨，乘火车到达天津和北京。先是通过在天津大学任教并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有广泛联系的俄籍教授S.N·波列夫伊（中文名“鲍立维”）和伊万诺夫（中文名“伊文”）介绍，维经斯基认识了英文流利的大学生张太雷，并在他的陪同下，结识了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

　　不久，维经斯基拿着李大钊亲自撰写的介绍信前往上海，见到了主办《新青年》的陈独秀。陈独秀向他透露说：“我同李大钊相约在南北方联手共建中国共产党，您的来访正是求之不得。”为了扩大影响，陈独秀出面邀请陈望道、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邵力子、沈雁冰、陈公培、俞秀松、施存统、刘太白、沈仲九、丁宝林（女）等沪上政界文化界名流来参加座谈会，开会地点在老渔阳里2号自家寓所（即《新青年》编辑部）以及白尔路三益里17号《星期评论》社，请维经斯基介绍俄国革命和革命后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让与会者大开眼界，耳目一新。

　　有着丰富革命经验的维经斯基绝不是“坐而论道”，他迅速打开上海的工作局面，从1920年5月到1921年1月，他亲自创办华俄通讯社，进行理论宣传，考虑到陈独秀出版《共产党宣言》面临印刷经费困难等问题，当即从共产国际的秘密经费中抽出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情报机关曾注意到维经斯基的行迹，据1920年4月19日驻上海日本情报机关发给东京的《上海电第38号间谍（俄国军官）通报》中称：“有人从其头领‘塔拉索夫’（维经斯基化名）处得到资金，资助当地过激分子（对共产党人的污称）开展活动”。据统计，维经斯基曾支持恢复及开办《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上海伙友》等书刊，还在1920年9月举办外国语学社，由自己的翻译杨明斋负责，杨明斋、库兹涅佐娃教俄文，上海进步知识分子李达教日文、李汉俊教法文、袁振英教英文，外国语学社还选派数十名学生分批赴苏俄留学，学社“从成立到结束，历时10个月，为培养党的干部和造就革命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

　　1921年1月，维经斯基离开中国，虽然没能参加中共一大，但他第一次来华，在中国工作的9个月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巨大贡献。

神秘的“外教”

　　据统计，维经斯基一生共有六次来华经历，自1920年4月到1927年5月，七年间累计在中国度过了四年时光。除了第一次“播种之旅”，值得大书特书的还有1924年底到1925年初的“协调之旅”。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当时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四分五裂，还面临帝国主义侵略威胁，一个底子薄弱的国家，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一个只有数十人组成的尚未定型的中国共产党，一支数量稀少的工人阶级队伍。今后路向何方？共产国际提出的意见，是中共与掌握一些军队和政权的国民党合作的模式，即中共党团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中国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后者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3年10月，苏联派出指导国共合作的代表——鲍罗廷，成为莫斯科和国民党、共产党三者之间的政治纽带。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一大，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实现。

　　由于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同鲍罗廷之间出现重大分歧，为了保证中国大革命深入推进，共产国际决定安排维经斯基来华协调，其首要任务就是使一再推延的中共四大最终举行。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一条弄堂里举行，由于要提防外国巡捕和军阀破坏，为了安全，二楼的会场被布置成英文补习班的样子，有黑板、讲台和课桌课椅，每人有英文课本，会英语的维经斯基熟门熟路地当起“外教”，而楼下有一位苏北女工放哨，一有意外便拉响楼梯口的响铃，以便代表们收起文件，拿出英文课本。在这次久违的大会上，维经斯基带来了亲自起草的两项政治议决案，并由中共代表瞿秋白译成中文。这次大会没有出现前几次代表大会中激烈争论的场面，整个会议过程非常平静，好像举行一种仪式，犹如当时严寒冬日的肃静。以至会议记录员郑超麟也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看似平静的四大却诞生了一系列不平凡的决议案，特别是凝聚全党智慧结晶的《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取得胜利。”大会还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掌握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规定“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个支部”，至今，支部、基本组织等概念仍在沿用。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各级党的领导人称为“书记”，这一称呼沿袭至今。

　　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的新政策，提出要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扩大左派，并决定被分配做中央工作的同志不再同国民党发生直接的联系，在国共合作中保持了共产党的独立性。尤其经维经斯基调解，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组成预算委员会，确定共产党的经费数额，同时中共在工作中接受鲍罗廷指导。1925年2月15日，回到莫斯科的维经斯基还发给中共中央和鲍罗廷一封信，再次强调来之不易的共识，“现在在中央的方针与鲍罗廷同志之间，我已找不到原则性分歧。造成你们与鲍罗廷之间产生误解的两个主要的组织上和策略上的原因，现在已经消除”。

最后的岁月

　　为了增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影响力，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6年3月25日原则上同意在上海组建共产国际远东局，4月27日远东书记处正式同意并经政治局批准成立该局，由维经斯基担任局长。中共方面由陈独秀总书记和瞿秋白作为代表加入远东局。1926年6月，维经斯基奉共产国际之命最后一次来华，负责处理两件大事，一是中共内部受国民党右派打压情况，二是即将开始的北伐。

　　此次，维经斯基按照斯大林的要求，主张“从内部反对右派”，要求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以切实加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同时大力加强国民党左派，联手打击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气焰。对于箭在弦上的广东革命政府北伐，维经斯基协调了中共与莫斯科的不同立场。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就是以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远东局集体意志的产物。此后，维经斯基又与远东局另两名成员拉菲斯、福京一起，到当时中国革命圣地广州进行为期近一个月的实地考察，并向莫斯科提交了两份考察报告，着重分析国民党右派反复制造分裂摩擦的原因、后果以及共产党面对此后果所应采取的对策等。

　　考察结束后，维经斯基留在上海工作。北伐战争发起后，他遇到极大的阻力。1927年6月，维经斯基起程归国。

　　自从1927年回到苏联后，维经斯基先被派到伊尔库茨克负责农业生产工作，1930年来到莫斯科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1935年成为教授。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他立即参加民兵组织，这一年他已经50岁了。不过，他的战斗生涯没持续多久就被克里姆林宫召回了。1953年，患病的维经斯基在手术过程中去世。（撰稿 吴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