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女性“她力量”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黄建新和郑大圣联合导演的影片《1921》显得有些不同——以往，主旋律宏大叙事的艺术作品中，女性的身影出现并不太多，浓墨重彩去表现的更是凤毛麟角。但《1921》打破了这一传统，片中，杨开慧、王会悟、高君曼、黄绍兰、刘清扬等一众女性形象深入人心，她们不只是惊鸿一瞥，而是成了贯穿全片的重要叙事人物，共同托起了波澜壮阔的建党历史。

　　“我觉得2021年来讲述1921年的故事，我们的文化自信、文明自信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所以这次就试着从创新的角度，以及女性的角度切入。”《1921》的制片人任宁说，她做这部电影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得到了许多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的高度认可，“一次观众见面会的时候，有一位女研究生看完电影后非常激动，分享说她最喜欢的就是王会悟这个人物，把她称作‘穿针引线她力量’。我很喜欢这个说法。”

任宁心目中的“她力量”

　　9月23日，在2021上海智慧女性读书讲坛上，任宁向观众们分享了她心目中的三种“她力量”——

　　“第一种‘她’力量，我觉得是来自于知识充盈的头脑和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百年前许多参加革命的女性，都家境优越，衣食不愁，但她们处优而不养尊，毅然决然告别旧家庭，迎接新世界。主动学习和传播先进理论，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还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这样优秀的进步女性，不由得令人心生敬意。譬如王会悟，之前只知道她是一大会议真正的‘会务’，给一大代表们寄信、落实来上海的交通、提供开会地点食宿等等，会议最后一天由她提议转移到她老家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上去开会，乔装成打麻将的，由她警戒守卫……所以后来她被毛主席誉为‘一大保卫者’，这些都是原来知道的，已经觉得她很了不起了，毕竟当年她只有23岁，也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年龄，能够担此重任，有条不紊，临危不惧，真的很不容易。但看了她的传记和许多其他历史资料后，就觉得更不简单了。她从中学就开始看《新青年》杂志，学外语，20岁只身来到上海后，在‘中华女界联合会’担任秘书，和她丈夫李达一起翻译理论著作、办杂志、开办平民女校，把先进的理论思想火种传播给广大人民，还创办了党内第一本妇女刊物《妇女声》，推动妇女解放事业。像王会悟这样的革命女性还有千千万万，她们用真善美不断雕琢自己，用学识才华不断完善自己，既爱小家，也爱国家；既懂小爱，也懂大爱。百年前，她们不输男性的学识和智慧、勇气与担当，在建党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巾帼力量。

　　“第二种‘她’力量，我觉得来自于女性之间的团结和互助。现在非常流行‘Girls help girls’这种说法。王会悟在筹备一大会议的期间，其实她也得到了许多女性朋友的帮助，比如她的好朋友、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把暑假空置的校舍提供给一大代表居住。电影里也有表现她和其他闺蜜一起解决会务问题的段落，包括和陈独秀的太太高君曼、和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女儿杨淑慧等等。所以其实在女性成长的道路上，来自爱人的理解信任，相濡以沫，非常动人，但来自于女性伙伴的彼此关爱、互帮互助、携手同行，更是非常可贵的美好能量。

　　“第三种‘她’力量，我觉得来自于内心对理想的坚定和执着追求。其实《1921》里不仅有主角王会悟，还有一批百年前的巾帼英雄，譬如为妇女儿童事业奉献一生的宋庆龄先生、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李大钊的学生陶玄等等。百年前这些年轻人选择自己的理想时，并不确知自己的道路一定能成功，他们也是在黑暗中摸索未来的方向，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像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待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在任宁看来，“把自己的理想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以生命赴使命，舍小我顾大局，用理想主义的光芒照亮人生。无论是当时的革命先辈，还是今天的‘最美逆行者’，在关键时刻，从来少不了女性的身影。爱国爱家，自强不息，这是一种百年精神的传承，女性力量的延续”。

大事不虚，小节不拘

　　和十年前拍摄的《建党伟业》编年史的表达方式不同，《1921》没有选择纵向十年大视野下的建党史，而是以一个小切入口入手，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数月的历史细节，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来聚焦先辈们的青年时代，体会百年前的他们如何在危机四伏的形势下建立中国共产党。

　　为了呈现出1921年建党前后的真貌，主创人员花了四年多的时间去世界各地深入挖掘建党前后的珍贵史料，还安排了两条国际线索来丰富剧情。“上海市委宣传部多次组织召集党史专家、上海史专家、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资深研究员等专业人士，和我们一起讨论剧本。我们还从日本警视厅档案资料里找到了日本特高科曾计划破坏一大会议、上海法租界工部局接到过对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上海警戒的信息等等鲜为人知的资料。”为了展示日常细节，出生在上海的任宁还向上海史专家请教，希望把上世纪20年代上海的城市特征和烟火气也融入进去，“比如说上海当时街上应该有些什么？大家平时都吃些什么？不同的租界之间有些什么不同的交通规则？”等等特别细节日常的问题都要顾及。

　　黄建新导演为《1921》定下一个原则：“大事不虚，小节不拘”。所谓大事不虚，就是在史实大事上绝对不能出错。剧组不但以1:1重建了一大会址、二大会址、博文女校、新青年编辑部等上海石库门老建筑，复刻搭建了各种历史原址的石库门建筑群落，连细节也非常讲究——周恩来法国留学时期卷起的裤腿、李达的眼镜式样、《国际歌》不同年代的歌词翻译，都照样一一复原。在任宁看来，这是讲述党史故事必须具备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而为了让故事更好看，人物更生动，《1921》也进行了不少艺术加工和再创造——影片从革命先辈们的背景和个性入手，通过大量查阅史料去挖掘他们生活化的一面，用细节表达将他们和观众的距离一再拉近。电影一开始，毛泽东就扛着一个大包，在洗衣房打工。李达和王会悟新婚燕尔，蜗居在9平方米的亭子间……“我觉得这是当下年轻人也会很有共鸣感的一种生活——对未来充满理想，同时又在自食其力地打工；与爱人蜗居在一个小小的房子里面，但是感情又很好，因为彼此志同道合，有共同的理想。”在塑造王会悟形象的时候，任宁特地与编剧商量，增加了一个很小的细节——王会悟从高君曼家里搬出来的时候，说了一句：呀，我忘了我的栀子花，然后转身回去拿。“因为我觉得她虽然是个革命女性，也会有女性的柔美一面，会用花花草草去装饰自己小小的家。虽然只有几秒钟的戏，却代表了她对于温暖小家庭的美好期待。从前我们看到这些先辈人物的名字，大都是通过教科书历史书，可能会觉得距离自己有些遥远，所以我们很希望通过一些生活化的展现，拉近观众和人物的距离，也改变大家对主旋律作品固有的印象——当代的年轻人，如果你只给他概念式的宏大叙事，不一定能够产生共鸣，但如果人物塑造得鲜活生动，让观众感觉他们就是自己身边的伙伴，他们可能更容易走进人物的内心。”

　　叫好又叫座的主旋律电影

　　有没有发现，最近十多年来，主旋律电影变得越来越好看了，票房也越来越高了，叫好又叫座的越来越多了——《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智取威虎山》《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中国机长》《中国医生》《攀登者》《1921》……其中不少已经做成了品牌，比如“大业”系列、“中国”系列、“我和我的”系列。

　　主旋律电影的市场化探索，任宁已经和老搭档黄建新导演尝试了十多年。任宁参与的第一部主旋律电影是2014年徐克导演的《智取威虎山》。当年大家对于香港导演能否驾驭红色题材仍抱有疑问，但黄建新导演却认为香港导演擅长的电影类型化操作与红色题材结合能够碰撞出全新的火花。事实证明他的确很有远见。

　　“类型片的元素和类型片电影的叙事方式，和主旋律的精神内涵合二为一，在《智取威虎山》里我们做了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尝试。”在任宁看来，主旋律电影一定不能是灌输性的“讲道理”，而是要声情并茂地“讲故事”，“首先要提升观众的观影感受——故事很好看，人物也好看，同时电影传递的东西又是非常正能量的，这样才能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效合一”。

　　时隔多年，回想起2014版《智取威虎山》的时候，仍然清晰地记得张涵予徒手打老虎的场面，也仍然记得当时看完电影出来激动得被杨子荣圈粉的心情，可见影片不只是一时的票房成功，也刷新了一代经典的意义。

　　今年，在电影《1921》中，剧组仍然为红色题材融入了商业片的元素，比如谍战线、追车戏、悬疑感。即将公映的影片《长津湖》也是由黄建新导演监制的，任宁告诉《新民周刊》，片中战争场面都是用好莱坞A级制作水准完成的，这使得战争场面变得非常宏大，视觉效果出众。

　　继《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即将公映的《我和我的父辈》也成了今年国庆档的热门期待。黄建新导演和任宁创建的三次元影业也是《父辈》出品方之一，并且担任制片统筹工作，据她透露，《父辈》的故事会按照不同的章节，分4个年代去讲——吴京导演的段落发生在战争年代，章子怡导演的段落立足于中国的航天梦，徐峥导演的段落聚焦市场经济初期的第一代广告人，而沈腾导演的段落就发生在当下……每个段落都有不同的时代印记，有的振奋人心，有的让人热泪盈眶，有的又让人收获感动与温暖。可想而知，不同年龄阶段的观众也能从中找到各自的共鸣，《父辈》很可能是国庆档最具备“合家欢”特点的电影。

制片人，向光而行

　　制片人这个职业，可能是伴随一部电影时间最长的工种——从刚开始只有一个选题、只有自己一个人，到慢慢搭建起核心主创队伍、庞大的千人合作团队，整个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往往还有时限，现在很多电影项目的周期都不超过一年——短期、高强度、从无到有，可想而知制片人并不容易做。

　　在任宁眼中，制片人就像是一个大型机器的“中轴”，要辐射到各个部门。只有中轴不出错，所有的齿轮所有的螺丝运转才能有所保障。任何一个环节一点点的差错，都可能会影响全局——就比如说夏天的盒饭，如果因为天气热出了什么问题，后续就可能导致一系列蝴蝶效应，最终拖垮全局。小到订餐、车辆进出，大到演员档期调度、创作方向的把握，一个制片人都得运筹帷幄。《1921》拍摄了一部幕后花絮，在那部纪录片里，任宁总是出现在背景里的那个人，不是在打电话，就是在发信息。“可能这一刻还在聊1921年的服装道具，下一刻就得去谈融资宣发，既要懂专业知识，又得通人情世故，是不是挺分裂的？”

　　一个好的制片人是什么样？任宁说，就是每一天的拍摄都能完全按照你最早制定的那张计划表来，没有一点的差错。但其实这次《1921》有100多名演员出演，要协调大家排开各自的工作来拍摄，并且场景也非常分散，非常多，众多演员和场景租赁的时间得匹配上，难度是异乎寻常的，所幸最后在所有团队的大力配合下，如期完成了所有拍摄，100天的周期一天都没有超。

　　但总有意料之外的突发困难，所以制片人的另一个主要工作就是：随时“灭火”。《1921》拍摄正值疫情期间，任宁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国外专业演员来不了。航班停了，外国人入境需要报外交部审批，入境后还要隔离，这使得演员洽谈工作难上加难。连续几个月，任宁每天凌晨收工以后，刚好赶上南半球的白天，接着与各大经纪公司商量谈判演员事宜，直到凌晨四五点。很多人都劝她放弃，在国内找一些外国演员也能过得去。但任宁想的是：片中有国外线，需要更专业的演员来表现复杂的情绪，同时也得和国内的非常优秀的演员对戏，彼此匹配互相激发，这不是一般客串性质的外国群演能做到的。她咬牙坚持，足足花了几个月时间，终于谈妥，外国经纪公司对她说：以前就听说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特别有韧性，这次通过和你的谈判合作真的感受到了，无论多难都坚持到最后一刻。

　　任宁和黄建新合作已有12年，她还记得自己刚入行的时候黄导就告诉她：无论是当制片人还是当导演，有一点必须具备的基础，就是——身体好。“确实制片人的工作是高强度的，不仅是精神层面的压力大，体力也得拼。”

　　许多制片人都有一种不轻言放弃的精神，习惯于面对困难，也能从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中收获满满的成就感，对任宁来说也是如此。但制片人这份电影工作，最吸引她的其实还是电影本身。

　　“我是一个从小爱看电影的人，我一直觉得人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可以用短暂人生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她本科读的是英国文学，毕业后最常见的职业选择是做翻译，但因为喜欢电影，她又在上海戏剧学院一路读到了导演系博士毕业。“我觉得电影的传播度会比文学更广，带给观众的感官体验也非常直接。我自己从小就从电影里得到许多非常正面的能量，因此就会觉得说，当我自己变成了电影从业者，我也要做出这样的作品，把同样的能量传递出去——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做制片人的乐趣。”

　　在任宁看来，做电影工作就是她本人的“向光而行”，“我觉得影视作品是像一盏又一盏灯一样，它可能在远方，你可能觉得离你的现实生活还是有点距离，但它就像一个光源一样，当你在生活中遇到挫折，灰心丧气的时候，再看看那个光源，你会感受到一点力量，感受到一点温暖，感受到一点美好——可能就是那个时刻，给予你勇气走向更好的人生”。

　　最近几年，任宁在工作中遇到了更多优秀的女性电影人。“比如像秦雯、袁媛、韩家女这些细腻敏锐的女编剧，还有许鞍华、李少红、薛晓路这些才华出众的女导演，也有越来越多的女制片人，包括各个重要工作岗位上的杰出女性……这让我深深感受到女性力量在当代的崛起。从200多年前世界第一份妇女权利宣言诞生至今，妇女事业发展的每一步都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站在两个百年的交汇点，新时代的我们肩负着更重要时代责任和使命，希望更多当代女性如百年前的巾帼英雄们一样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有作为，延续‘她’力量，一起创造新时代女性的荣光！”记者｜阙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