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克申:记录白俄在沪时光
20世纪上半叶,因革命与战争所产生的白俄人士纷纷流落中国,上海是其主要目的地,30年代顶峰时期有数万之众。俄罗斯人在异域筚路蓝缕的生存与发展,思念故土心切却望洋兴叹的无奈与悲伤,成为诸多作家笔下沉重的话题。其中,出身上海白俄社区的移民作家与水彩画家彼得·彼得罗维奇·巴拉克申就是极为突出的一位,他的名著《在中国的最后乐章》就对上海白俄移民做了入木三分的描写。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绝非只写白俄群体生态,更同时留下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中国景象。
逃命上海
巴拉克申,1898年9月22日生于俄远东滨海边疆区巴拉巴什一个邮政局长家庭,在哈巴罗夫斯(伯力)克度过童年。有一天,他和中学同学参观格罗杰科沃博物馆,偶然间了解到俄国著名作家康斯坦丁·阿尔谢尼耶夫的情况,他有关原始森林探险的新奇故事在少年心中扎下了根,奠定了巴拉克申对文学的热爱。1904年日俄战争在满洲(中国东北)打响,其父被征召到奉天(今沈阳)负责战时邮政,回国后没少给孩子讲中国故事,而且后来到俄中边境出差时也经常带着小巴拉克申,让他大长见识。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夏,巴拉克申被送到乌苏里江畔的比金区和锡霍特山区度暑假,遇见一个来自达乌利亚的布里亚特蒙古老人,后者像著名的滨海边疆区土著猎人、向导和探险家德尔苏·乌扎拉一样,领着巴拉克申走遍大山深处,让他的探险和观察力进一步增强。
中学提前毕业后,巴拉克申也打算像哥哥那样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兵役局却把他送到远在莫斯科的亚历山大军校深造。1917年6月获得准尉军衔后,他热血澎湃地跑到罗马尼亚前线打仗,但淋漓的鲜血和烦人的虱子让他的热情彻底冷却下来。十月革命后,苏俄宣布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巴拉克申也回到家乡。不料,外战虽停,可内战不休,由于帝国主义协约国扶植的白卫势力霸占远东,到处征兵抢粮,无恶不作,无法正常生活的巴拉克申一家不得不选择出逃。1921年底,巴拉克申来到远东最繁华的城市上海谋生,那里继而成为他研究白俄问题的发家之地,他关于白俄群体的灵光和专著完全肇始于此。
研究对象
据考证,俄罗斯人最早在19世纪中叶抵达上海,主要是经上海港向沙俄出口中国内地茶叶的商人。随着俄国移民数量增多,1860年,沙俄在上海安排了非常设领事,但俄国人对上海的兴趣始终不如长江上游的汉口,后者才是俄中大宗茶叶贸易的集散地,直到1896年,沙俄才设立上海总领馆。20世纪初,俄国赫赫有名的志愿船队公司开通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上海定期航线,为俄国移民来往上海提供便利。到1905年,上海公共租界里的俄国居民总数达到近350人,占外国人总量3%,基本是华俄道胜银行职员、志愿船队海员、茶叶和皮毛生意商等,这一构成直到十月革命爆发前基本未变。
苏俄建立后,俄国白卫分子(从保皇党到资产阶级立宪派五花八门)在失势后纷纷流亡海外,尤其上海成了主要流入地,到1937年,上海的白俄侨民达到近2.5万人,是最大的外侨群体。上海白俄主要来自远东地区,那里在俄国革命战争期间被所谓“白卫运动黑色缓冲区”控制,直到1922年秋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实际上是苏俄红军)取得最终胜利,大批白卫遗老遗少们辗转流亡到上海,光1922年就由海军上将斯塔尔克指挥的分舰队向上海运来几千名白卫军雇佣兵。事实上,受经济条件限制,远东白俄没钱去巴黎或柏林这类有大批富裕俄侨定居的欧洲城市,而上海是自由港,不需要签证或居住证就可进入。
更微妙的是,为了打击顽固的白卫分子,苏维埃政权剥夺了这些政治难民的国籍,而中国政府也拒绝承认原沙俄公民的治外法权,因此白俄所能持有的身份只有国际联盟颁发的南森护照(Nansen Passport),仅作为滞留上海的身份依据。上海的白俄主要在法租界,其数量曾是法国人的四倍,租界里的主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甚至一度成了“俄罗斯大街”。
《在中国的最后乐章》
由于经济条件不佳,上海白俄从事的都是被西方白人所嫌弃的活计,许多人辛苦赚钱后逐渐飞黄腾达。据统计,1926-1928年,白俄光在霞飞路上就开了近20家百货店和食品店、30家成衣店和几十家其他店铺,霞飞路成为继南京路之后最繁华的商业街。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很多商业企业属于白俄所有,当然,更多的白俄家庭是靠妻女在夜总会和饭店打工或卖淫过活。
就文化而言,俄罗斯人为上海带来了康康舞,先进的芭蕾舞、戏剧和音乐等理念。他们开办了俄罗斯人学校、文体俱乐部、剧院(芭蕾舞院、歌剧院),开办《上海朝霞报》等俄语报纸,开设俄语电台、东正教堂。上世纪30年代,还开设了俄罗斯话剧院、芭蕾舞学校、主要由白俄组成的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即上海交响乐团前身)。1927年,500名白俄雇佣兵甚至被公共租界收编,成为庞大的万国商团俄国联队,法租界警察也有一支白俄警队充当辅助警力。抗日战争期间,俄罗斯移民承受日本占领之苦。二战结束后,他们开始离开上海,8000人响应苏联政府号召回国,7000人则在国际难民组织帮助下疏散到菲律宾,后来分散到美国等第三国,白俄在上海最生动的一页正式翻篇。
对巴拉克申来说,上海白俄人士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和日常劳作,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法租界的寓所里,他运用作家敏锐的视觉,多角度地观察他们的生活,研究他们的爱好,了解他们的思乡之苦,探究他们对祖国时局的看法,积累了内容丰富、领域多样、独一无二的第一手素材,为研究并撰写在华白俄移民问题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在上海俄侨界中享有较高威望。但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上海是帝国主义列强矛盾的集中点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在这里,帝国主义统治表现得最为露骨和厚颜无耻,也印证了中国人民反抗的坚决性。巴拉克申专著《在中国的最后乐章》写道:20世纪20年代初期,上海的外国侨民没有超过1.5万到2万人,其中人数最多、最有权势的是英国侨民,其后是法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日本人组成与世隔绝却又紧密团结的侨民团体,住在虹口。自称“葡萄牙人”的土生混血葡人与纯种葡萄牙人组成的又一大侨民群体生活在等级分明的环境中。根据某一血统为主的情况,他们也被划为若干等级。 拥有300万人口的华区,按照中国政府的称谓是“大上海”,其居民与其说按出身特征划分等级和阶级,不如说按此特征划分为有权阶级和无权阶级、富人和贫民、买办和苦力。而流亡到上海的白俄侨民则处于上海复杂等级制度的最低层。
在西方世界,上海被称为“东方明珠”“亚洲巴黎”“中国的戈尔康达”(16-17世纪位于印度德干高原的一个国家,以纺织、钻石开采驰名)。上海是世界上藏污纳垢的场所,这里有数不清的酒吧间,有人在这儿喝得烂醉如泥,有人在这儿买卖鸦片,买卖灵魂,买卖女人的肉体。上海有皮肤黝黑、戴着大头巾的上等印度人充当警察制度的可靠而“忠诚”的卫士,有威严而高傲的英国人充当最崇高的“秩序”维护者。上海是奸商、密探、假绅士和骗子出没的城市,是贪婪剥削的城市,是工人拼死苦干,“占有者”疯狂牟利的城市。
的确,上海具备“日不落帝国”英国要求“理想殖民地城市”具备的一切特征,等级制度和“分而治之”原则主宰整个上海。
至于法租界的街道上,执行警察勤务的是安南人(后来用白俄补充警力)。不过,即使根据警察的装备品质,就能确定帝国主义者对待其他民族的态度,华捕装备最老式的武器,印度巡捕的薪水较高,也装备较现代化的武器,英国巡捕则处于二者无法企及的高度。租界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和司机是中国人,而检查员和验票员却是朝鲜人,这些中国人与朝鲜人相互敌视,这就使得他们不可能串通起来耍什么花招了,上海所有其他私营企业与当局所有的企业也是这样。
没完成“文字长征”
1923年夏,巴拉克申乘坐轮船离开上海抵达美国西雅图,后来定居旧金山,并将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到美国后,巴拉克申前几年一直为生存问题而挣扎,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建筑系学过三年,还是个手艺不错的画家,身后留下数百幅水彩画。不过他最得意的还是新闻行当,他先开办《俄罗斯新闻生活报》,后来又创办《哥伦布大地》杂志,最初几部小说也很快出炉。与在中国一样,他在美国俄侨界名望很高。1936年,苏联著名女诗人M·茨维塔耶娃还请求他帮忙在《现代笔记》杂志上刊登她的作品。
巴拉克申终生都心心想念白俄课题,特别关注上海同胞生活的研究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历经六年呕心沥血的创作,两卷本的专著《在中国的最后乐章》问世。作为曾经的上海白俄一员,他在这个大部头的著作里阐述了上海白俄群体的产生、发展和消失等重大问题,通过与事件当事人交谈,用生花妙笔从多个维度生动地描写在沪俄罗斯人相互矛盾的活动情况,许多情节甚至堪比危机四伏的间谍小说,书中甚至能了解到近现代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及中苏关系建立的过程。实际上,西方研究上海对外交往史以及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巴拉克申的这本著作都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之一,他也被视为研究远东特别是上海白俄问题的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1945年二战结束,巴拉克申受到美国陆军部的邀请,随美国军事单位辗转日本、朝鲜半岛、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等地,提供军政咨询,并进行人文研究。最有意义的事情,是1946年夏他加入了麦克阿瑟领导下远东盟军司令部,出任首席历史顾问,为美苏朝鲜问题委员会工作,撰写针对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的基础文件,是朝鲜半岛分裂以及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亲历者。正是那段繁忙的时光,让他产生了创作七卷本著作的欲望,主题是有关欧洲和美国的俄罗斯移民问题,这将是继《在中国的最后乐章》之后的又一次“文字长征”。遗憾的是,似乎巴拉克申出于对这一重大选题的神圣感,始终对调查材料有永无止境的追求,以至于1990年7月29日在美国里士满去世时,都只完成了初步的系统性整理工作,最后都转交给来自哈巴罗夫斯克的族弟。
顺带提一下,随着岁月的增长,巴拉克申越来越怀念滨海边疆区的故乡,对俄罗斯移民在异国他乡生活的细致观察,更让他眷恋祖国的发展。临终前,巴拉克申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从滨海边疆区走出的人》里,详细介绍了自己离开苏俄的心灵历程,遗憾的是,这本书至今没有出版。(撰稿 吴健 常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