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者之歌

　　“上海漂亮吗？”

　　“上海可爱吗？”

　　这两个概念摆到一起，您会如何回答？至少，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有着25年党龄的王泠一博士向笔者作出了精辟的回答——这种对比，就如同时下青年人常常扪心自问，要“活个精致”还是“活个认真”，“两者会有交集，可哪个更有意义，你会品出味道”！

　　无论个体的人，抑或千百万人组成的城市，都在社会变迁中被塑造，但同时也参与塑造。“上海的繁华与精致，其实很早就呈现了，但之于社会意义的美好，只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建立人民政权后才能实现。”王泠一坚定地说，“不只我们自己，放眼世界，你同样能发现，世界上但凡有正义感的人，都会为上海艰苦卓绝的革命解放、持续深化的改革开放，乃至未来可期的美丽绽放而感动，而讴歌，而予以支持！”

　　无独有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研究员阿夫欣·穆拉维产生同样的共鸣：“1800年，全世界只有3%的人口生活在城镇。1900年，这一比例为15%，尤其20世纪初世界最大的十座城市（包括上海）讲述了西方占据政治经济支配地位的历史。因为19世纪的工业革命，加上迅速扩张的殖民贸易运动，给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带来可观财富，而这是以地球上90%的人坠入灾难深渊为代价的‘阶级城市化’。”这种扭曲的局面，注定要被历史所纠正。

魔都的本原

　　“魔都”，这个被好多年轻人接受的上海别称，当1923年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创造这一称呼时，内心却充满惶惑，“这是不可思议的城市，充满了魔力”。他无法解释光怪陆离的繁华背后，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在塑造？

　　“上海的近代化，首先沾染了侵略者的武力掠夺，又经过来华求财的外国资本折射，产生了复杂而多元的社会影响。”王泠一给笔者展示了一百年前瑞典莫贝格公司（Moberg & Co）驻沪代表G.G·久涅尔别尔格对上海的白描：“上海是中国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人口达200多万，那里贡献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上海是个大都市，拥有相对发达的工商业，它地处沿海，地理位置优越，贸易便利，是中国市场的入口和经济中心。19世纪中叶，东西方列强就从这里抢占中国市场，建立势力范围。上海有电车、高楼，赫赫有名的‘国际天际线’——外滩。有一点不能不坦白，过去的五十余年，列强迫使中国打开国门，主要有英国、美国、法国、俄国、德国以及日本，他们的做法简单粗暴，无视中国利益，将中国人的利益和尊严踏得粉碎。这在他们发展上海租界期间体现得淋漓尽致，从国际法角度看，这个‘国中之国’享有治外法权，在这里适用外国法律，而不是中国法律，所以中国当局不享有管辖权。”

　　怎么解释这种场景呢？王泠一展示了1927年4月15日拍摄的照片，日本帝国海军一等海防舰“八云”号的炮口对准上海外滩的汇丰银行大楼和在建的江海关大楼，“如果中国人反抗，享有中国内河通航权的外国军舰就能直接镇压，而在平时，列强掌握的旧中国海关和金融机构则在刺刀保护下日进斗金”。实际上，哪怕西方稍有点良知的人对此都不可容忍，久涅尔别尔格说：“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美英法日意等国巡洋舰长期停泊黄浦江，咫尺之遥的外滩洋商大厦、侨民俱乐部和时尚爵士餐厅却散发着优雅风情，这种浪漫无法抹去中国的伤痕。”

　　“上海是世界上藏污纳垢的场所，这里有数不清的酒吧，有人在里面喝得烂醉如泥，有人在里面买卖鸦片，买卖灵魂，买卖女人的肉体。上海有皮肤黝黑、戴着大头巾的印度巡捕充当公共租界可靠而忠诚的打手，有威严而高傲的英国人充当‘崇高秩序’的维护者。上海是奸商、密探、假绅士和骗子出没的城市，是贪婪剥削的城市，是工人拼死苦干，‘占有者’疯狂牟利的城市。”游历过当年世界几乎所有大都市的久涅尔别尔格不免给上海下了这样的定义，“这是可以大发横财的地方，是冒险家的乐园，到处充满激情，到处又冷酷无情。”

　　对于这样的上海，1933年2月17日，只为拜望“中国的良心”——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爱尔兰文坛名宿萧伯纳，很不情愿地呆了区区四个小时。有帮闲者吹捧萧翁驾临之际上海久雨放晴，“您福气真大，可以在上海看到太阳”，萧伯纳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这是太阳的福气，可以在上海看到萧伯纳。”萧伯纳对旧上海毫无好感，他对那些记者说：“上海至为恶劣，我对它没有什么兴趣。”请注意，萧伯纳也在上海看到中国的希望，那就是宋庆龄向他传递了中国共产党及革命的新情况，离沪前夕，他发表的《给中国人民的短札》直言——“中国人民而能一心一德，敢问世界孰能与之抗衡乎”！

　　上海在资本主义世界被称为“亚洲巴黎”“黄魔之城”，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注视上海，却源自重重阶级压迫下蕴含的惊人反抗力量。苏联记者A.E·霍多罗夫在1922年所著《世界帝国主义与中国》—书中提到，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于1919年3月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号召东方各国被压迫人民共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1920年4月，俄共（布）中央远东局代表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以新闻记者的公开身份前往中国，名义上是在中国组建一家华俄通讯社，秘密任务是“考察在中国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可行性”，同行的还有妻子库兹涅佐娃、提供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等，维经斯基也由此成为“与中国共产主义者直接联系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也是西方史学界评价的“最默默无闻的伟大工作者”。

　　“多少年来，中外专家讨论不休的课题，就是维经斯基为什么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阵地放到上海？”俄联邦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解密档案显示，他们首站是抵达天津和北京，通过在大学任教并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有广泛联系的俄籍教授S.N·波列夫伊（中文名“鲍立维”）和伊万诺夫（中文名“伊文”），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及其周围的革命青年建立联系。然而，北洋军阀势力严密控制的北京缺乏工业，缺乏工人阶级的大部队，在坚持十月革命经验并看重这一点的共产国际代表眼里，封建官僚把持、政治密探遍布的北京暂不具备社会主义运动爆发式成长的条件。后来，维经斯基又拿着李大钊写的介绍信赴上海，会见另一位重要人物陈独秀，他和李大钊一样，都认同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价值，正引发全世界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潮，而在中国这一高潮的标准就是1919年汹涌澎湃的五四爱国运动，其中最革命的分子从五四运动左翼分化出来，打算联合起来建立共产党。维经斯基等人还考察过中国另一个政治中心广州，但那里也没有发达的工业。

　　这就是最后选择上海这个中国最大工业城市、无产阶级中心及革命知识分子集中地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乃至远东工作重心的缘故。同年9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负责人之一V.D·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在莫斯科做了有关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在远东开展工作的报告，提到“今年5月建立了对不断扩展的工作实行领导的临时集体核心，……所在地定在上海，名为‘共产国际东亚第三秘书处’（一作共产国际东亚秘书处）”。报告强调，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主要出版中心，……秘书处在这里订阅了许多报纸和杂志，我们买到了《上海生活》，中国报纸《周报》等，中国杂志《新青年》（月刊）、《新中国》（已迁至北京）”。10月5日，俄共（布）阿穆尔州委员会也收到一份关于上海政治氛围的报告，里面提到：“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可以公开进行宣传的核心基地。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组织，出版300多种各类刊物，这些刊物全都具有社会主义倾向。有时候还举行群众集会。人们争先恐后地购买附有苏俄活动家特别是列宁肖像的文学读物、报纸、杂志。”

国际主义不是虚无缥缈的

　　在各种因素促进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革命面貌发生根本性转变，接下去无论遭遇再大挫折，这个由先进思想武装起来、始终得到人民无条件支持的政党都能愈挫弥坚，继而走向胜利。同样，每逢中国共产党取得重大胜利特别是在上海胜利时，全世界正义力量都会给予真诚热烈的声援和帮助。

　　1927年3月21日，中共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驱逐北洋军阀直鲁联军，不到十个小时，工人拿下上海华界七个区里的六个区，不久直鲁联军投降，头目毕庶澄躲进公共租界。就这样，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变成红色的海洋。这一消息如闪电般传遍全世界，不仅是苏联，英法德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规模空前的工人学生游行庆祝。当然，最热烈的场景发生在苏联首都莫斯科，有联共（布）党组织书记走到巨大的中国地图前深切地鞠躬致敬，接着从图上拔去标志军阀占领上海的小黑旗，撕得粉碎，扔到地上，众人都冲过去用脚踩它，黑旗瞬间给踩没了。无数苏联工人和流亡苏联的各国共产党员上街欢呼，《共产国际通讯》记载道：“莫斯科各工厂都举行集会，演说者在会上阐明了工人占领上海这一壮举的重大意义。”大批工人学生向联共（布）中央机关大楼前的老广场进发，队伍里的中国留学生不断被苏联人围住，他们热烈握手欢呼，有人甚至把几个中国同学扔上天空，落下来再接住！

　　不幸的是，才三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就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把上海淹没在血泊中，苏联和许多西方国家正义人士的愤怒又是那样激烈，令人印象深刻。莫斯科五一劳动节筹备委员会原打算在游行队伍中陈列一个大型的蒋介石像，向这位北伐军总司令表示敬意，可接到“4·12”政变消息后，他们依然抬出蒋介石像，却是当众烧毁。苏联著名战地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那时候还是小学生，“我们这一代受过布尔什维克教育的人，在自觉生活的过程中，总是记得斗争的上海，它总存在于我们的意识深处，我清晰记得，我们给棒头插着扎成出卖革命的蒋介石样子的稻草人，游行穿越莫斯科全城，接着将其烧掉”。

　　“我们对上海人民深深的感情和同志般的敬意，绝非突然出现，不，这是久存灵魂中的感情！”多少像西蒙诺夫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是这样强调的，也是这样做的。毕士悌，一个来自朝鲜的军事天才，1919年为争取祖国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出来，他付出“全家尽节”的代价，只身流亡中国。他很快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把反帝反封建视作朝中两大兄弟民族的共同使命，并为之奋斗终身。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已是黄埔军校主任教官、军队仕途光明的毕士悌却坚定跟随共产党，在遍布白色恐怖的上海，他受领党组织的任务，辗转来江西苏区，长征中当上红军干部团参谋长，为中革军委打前锋，从乌江一路战斗到腊子口，1936年为掩护党中央东渡黄河身中数弹，弥留之际，他只问了一句：“前方情况如何？毛主席过河没有？”得知毛泽东和党中央已顺利渡河，他才安详地闭上双眼。

　　何止是毕士悌，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从不畏惧强暴，他们用炽热的爱给中国革命事业添加浓墨重彩的一笔。“你肯定听说过史沫特莱、斯特朗和斯诺，这三位美国记者让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形象进一步传播世界，尤其这些工作大多在上海完成。”王泠一提到，这三个美国人的姓氏都以英文字母S为首，人们习惯叫“三S”，“他们于1924-1928年间来到中国，而上海恰恰是‘三S’进入中国的门户，是他们从事进步活动最频繁的地方，他们反映中国革命的报道和著作也基本在这里写作或发表”。

　　1927年5月，斯特朗乘美国邮轮抵达反动派屠刀挥舞的上海，她遍访孤儿院、教堂和浦东工业区的劳工服务站，确实了解国民党残害共产党和工人的暴行，向世界报道了上海“4·12”大屠杀真相。20年后，斯特朗成功结束在延安采访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后又来到上海，住到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忙于写作在中国所经历的一切。她写的关于延安情况的材料，也是从上海送到印度、菲律宾、日本以及欧洲各国去发表的。她在纽约左翼刊物上发表的题为《毛泽东的思想》一文，着重写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思想，介绍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创造，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

　　史沫特莱来华更早，1923年底以德国《法兰克福时报》特派记者身份来华，1929年春夏间到上海，她在上海的“家”成了地下革命活动联络站，苏区重要干部来沪常落脚于此，像红十军军长周建萍就在她家隐蔽养伤。她还不顾个人安危，掩护一些中国同志逃脱追捕。史沫特莱是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红军长征消息的外国记者，1931年，柔石等五位左联青年作家在龙华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后，史沫特莱与鲁迅等中国作家一同起草抗议宣言，并译成英文、俄文、日文，在国外报刊上发表。

　　斯诺是1928年来到中国，上海是他走向中国各地考察研究的出发地。在上海，斯诺和宋庆龄建立深厚友谊。宋庆龄介绍他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继而访问陕北根据地，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报道了“人类历史上伟大革命之一的基本历程以及投身这场革命的人们”。1938年，《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后，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学协”采取推销购书券的办法发动青年购买阅读，在上海青年中产生巨大影响。同时，斯诺痛恨帝国主义、买办统治下的旧上海，称其为“中国脸孔上的政治溃疡”，他在著作中无情揭露帝国主义霸占上海的史实和国民党残害爱国进步人士的罪行，报道了“1930年一年，上海街头和河道里发现2.8万具尸体”等事实，激发了人们的革命激情。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去观察‘三S’，他们的生活满可以富有诗意情调，像史沫特莱在法租界吕班路（今重庆南路）长期租下独门独院，犹如‘大隐于市’，而斯诺的稿费也足以让其在公共租界过着十分体面的生活。”王泠一表示，但同情并支持中国革命的出发点，让他们在上海因志同道合而成为好友，正如史沫特莱留下的名言——“我一直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

　　正如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的文章里写道：“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也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事业代表人间正道，当1949年4月百万解放雄师过大江，天翻地覆慨而慷之际，正在巴黎和布拉格出席全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各国进步政党与知名人士无不欢呼雀跃。主持布拉格大会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多尔达刚拿到解放军占领南京、正向上海进军的电报，当即中止会议，向在场的17国代表团宣读喜讯，全场起立欢呼了足足半个钟头。“为什么你们进行着战争，和平拥护者却如此热爱你们？因为人民军队的胜利将使中国早日获得全部解放，早日让中国建立人民民主，而属于人民的政权才是真正热爱世界和平的，也是消灭战争的，是根绝帝国主义必不可少的。真正热爱和平的人都明白：获得胜利的中国人民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强有力武器。”拥护和平大会的苏联代表团团长、也就是那位著名记者西蒙诺夫在半年后（即1949年10月18日）来到上海，向解放这座英雄城市的解放军指战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高尚的人都是一样的

　　共产党人绝非只会打碎一个旧世界，他们更擅长建设一个新世界。1949年5月27日，上海，这座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大、世界第六大城市获得解放，这一巨大胜利让西方国家产生莫名的恐慌，美联社信誓旦旦地预言：“共产党无法保留权力，因为中国从未实现工业化，经济无法自立。”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声称，“一旦共产党人面对上海严酷的现实，他们将被迫改变目前的路线”。言下之意，新政权满足不了上海作为工商业重镇所需的生产与生活要素，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用了一个半世纪将其变成附庸于自己的“消费型城市”，便利自己进入并垄断整个中国市场。“光上海纺织业就需要美国提供的棉花，而上海发电和机械制造企业所需的重油也依赖美国和英国。”美国记者威胁道，“如果美英愿意，他们将让赢得上海的共产党置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确实，上海解放前夕，至少美国已停止对上海的棉花与重油贸易，但共产党和上海人民没有屈服。就在1949年秋，包括54家纺织厂在内的全市企业全都恢复运营，市场呈现出国民党时代不可想象的繁荣，滞留上海的一名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不得不承认：“共产党迅速为上海引入稳定的资金和物资，支持所有工厂复工，尽管美国突然终止燃料和原材料供应，但这里的食品和产品价格已趋于稳定，上海人非常支持共产党。”其实，西方人只看到物质上的变化，人的地位变化才是上海面貌改变的关键。早在一战后，上海就出现维护工人利益的工会，通过工会，工人寻求提高工资，签订集体协议，改善工作条件，可1927年反革命政变捣毁了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工人又陷入地狱般境地，每天工作时间持续12-16小时，而国民党用刺刀挑起来的所谓“改革派工会”从未保护过工人利益，这只是剥削者的顺从工具。随着上海解放，劳动者的地位被彻底改变，所有工厂都有了真正的工会，人民政府引入工人保险，要求企业将一部分工资总额分配给工会基金，用于开展文化活动。在工厂、俱乐部、图书馆以及学校，各种旨在提高政治、文化和技术水平特别是消除文盲的课程受到热捧。一名工人告诉外国朋友，新的时代让所有人充满激情，我们有能力去改变一贫如洗的面貌，“看着那副表情，好像准备不光要把上海，还要把整个旧中国快速翻过个身来似的”。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新中国按照“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两项原则，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赖以盘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再依据平等原则建立新的外交关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唯其如此，才能彻底摆脱近代以来屈辱外交的束缚，在世界上确立新中国的地位。这一政策的另一面，就是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一边倒”的立场，积极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获得真诚平等、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反映到上海，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设备、技术和专家有力地推动了这座城市打下自主发展的坚实基础。

　　解放头十年，昔日上海微不足道的机械、电力、电气、仪表等工业实现历史性飞越，传统棉纺轻工业也得到升级改造。特别是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上海工业从原料到机器的升级改造获得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帮助，像1951年夏季起，这些国家支援的物资如潮水般抵沪，有段时间集中到货速度一度令上海港应接不暇，各种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原料、染料、仪器及机器设备都是上海急需，像基础工程急需的制钉、拉丝材料就主要采用苏联提供的钢材盘元，接受国家订货的纺织机械工业依靠捷克斯洛伐克提供的牛头刨床、龙门刨床提高了产能，而上海各造纸厂混合采用苏联木浆和国产竹浆，造出光洁合适的纸张，其他像橡胶工业、制药工业所需的锌气粉，机械工业所需高速工具钢（HSS），电池工业所需锌皮等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供应都能及时到位。从1956年第四季度开始，随着中国“一五计划”建设进入收官阶段，上海港口货运量激增，苏联远东轮船出租公司应中国交通部请求，连续派出大批船只来华协助运输，把大批由上海出口的矿石、粮食运往东北，同时又从东北给上海运来钢材和煤炭。1957年六七月间，上海港突遭半个月暴雨侵袭，船舶装卸大受影响，积压在港内的货物达20万吨，最难办的是堆置仓库和驳船上大批运往东北、华北灾区的粮食，若不尽快运出，就要发热霉烂，停泊上海港的13艘苏联轮船（包括国际航线的客货轮）集体向上海方面请缨，愿意停止一切货运，全力投入运粮，刚从欧洲运橡胶来上海的苏联货轮“尼古拉索夫”号船长还带头冲洗货舱，自费买来木屑把货舱烘干，以便装运粮食，一些苏联水手说，港内装卸工人不够，我们可以帮助开起货机。由于苏联海员支援和配合，积压港内的7万多吨粮食很快运到受灾地区。苏联海员不但帮助运输，还把海运技术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海员，像“斯大林诺”号和中国“和平十八”号是同吨位同类型的船，但他们装矿石每次比中方多装600吨，上海区海运局学习了他们的经验后，全年就能多运五六万吨矿石。

　　有这样迥异于旧时代的外援，上海人民的内在活力怎能不被激发！上海中国纺织机器厂用上捷克斯洛伐克支援的Fho8c仿型铣床，中国工人一步跨越到自动化、电气化。拉特克等捷方专家从不嫌弃几年前尚被资本家嘲笑为“要饭冷作”、连电车都不让坐的中国五金工人，不厌其烦地教会他们掌握现代化机器，连机器模型、构造、性能说明书都全部汉化处理，以便自己不在现场也能运转正常。多少年后，上海钳工徐在山仍记得：“解放前，别说资本主义国家不肯把好机器运到上海，即使运来了，也一定要美国人管，连些操作皮毛也不会教我们，可外国真正的共产党专家却完全不同。”上海制钉厂工人细心节约使用苏联盘元，使制钉产量同比提高150%以上。上钢三厂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炼出沸腾钢，工程师蒋建元、老工人姜天佑与苏联专家结对子，炼制高速易切钢成功。虬江机器厂在苏联、捷克专家协助下造出万能工具磨床，加工精度达到1/2000毫米，符合国际标准，是中国制造精密工具机器的飞跃。江南造纸厂劳动模范计浩然改进造纸机上的润滑装置，半年就增产价值相当于一架歼击机的产品，他说：“兄弟国家这样千里迢迢地帮助我们，我们自己还能不更努力吗？”

　　1952年5月21日至24日，世界工联代表及各国工会代表团访问上海，他们不愿多呆宾馆或礼堂一分钟，尽快和上海工人聚会，就在机器旁、岗位边倾谈革命、生活和理想，分享劳动的欢乐。之前来上海支援过的苏联高级镟工布苏耶夫一穿上深蓝色工作服，就像上了发条似的，在上海劳模董泰茂的车床前以142厘米中炭钢为工作物，向中国同行示范高速切削，他不仅以战友般的热情告诉切削诀窍，注意把高速切削刀具产生的长条钢屑变成不易伤手的碎片，还把自己的刀具赠给上海工人，希望大家多用高速切削法，他还向上海工人发出友谊的挑战，而上海工人回赠以锦旗，并用掌声对布苏耶夫的“友谊挑战”作出肯定的回答。在国营第一棉纺织厂， 罗马尼亚女劳模琴科·玛利亚穿上中国女工的工作服，在千百条皮带急剧转动的车间，一如在自己的车间里一样，神色自如地看管着60台织布机，她原来可以看管100台，因此在60台织机里显得毫不费力。曾有记者问起这些外国代表为何拒绝外宾待遇，总乐意泡到机器轰鸣的车间里，阿尔及利亚工会秘书长巴布说得真切：“中国劳动者正在创造我们向往的生活，你们穿着没有欧美人时尚，收入也没资本主义国家高，但你们有作为国家主人的尊严和荣耀。”有意思的是，一个丹麦代表解放前来过上海恒通纺织厂，工人只能吃咸菜下饭，所谓宿舍只是把空汽油桶拆开后草草搭成的窝棚，可当时坐在已是国棉六厂职工的曹杨新村工人新房里，听到工人还能免费安排去杭州休养，丹麦朋友赞叹：“这一回看到的，和以前看到的是两个世界，做梦也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样的好，祝你们幸福！”

　　让上海人感动的是，真正的、经得起考验的共产党员无论身在何时，身处何地，都是高尚、纯粹、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1957年4月，为中国援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苏联热力专家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基列夫来上海出差，组织上安排他和中国同事江泽民、刘人伟等住进外白渡桥边的上海大厦，可他听说分配自己住的单间比多人标准间贵了几元钱，硬是搬出来要跟同事住标间，大家一再规劝，他边摆手边说：“нет！нет（不！不）！要为厂子节省每一分钱。”32年后，已走上国家领导人岗位的江泽民同志邀请这位对中国有恩的苏联老专家故地重游，这位苏共老党员的言行再次让东道主动容。上海大厦15楼举行的宴席上，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受江泽民总书记委托，赠给基列夫一套上海飞乐无线电厂最新生产的组合音响，但他坚持：“这样贵重的礼品，我不能收！”朱市长说：“您如果不收下，我就没有完成江总书记交给的任务。”尽管朱市长这样说了，基列夫还是不肯收下，翻译刘人伟见此情景，只好代基列夫先收下来，然后请上海派人将这套音响带回北京。基列夫回国时，刘人伟将这套音响装箱送到基列夫乘坐的列车车厢里，为避免音响出国时出现入关问题，外事部门还特地为基列夫办理免检放行证明信，说明此商品系中国领导人赠给个人的礼品。1991年5月17日，江总书记访问苏联，特意来到当年实习过的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厂参观，厂方请基列夫随同参观，两位老友边看边谈笑风生，当中国贵宾来到工厂少年宫时，苏方厂长指着最醒目处的高级音响对江总书记说：“我代表厂里的孩子，谢谢您于1989年委托基列夫同志送来这份礼物。”原来，基列夫回到莫斯科后，先把高级音响放到家中。他对家人说，他决定把这套音响以江泽民同志的名义转送汽车厂少年宫，没想到家人并不赞成。可过了两天，他趁家人都外出了，先是独自一人悄悄把沉甸甸的音响搬到楼下，接着又在老同事帮助下，一起送到少年宫。中国同志知道原委后，无不为这位苏共党员的无私精神所感动。

更多“老外”自觉地“爱上海”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迅猛的发展震撼着世界，也吸引着更多国家友人参与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大事业”。1982年，一个叫福伯豪的工程师被所在的联邦德国（西德）ZF齿轮集团高管接见，会谈的议题是“你愿意去上海工作吗”，已熟悉西欧富裕生活的福伯豪决心去试试。那个时候，ZF与上海企业合资成立上海采埃孚转向机有限公司，福伯豪出任生产总经理，“我第一眼所见的采埃孚，只是空地一片，上面孤零零立着‘采埃孚’的牌子。才五年不到，我和中国同事奋斗出整洁有序的厂房，我感到特别幸福，一如父亲注视孩子茁壮成长一般的喜悦”。福伯豪早出晚归，全心致力于产品的开发，他认为公司不仅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也应逐步提高产品开发能力。他推动母公司投资上千万元人民币，建立采埃孚自己的开发系统，招贤纳才，送他们去西德培训，从事联合开发，同时，他又积极邀请西德专家来上海指导项目开发。就在这样的过程中，福伯豪像一座桥梁促进着中西文化交流。一方面，他带着技术和经验来到上海，使采埃孚成长为成功的企业，他科学的管理理念也经常在整个上汽集团得以推广；另一方面，他利用一切机会将中国真实的画面传递给他国外的亲友。对福伯豪来说，上海并不仅仅意味着工作，他和他的家人在这座充满人情味和上进心的城市里体验到精彩的生活，他结识新朋友或招待家乡老友时，总会自豪地带领他们参观采埃孚、外滩、大剧院，2000年，《阿依达》在上海演出，他又兴致勃勃地邀朋呼友前去观赏。福伯豪心里清楚，其实观看之意不只在《阿依达》，更在上海的都市文化氛围。福伯豪在上海最激动的那刻，莫过于被市人民政府授予“白玉兰荣誉奖”的瞬间，那一刻，他和他的全家，更为选择来上海而庆幸。

　　把上海当作“第二故乡”的老外不胜枚举，他们对上海的进步有发自内心的喜悦。他们没有看走眼，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十，改革开放持续40多年后的今天，已突破100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创造二战结束后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奇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中国2005年连超英法，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超过德国，几乎是英国的两倍；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达到14.7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为17%左右。2006年，国家发改委规划预测，中国经济总量要到2025年才能与日本持平，2039年至2040年才会与美国持平。然而，仅用了4年，中国就赶上日本。聚焦到上海，1978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为272.81亿元，2020年达到3.87万亿元，浦东开发开放取得卓越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版图上闪耀着更为夺目的光芒。前美国国际集团（AIG）董事长、上海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创始成员之一格林伯格积极促进中美经济及其他关系的发展，积极支持美国向中国无条件提供最惠国待遇，早在1985年就为上海引来当时美国在华最大的投资项目，多年后，被问及那份“上海缘”时，格林伯格激动地说：“这一切都是出于自觉自愿，我也觉得朴素的上海人也很喜欢我，把我看成‘阿拉自家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要敞开大门欢迎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今天的上海，聚焦“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加快打造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高水平，在若干重点领域率先实现突破，聚焦“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可以展望，当前正致力于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上海，一定能赢得不同国度、不同民族正义者的青睐。”王泠一告诉笔者，“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上海就注入了属于人民的城市底色，新时代里，努力实现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试问寰宇，这样伟大的城市能不为人民所热爱，为有志者所向往吗？！”

　　那一刻，笔者的思绪也情不自禁地飞扬起来……（撰稿 吴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