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擦肩而过于大航海时代
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是东方古老文明对西方殖民主义第一次战略性的胜利,它阻止了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步伐,维护了东方国家的主权独立,其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为过。郑成功作为一个民族英雄,得到海内外华人世界的深刻认同,也在大航海时代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
郑成功麾下的船队,巅峰期曾所向披靡,堪称亚洲版的“无敌舰队”,能够与世界海上霸主荷兰相抗衡。这曾无数次激发后世人们的想象力,颇有兴致地探讨建立大明海上帝国,乃至开启中国版“大航海时代”的可能性。然而无论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还是郑成功的“无敌舰队”,盛况终究昙花一现,为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和叹息,但也为今天的中国加速建设海洋强国提供了历史的启示。
上图:位于江苏南京的郑和下西洋仿古宝船。
中国航海水平曾世界领先
中国有着悠久独特的海洋文明发展历程。无论是宋元时期繁盛的海外贸易,还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都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重要内容。并且在郑和时代以前,中国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不仅在航海工艺方面领先于西方若干世纪,在南洋和印度洋方面的远洋探险活动也比欧洲人早很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11—12世纪时,中国的远洋航路,从广州或泉州出发,东至朝鲜、日本、琉球,南至渤泥(加里曼丹岛)、文老古(鸟鲁古岛)、三岛(菲律宾)、三佛齐(苏门答腊)、阁婆(爪哇),西通天竺(印度)、僧加剌(斯里兰卡),并越印度洋远至遏根陀(埃及)、班达里(索马里)、层拔(桑给巴尔岛)。
在15世纪大航海探险开始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技术发展水平都远远高于西方。就欧亚大陆两端发动的海洋开拓运动而论,郑和下西洋的规模、行程、航海组织等方面都超过哥伦布航行和达伽马航行,达到时代的高水平。
郑和的首次大航行比哥伦布与达伽马几乎早一个世纪,而其船队之浩浩荡荡,动员人力物力之巨大,都是当时世界超一流水平。郑和统率的船队规模比哥伦布和达伽马统率的船队规模要大几十倍,随行人员要多几十倍到上百倍,每船的载重量也大得多,航程要远得多,经历“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
更有一点是欧洲航海探险时代所不可比拟的:郑和在这样大规模的长时间海洋远征中,只发生过3次武力冲突事件,其他都是友好交往,和平贸易,人舟安利。这是大航海时代绝无仅有的历史记录。
上图: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收藏的郑成功主力战舰模型。
一直到15世纪初,葡萄牙人沿非洲西海岸东下探险,经过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到达好望角。要不是郑和的远洋航行在抵达东非海岸后停下来,以及随之而来的明王朝的海上大撤退,中国与欧洲的两大航海探险的巨流,本来应该在非洲海岸或印度洋上的某个地方不期而遇。
大航海时代开启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海洋强国接连进入东亚海域,寻求贸易和利润。当时西班牙的商船横跨太平洋,直接航行到菲律宾,然后再通过东亚的三角贸易(东南亚、日本、中国三角贸易)完成商品循环,从而撬动了贸易全球化进程。
中国方面,明中叶以来海禁的松动,特别是隆庆开海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商人大量来往于东亚、东南亚的各个港市经营“生理”,形成海外华人贸易网络。西方势力的到来,将中国卷入世界贸易竞争中。东西方势力进而在东亚海域展开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全面角逐。
16世纪后半期,荷兰开始成为海上强国,成立东印度公司,掠劫东南亚。西班牙和葡萄牙作为最早出发航海的两个国家,已经占据很多港口城市。西班牙据有菲律宾马尼拉,葡萄牙占有澳门,以此为基地他们能很方便地与东亚进行贸易。17世纪初,荷兰作为后起之秀,开始觊觎中国东部的沿海地区,先后于1604年和1622年两度尝试占领澎湖,但遭到了明朝政府的强烈抵抗。于是荷兰人找到有名的华人海商李旦帮忙,在台湾南部建立了基地。
此后,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荷兰人的支持下逐渐成长起来,组建起了中国最大的外贸公司,吞并了原先的零散贸易渠道,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市场。郑成功在明清易代的大变革中能成为时代英雄,与晚明发达的私人海上贸易有一定的关系。
赢得东亚海权竞逐较量
然而,迅速崛起的郑氏集团并不愿一直受荷兰人摆布。这个由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所缔造的海商集团与世界第一家跨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争夺东亚海上贸易控制权,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
1633年,在金门岛的料罗湾,郑芝龙所率的大明舰队焚烧并击沉荷兰主力舰9艘中的4艘,俘舰1艘,杀敌数百人,并俘虏了百余人,大获全胜。郑芝龙凭其一己之力,奠定了明朝对日本、中国台湾及南海海域的控制权。
清军入关之后,郑芝龙投降了清政府,但是他的儿子郑成功坚决反对,带领着郑氏家族继续展开抗清斗争。由于清军封锁由北而南数千公里长之海疆,郑成功于是把目光投向海峡对岸的台湾宝岛,拟驱逐荷夷,光复台湾,以此作为抗清基地。
当时,全世界共有2万艘船,单单荷兰就拥有1.5万艘,被誉为“海上马车夫”,可见此时荷兰海上实力的强大。而郑成功的战船与驻守台湾的荷兰人战船相比,处于何种水平?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学术研究部馆员沈洋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攻打台湾时,郑成功舰队拥有大熕船、水艍船、犁缯船、沙船、乌龙船、铳船、快哨等8种大小各异的战船,其主力战船为大熕船与水艍船。大熕船是一种三桅炮船,被荷兰人称作“戎克船”,亦称“台湾船”,船长可达80米,桅杆高4丈,有5层船舱,配备各类火炮50门,可载作战人员400人以上,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商战两用的实用性大型船舶。目前在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就收藏有郑成功战船模型、舰载火炮、火铳、舰炮炮弹等珍贵藏品。
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大型战船(时称“巨舟”“夹板船”)已经是世界顶尖制造水准,对阵郑芝龙、郑成功的荷兰海军战舰,有三层火炮甲板,配备舰炮80—90门。而大熕船的尺寸、排水量、航海性能不仅远胜于明朝正规水师的“大福船”,与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夹板战船”也不相上下。船上装备了由西洋大炮仿制而成的西式火炮,重万余斤,用红铜铸造,炮身置于船首,是郑成功舰队火力最强的火炮。此外,舰队还装备有连环熕、百子炮、神机铳、千花铳、百子花钎铳、鸟枪、鹿铳、连珠火箭、喷筒、火罐(国姓瓶)等火器。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学术研究部副研究馆员叶冲则向记者表示,郑氏集团当时掌握着中国东南沿海比较先进的造船技术。从世界范围来看,与欧洲的大型战舰在体量上面没有多大的差距,甚至可以说是基本上持平的。不过在船体的结构强度方面,包括火炮配置数量方面,西方战舰有所领先,但优势并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郑成功舰队的主力战船虽然装备了西式的火炮,但在登陆台湾与荷兰舰队的大员湾海战中,郑成功并不是采用西方式的远程炮击线性战术,而是仿照其父郑芝龙在料罗湾海战中的战法,将冷热兵器混用,采用炮击、冲撞、火攻、登船白刃肉搏战的混合战术。
沈洋介绍,郑氏海军作战多以战船近战,而“国姓瓶”在海上近战中即为有效的投掷火器,在抗击清军及荷兰人的战争中被大量使用,郑军在近距离的交战中,把“国姓瓶”投掷到敌方船中,烧毁敌船和杀伤船员。依靠其麾下将士的娴熟战技与悍不畏死的战斗精神,最终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这一时期的东亚海域海权竞逐的结果,便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在与荷兰人的海权较量中胜出。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海上展开的最早的并且是规模较大的海上竞争。荷属东印度公司当时驻台湾总督揆一(Frederick Coyett)后来在其著作《被贻误的台湾》里称赞郑成功是“东方最杰出的海战英雄”;荷兰历史学家菲克梅杰也评价郑成功家族为“航海时代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人”。
上图:郑成功军队装备的火炮。图片提供/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错过重大战略机遇期
前有郑和七下西洋这样大规模的长时间海洋远征,在明永乐王朝实现了中国人长期以来沿海航行和近海航行的重大突破,也创造了绝无仅有的历史记录;后有郑成功击败荷兰“海上马车夫”,表明了在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初,中国在东亚海域乃至世界海洋的舞台上仍具有重要地位。但为何此后,中国却没能像西方一样真正进入大航海时代,反而丧失了曾取得的海洋主动权?
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曾分析,那些支持和鼓励哥伦布们航行的西欧封建君主奉行重商主义,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本国商人出海,如授以海外贸易的专营特权,鼓励本国造船业,保护本国海外商业利益,支持开拓海外殖民地,以达到增加王室金库收入和壮大国力的目的。对国内外贸易和海外扩张的特殊兴趣,使西欧重商主义下的大开放和海外移民拓殖成为新时期的发展主流。
而郑和航行的动力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从表面上看,郑和大航行似乎是明王朝积极经管海外政策的重要标志,事实上这只是历史的表象。郑和下西洋虽然已具有发展海外贸易的性质,但仍是在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下进行的,主要是为了确保南洋海道的畅通,以重新确立海外册封制度,恢复洪武初年诸蕃朝贡的盛况,遂赏封建帝王“君主天下”“御临万方”的虚荣心。这种贸易的时间、地点、人数、船只、货物数量都有严格限制,是一种官方专营的对外贸易。
明王朝从开国起就明令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后来又明令罢市舶司,严厉打击走私贸易。为了严禁从海上里通外国,永乐年间强行命令把海船都改为平头船,销毁违禁的大船,不许私造双桅以上大船。罗荣渠认为,这一政策的长期化与制度化,是以牺牲新兴经济利益来服从传统政治利益的保守发展取向,是对正在兴旺发展的民间海上商业力量的毁灭性打击。
对于郑氏势力而言,他们的崛起还是得益于改朝换代的动荡期。中原朝廷泥菩萨过江之时,放松了对沿海的封禁。郑氏集团一度颇有希望打破欧洲垄断,构建独立的亚洲航海贸易体系,创立实力强健的明朝海上帝国。
郑成功在入台之后,就曾计划攻打菲律宾,但拿下台湾之后的形势并不乐观。丧失了大陆根据地的郑氏集团同时也丧失了贸易的货源,清王朝坐拥了天下,便腾出手来对沿海实施全面封禁。而欧洲的殖民者出于巩固自身霸权的考虑,也不会给予郑氏势力任何发展的机会,与清廷联手绞杀郑氏政权。
天妒英才,郑成功于1662年收复台湾的当年病故。后继者缺乏他的雄心大志,只是困守孤岛。在夹缝中生存的郑氏集团,由此逐渐衰败。远航的梦想,湮灭在南洋的波涛中。中国与大航海时代通过海权竞争融入世界市场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也就此错过。
但无论如何,在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郑成功执掌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之牛耳,坚定地维护海权,发展海上商业资本,重新呼唤中华民族向海洋开拓进取的意识,与称霸于东亚区域的西方殖民势力相抗衡,构筑起了一座历史的丰碑,值得后人永世铭记!记者|刘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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