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的日出

　　一百岁算不算年轻？

　　论生理年龄，这叫“人瑞”，和“年轻”不沾边。论政治生态，在那些竞选口号、动员手法、广告策划花样百出的西方国家里，活跃这么久的党叫“长寿”，甚至变成难以吸引年轻人的“负资产”。但在东方，刚满百岁的中国共产党却风华正茂，它的理论依旧魅力无穷，让亿万中国人为之信仰，而它的实践更是史无前例，催人奋进。

　　“经历新冠疫情冲击的世界，再次凸显出‘生存还是毁灭’的终极课题。”上海档案馆馆员、党史专家李红告诉笔者，这跟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乃至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时的时代背景十分相似，那就是人类社会经受着“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退回野蛮时代”（恩格斯原话）的考验，“而中国已经作出选择，我们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力争成为兼具中国特色和国际重要性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位党龄20年的研究者强调，在中国，生命的意义和对有价值的社会主义的追求，让共产党人始终“不忘初心，永葆青春”。

经受最残酷的社会检验

　　仲春的一个早晨，笔者和李红来到上海苏州河畔，公共步道上，人们健身赏景，间或有红男绿女摘下口罩，摆起自拍。“熏得游人醉吧？”李红幽了一默，“若是一年多前发生疫情的时候，我们真难想像幸福时光会这么快回归。”

　　离开步道，进入虎丘路，街对面有家改成优雅咖啡厅的店面，两个剪了时髦发型的年轻人停好SUV后信步闲逛，“中国现在富裕了，人们生活更好了，但最重要的是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李红指着路边一幢深褐色面砖的建筑物说，“瞧，那里大概能算作我们探秘的起点吧。”那是广学大楼，原为西方人士举办的广学会，所创办的《万国公报》曾在一个半世纪前因介绍各类域外信息、社会思潮而声名大噪。

　　“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李红给笔者出了一个考题，“这是迄今有案可查最早的马克思学说中文介绍，出自《共产党宣言》，你能译成白话吗？”笔者只琢磨出跟“资本”“市场”“阶级”相关。李红笑着说，“这段话发表于1899年《万国公报》第121期的文章《今世景象》，署名的作者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里面对应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今天的通译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李红进一步说，李提摩太还转译了“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豪权尽之时”，白话文是“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可以说，这段粗浅的介绍，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又提出了它们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目标”。

　　诚如马克思所言，先进理论在任何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并非一开始被中国知识界继而亿万民众接受。“不管什么理论，都须在‘国家与民族需要’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自己存在的资格。”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威告诉笔者，“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我们这个千年古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是全民族最紧迫的课题，中国社会各阶级、派别、集团都以各自理论和实践拿出方案，提供路径，在‘救亡图存’这一试金石上经受最严酷的社会检验，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

　　有着5000年悠久文明史的中国，到了近代已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超越，当清廷做着“天朝上国”迷梦时，西方已完成工业革命，开始对外扩张，倚仗“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列强逼迫中国签订超过300份不平等条约，形成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说的“不平等制度”，“列强不仅将（殖民）特权以法律形式固化，更在中国建立皇权之外的准统治权”。当中国被动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际，维系千百万人生计的自然经济解体，可封建主义枷锁却没能打碎，应有的生产力与社会发展聊胜于无，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更严峻的是，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国将不国”的空前危机笼罩在4亿人的头上。1898年，香港《辅仁文社社刊》登出漫画《时局图》，把切割国土的列强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清政府刻画得淋漓尽致，其旁题词曰：“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前后，从封建士大夫到草莽英雄，都有‘炼石补天’的尝试。”徐有威向笔者展示了一本1925年法国出版的《世界百科辞典》，里面惊人地列出从清朝洋务派到太平天国领袖，再到辛亥革命先驱的条目，“透过法文叙述和炭笔画描绘，我们从另一个维度意识到积贫积弱的中国如何从死胡同里走不出来”。例如，介绍晚清洋务派重臣李鸿章时，条目用了“精明”一词，可这位“一生风雨裱糊匠”眼睁睁看着三十年心血打造的淮军、北洋水师、天津机器局在侵略者铁蹄下化为泡影，“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浅层思维和“揭露社会停滞而又维护封建统治，要求变革又畏惧根本变革”的悖论心态，注定了“李鸿章”们是“历史的叹息”。

　　以洪秀全、朱红灯、白郎为代表的农民起义领袖，在传统反对封建压迫之外，也勇敢地扛起反帝反侵略大旗，他们提倡的平等思想和平均要求，更传递着身处死亡边缘的农民群众的革命本能和求生欲望，然而千百万人流血牺牲的结果，只是震撼了沉沉黑夜，由于起义队伍的内里蛀空和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19-20世纪交替之际的数百次旧式农民起义都失败了，这严峻地警示着人们：小农经济反不了封建经济，在小生产的基础上搞绝对平均主义，只能重回封建生产方式的轨道，农民政权反不了封建政权，或者被封建王朝残酷镇压，或者蜕变成新王朝，两者必居其一。“占总人口90%左右的中国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1949年，随解放军打到广西并参观太平天国起义旧址的苏联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了解到天王洪秀全用《天朝田亩制度》设计了农民世代梦想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未来社会，却把理想大厦建筑在小农生产和绝对平均主义的沙滩上时，坦然地说：“问题是旧式农民革命摧毁不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也完成不了救亡图存任务。在中国是这样，在别的国家也是如此。”

　　“历史进入20世纪后，中国形势发展的显著特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潮流奔腾起来，论传播效果，三民主义一度先于马克思主义。”来到外滩滨江大道，李红迎着微风，激动地说：“以1894年创立兴中会为标志，以孙中山为旗手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歌颂革命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世界之公理’，革命是‘去野蛮而进文明’的‘天演之公例’，号召人民‘驰骋于枪林弹雨中’，推翻野蛮的清王朝，扫荡‘外来之恶魔’，以西方为楷模，建立自由独立的、民主立宪的‘中华共和国（中华民国）’。”就在110年前，民主革命者真的打倒了清王朝，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可他们回头发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改变。

　　李红给笔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18岁湖南青年熊亨瀚为了支援武昌首义，慷慨参加湖南学生援鄂敢死队，立下誓词：“革命的成败，民族的存亡，有重于个人的生命……”然而，一腔热血换来的是民族资产阶级软弱让步，革命果实落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新瓶装旧酒”式独裁。熊亨瀚等青年痛苦地看到，自己所在的同盟会（后为国民党），多数元老脑子里往往是半截子儒家教育，半截子近代西方社会进化论思想，导致中华民国“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他们自己也成了悲剧性人物，而强调“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缺乏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内容，一些地方都自相矛盾，连国民党内都缺乏认知，胡汉民等党内思想权威甚至以“我注三民主义”来争权夺利，变成“可左可右、临机权变”的“弹簧政纲”。

　　“就在黄浦江畔的码头上，1913年秋，讨袁失败的熊亨瀚痛心地登船流亡日本，并写下‘碧海路迢遥，谁能掣巨鳌？扬帆辞汉月，击楫震天骄’，这是一份豪情，同样也是一份无奈。像熊亨瀚这样的爱国者特别是青年身上，就缺一件足以抗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说到这里，李红举起手机，将外滩万国建筑群顶上迎风飘扬的红旗摄入镜头。

震撼世界的春雷

　　“列宁说过——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到底都是阶级变动。照此衡量，哪怕1911年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都只是‘开了花，难结果’的‘半部革命’，看似国体发生重构，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仍找到自己的代理人，垄断了权力，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常因自身软弱而被消磨，至于劳苦大众的灾难性地位没有改变，中华大地依旧孕育着天翻地覆的能量。”李红指出，中国在近代是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与西方接轨的部分工商业城市同广大贫困落后的农村并存，为新式革命造就了土壤。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经过数十年发展积累，虽经甲午战败而几近毁灭，但许多官办、民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渐成气候，不仅造就了中国最初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同步诞生更为庞大的无产阶级。尤其1914-1918年一战期间，列强放松对华经济侵略，过去横行中国市场的许多舶来品暂时退出，刺激了民族资本发展，据统计，大战以前1903年至1908年，中国平均每年注册工厂21.1家，1913年至1915年是41.3家，1916年至1919年高达124.6家。1912年至1920年，中国近代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13.8%，是1912年至1949年5.5%的年均增长率的两倍多。可以说，以一战为标志，中国近代经济出现一轮飞速发展，注入更多近代元素，工、商、学界民主进步力量大大增强，“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无产阶级数量和质量显著变化，1920年全国产业工人达200万人，比战前增加近两倍，这就远超经济意义了。”李红表示。

　　“但这种‘靠天吃饭’的经济近代化，有着太多先天不足和后天匮乏，一战刚结束，外国资本以更强势头反扑，既没有主权独立国家关税制度保护，又没有足够消费市场的中国近代工商业顿时难以招架，难怪费正清把当时中国经济繁荣称作‘没有前途的奇迹’。”徐有威指出，如何打破“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中国人再次进行艰辛的探索，“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意识到，简单靠生产力自身改进无济于事，根本出路是重构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的社会制度形态”。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苦苦寻路的中国人看到希望。“堪比中国皇帝的沙皇皇冠落地，骑在人民头上的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统统扫除，无产者成了国家的主人。马克思的预言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徐有威强调，中国人看到世界上有两幅景象，帝国主义争霸的一战令欧洲混乱颓废，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以尖锐形式暴露出来，越来越多的志士仁人对走西方道路失望，把目光从欧美转向苏俄，“俄国十月革命的魅力，不光在于它对旧制度的破坏，更在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哪怕经历饥馑、内战、外国干涉重重磨难，却照样朝气蓬勃，这种内在生命力强烈吸引着我们。我们迫切渴望，马克思预言的那个理想世界，能否成为中国的未来？十月革命能否为解决中国困境指明一条新路？”

　　1918年11月的一个冬日，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顶着寒风，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庶民的胜利》，讴歌十月革命，他宣告：试看未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半年后，旨在解决一战后国际秩序的巴黎和会上，身处战胜地位的中国却遭英法协约国出卖，被逼向日本出让山东主权，令中国人看到西方列强的伪善蛮横，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烈焰被点燃，由此引发广泛而又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较少提及的是，五四运动的彻底性，不只表现在它以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为先导，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猛冲猛打，动摇封建礼教这一上层建筑，还表现在工人阶级首次登上中国政治舞台——1919年以北京教师、学生为主体的五四运动喊出“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革命口号，可北洋军阀不为所动，继续逮捕和镇压学生，但这一怒潮自北而南激荡奔腾，当6月间上海十万纺织、海员、电车等工人举行大罢工（因“6·3”事件而起，可称“六三罢工”)，提出“万众一心，罢工救国”的口号，使“三罢”（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到达高潮，才迫使军阀政府罢免卖国官员，拒绝在有损国权的和约上签字。

　　“在旧社会，工人是饥寒交迫的奴隶，罢工就没有收入，全家都要挨饿，还要被工厂开除，可见他们宁愿挨饿，宁愿失业，决心罢工救国，可见中国一个先进而崭新的阶级正昂首登上历史舞台。”李红专门指出，上海作为旧中国近代工业和工人活动的中心，属于五四运动一部分的“六三政治大罢工”，体现了工人阶级已是有觉悟的、独立的战斗队伍，先进知识分子由此看到这支伟大的革命动力。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里，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该组织究竟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组织主要发起人、《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一时纠结，写信征求李大钊意见，后者一锤定音，还是叫“共产党”。1920年，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深入工人中办学办刊办工会。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大传播、大灌输的一年。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工人完成了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

选择绝不轻松，亦非任意

　　严格来说，五四运动期间到两年后正式建党，中华大地宛如黑格尔形容的“壮丽日出”，但霞光万道之中，却亦是“五光十色”。“如果你是那个时代有抱负的青年，那将被各种思潮学派所包围，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徐有威告诉笔者，“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为最广泛的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性选择，这绝非轻松，也绝非任意。”

　　中共一大代表、后来的共和国领袖毛泽东，1918年6月从长沙第一师范毕业后，一度邀约同学到岳麓山寻觅新村宝地，建立所有成员“每天工作四小时，教授四小时，自习四小时，游戏四小时，睡眠八小时，边读书边工作，以新精神治理旧农国”的人间乐土，这一构想始终未曾超越“坐而论道”的阶段，意气风发的毛泽东意识到在中国农村普遍落后、衰败的时代背景下，以温情和谐为标榜的新村主义完全脱离现实，必须自觉把马克思主义用于革命实践，积极投身工农运动，以这一思想武器去改造世界。

　　1919年，毛泽东的同乡、23岁的李维汉在勤工俭学浪潮中来到法国，当无产者濒临死亡与资本家骄奢淫逸的残酷现实摆在面前时，当每个旅法学生连每月400法郎的基本救济金都无法保障，而北洋政府却以出卖海关、邮政和滇渝铁路筑路权向法国政府借款3亿法郎打内战之际，稍有良心的中国留学生自然会奋起抗争，“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大家就高兴地以为找到了真理。”从巴黎街头抗议、进军里昂中法大学，再到中法反动政府镇压，李维汉在斗争中进一步接触从法文译来的《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十月革命宣传册，思想才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更具代表性的是，追随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老资格国民党员吴玉章、熊亨瀚等也开始发现，“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

　　在苏俄及共产国际帮助下，1921年7月23日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座两层小楼内，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随之翻开崭新的一页。从此，数以万计有着不同经历和背景的爱国者决定加入共产党，他们坚信，为了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能够重生，有共产主义共同信仰的人必须集合起来，在统一的旗帜下朝着宏伟目标进发。特别值得后人景仰的是，先驱们一经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就坚定不移、终生不悔。无论遭受何种不幸，无论是面对血腥屠杀、野蛮酷刑，经受清贫的生活、艰险的斗争还是亲人的误会、革命队伍内部的委屈，都不可能改变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的选择不是一时冲动或者趋时行为，而是理性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对真理的追求！

没有耕耘，哪来收获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东方大国，无产阶级政党如何进行革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也没有可以套用的别国现成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正确回答和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也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

　　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旗帜上，明确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中共一大就宣布自己的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二大提出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指出现阶段党的最低纲领是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最终方向还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而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比中国已然经历过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特色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而非资产阶级领导，这是决定性意义；二是就革命前途来说，不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三是就所属世界革命范畴来说，在一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它已不属于世界资产阶级革命一部分，而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别有风趣地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比喻为文章上下篇，“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在坚持这个根本方向上，中国共产党从未因一个时期环境变化或一个阶段任务变化而含糊或动摇过。

　　在这样艰难曲折的“上下求索”中，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团员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成为整个民族的宝贵记忆。“每逢给大家讲述党史，我的内心就无法平复，那些年轻的生命离去得太快了，但对于民族，他们的牺牲又是那么伟大，就像周恩来一首诗里写道——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因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李红讲述道。

　　1927年夏，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动用军队，背叛国共合作，屠刀挥向曾经的战友，数月之间，共产党员从近6万人锐减至1万人，大革命果实被新军阀窃据。7月2日，曾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代理书记赵世炎被捕，他把敌人的监狱和法庭当成讲坛，“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种子已经遍布大江南北，共产党必将取得胜利”。见劝降无望，7月19日，敌人对他施以砍头酷刑，第一刀砍下时，赵世炎奋身跳起，仍高呼口号，被砍在腰中，刽子手连砍数刀，最终他身首异处，眼犹睁开，时年26岁。同年11月，上海工人夜校开拓者徐玮在杭州被捕，临刑前，国民党特别法庭庭长钱西樵传唤他：“你的情况我们都清楚，你不要再跟共产党了。”徐玮说：“那我问你三个问题，你答得使我满意，就不当共产党。”问的是国民党右派先前口口声声遵循已故总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现在何处，钱西樵无言以对，徐玮笑着说：“你既说不出个道理来，我就只好当共产党当到底了。”

　　难能可贵的是，身为国民党青年才俊的熊亨瀚在1926年大革命中策动湖南军阀唐生智倒戈参加北伐，仕途本可平步青云，但他毅然加入共产党，由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共产主义先锋战士。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他坚持跟随党组织，被捕后，国民党旧人轮番游说，他只在遗书里写下“余之死，非匪非盗，非淫非拐，非杀人放火，非贪赃枉法，实系为国家社会，为工农群众，含冤负屈而死”，军阀头子何键知道再审无用，遂用笔批道：“熊亨瀚三字，就是罪证，不必更问，枪决就是。”

　　但无数鲜血没有吓倒尚处幼年的共产党人，经历化茧为蝶的痛苦，1927年7月的最后几天，一大批共产党精英云集南昌，这个“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之地将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微妙的是，时任国民革命军暂编20军军长贺龙的态度将决定起义成败，31岁的他尚不是共产党员。7月28日，贺龙见到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他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南昌起义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

　　“什么是信仰？答案不尽相同，因人而异，但有没有信仰，有什么样的信仰，对人的一生所起的作用都是决定性的。”李红告诉笔者，“从建党到建国的28年间，有名可查的烈士多达370余万人，纵观世界政党史，唯有中国共产党为践行和坚守自己的信仰，付出如此巨大而惨烈的牺牲。”按当下的话讲，他们中有一大批精英分子，不乏社会名流、高级军官、豪门后代，或有显赫地位，或受良好教育，或享父辈恩泽，但为了信仰，他们都抛弃了常人眼里的“锦绣前程”。

　　旧军队出身的虎将董振堂，在共产党争取下，于1931年率部起义加入红军，他入党后把多年积蓄的3000多块大洋全做了党费，毛泽东劝他：“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点给自己。”但董振堂说：“革命了，个人一切都交给了党，还要钱干什么？”1937年1月，刚经历完长征的董振堂坚守孤城高台，终因弹尽粮绝牺牲，敌人将其头颅悬于城楼，噩耗传来，中共中央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北伐名将叶挺在国民党军界素有威名，大革命失败后赴苏留学并加入中共旅莫支部，后因党内左倾路线排斥而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抗战爆发后又以非党员身份出任新四军军长，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时被扣。上自昔日黄埔校长蒋介石，下至保定军校好友陈诚，无不费尽气力劝他改变立场，但叶挺以“牢底坐穿”的态度度过五年两个月的囚禁时光，当1946年3月4日一出狱，就赶到重庆曾家岩中共代表团驻地，并于次日天亮前递交入党申请书：“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叶挺寅微。”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闻讯后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只留了一句：“共产党人的可怕，就在于此！”

　　“正如叶挺军长在申请书里所写的，如果说为中国人民的幸福而努力工作，就得考虑真正为中国人民的幸福而努力的是哪个政治集团。”李红表示，千百万像叶挺这样希望“有意义生活，而不是简单活着”的中国人，在实践中认定只有共产党能贡献其全部力量为人民工作，“也就不在乎自己是否失去财富、自由乃至生命，因为哪怕自己倒下，也一定会有崇高的战友继承他们的精神，为了人民奋斗到底”。就像1949年打过长江、占领南京、解放上海的人民军队所高唱的战歌：“假如我为了真理而牺牲，我革命灿烂的花会带来胜利，开在春天。美丽的中华啊！巨人站在太平洋浪上，高唱自由和解放。……”

　　经过二十多年的革命斗争，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国大陆全面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实现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以及各方面政策作了明确规定，毛泽东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这一划时代的伟大事件，是中华民族百年来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取得的伟大成果，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

“马克思”之名第一次出现

　　1899年2月出版的《万国公报》121册上登载名为李提摩太译著，实为蔡尔康据李提摩太口述撰写的《大同学》一文，首次提到马克思，内言“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还简略介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称其为“安民新说”，概括资产阶级统治世界为“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归纳无产阶级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为“安民救世”。显然，作者把马克思国籍弄错了，对革命理论的介绍也不精确。过了两个月，《万国公报》123册连载《大同学》时，国籍之误得到纠正，作者改作“德国之马客偲”，但“马客偲”译名的传播力显然不及“马克思”。要指出的是，《大同学》实际是阐发英国人企德“社会进化”的思想，充满进化论与宗教宣传相混杂的说教，论证的是超理性的宗教力量至上，它引述马克思及其学说的片言只语的目的，绝非赞成和鼓吹，相反却是贬低与反对。但由于《万国公报》在当时是上海最著名的刊物，影响极大，上海人由此知道了“马克思”这一名字。（撰稿 吴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