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秩建校，百年办学，国家使命担当
当2021年第一缕金风吹拂起来的时候，上海虹梅南路5777号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东门，变了模样。新建成的东门，亦赋予了一个新名——大夏门。
门虽是一座新校门，却寓意着故有的精神文脉之传承。如果回到中山北路校区，在丽娃河畔的校史馆内，则能看到华东师大建校初期位于中山北路的老校门。如今的大夏门，其形貌就是从这座自大夏大学时期就矗立于此的校门而来。
“为普及与提高人民大众的科学水平而奋斗，为培养优秀的师资迎接文化建设高潮而努力”，1951年10月16日，在原大夏大学思群堂的主席台两侧，挂起了这样的标语。主席台上方，则悬挂着“华东师范大学成立暨开学典礼”的巨大横幅。全校一千多名师生兴高采烈地聚集在这里，见证了这一盛大庆典。
从1951年10月16日算起，华东师范大学建校整整七十年了。而假若追根溯源的话，这一文脉可以追寻到1879年的圣约翰大学，至今已经142年……
如今，华东师大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旭红在70周年校庆前，提出“新文科建设无法回避‘李约瑟之问’和‘钱学森之问’”。所谓“李约瑟之问”：尽管中国古代有诸多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所谓“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钱旭红看来，此二问，到了中国该真正正视，并找到答案之时。文科不回避，理工科自然更不能回避。钱旭红甚至举了1956年毛泽东所说：“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中国）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是伟人对中华民族的期盼。
华东师大党委书记梅兵，则在建党100周年、建校70周年这个特殊年份的教师节主题活动中如此讲到：“希望华东师大全体教师站在新百年、新七秩的起点，面向‘十四五’规划和新一轮‘双一流’建设任务，传承前辈大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育情怀，潜心治学、淡泊名利的职业操守，诲人不倦、育人为乐的师者风范，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人生境界，努力成为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品格、塑造品行、塑造品味的‘大先生’，更好地承担起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的历史使命。”
“光大华夏”之问何解
1924年，厦门大学爆发学潮，三百多名师生北迁上海另组新校，定名为大夏大学。
日后将马克思巨著《资本论》最早的中文全译本奉献给中国人民的郭大力先生，就是这三百多人中的一员。他1923年考入厦门大学学习化学。到了上海后，在大夏大学转而攻读哲学，并研究起马克思主义。
有人认为，“大夏”系将“厦大”二字颠倒过来的意思。在华东师大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大夏大学编年事辑·序》中，时任华东师大校长、现为上海市副市长的陈群则写道，大夏大学，“寓‘光大华夏’之意，并以‘自强不息’为校训”。
中国自近代以来，兴办大学。大学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总是息息相关。大夏大学兴办伊始，王伯群董事长、马君武以及欧元怀副校长积极奔走，筹措经费，延揽名师。由于这些当时中国知识界、教育界精英之努力，大夏大学的发展走入正轨，成立文、理、法、商、教育及师范专修科，之后又增设幼稚师范科、体育专修科、盐务专修科等。邵力子、夏元瑮、郭沫若、田汉、吴泽霖等一批学者名流先后到大夏任教。1930年，大夏大学在中山路、梵皇渡路（现中山北路）开辟新校区，相继设立并逐步扩充了教育研究室、社会学研究室、动物心理实验室、工业化学室、土木工程实验室等一系列实验室。
这一时期，大夏大学培养的学子，有所成就者也颇多。其中，大夏大学首批学生之一吴亮平，自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归来，翻译出版了恩格斯著作《反杜林论》，首次把这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介绍给中国人民。《反杜林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毛泽东曾说，吴亮平把马克思带到中国，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者，赞其为“其功不在禹下”。
然而，随着日寇侵华，上海沦陷，特别是中山路校区多次遭日寇炮火轰击，损失惨重，学校不得不西迁庐山，又迁贵阳，再迁赤水……办学条件异常艰苦。
国家有难，大学处境大多如此。譬如1925年6月，在五卅惨案后，由退出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的570余名师生所建的光华大学，在日寇侵华后，校园全被炸毁不得不将学校一拆为三——对外改称“学社”办学，以此躲避向日伪登记；商学院则西迁四川成都。
抗战胜利之后，大夏大学得以在上海复校。光华大学上海本部得以恢复。可办学处境也多艰难。无论是大夏大学的“光大华夏”之寓，还是光华大学的“光我中华”之意，其微光只在苦苦支撑中闪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各项建设事业相继展开。1951年，据对人民教师需求的预测，全国5年内需要培养小学教师100万名，中等学校教师13万名，高等学校教师1万名。而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与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快速发展的需求极不适应，专业设置和学校分布又很不合理。单以数量而论——1951年，高等师范毕业生仅1349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
1950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人民教育》创刊号上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1951年8月，在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会议上，毛泽东又强调指出：“全国人民要我们办好人民教育事业，这是一件大事，我们必须办好。”这次会议提出，当时的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每一个都至少要建立健全的师范学院一所，各省和大城市原则上设立健全的师范专科学校一所。由此，当时的华东教育部根据中央教育部的决定和华东地区高等师范教育的具体情况，开始了师范大学筹建的具体工作。
“当时，新建师范大学，本质上就是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国家建设需求。”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汤涛对记者如此说，“此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个时期，华东师大都积极承担时代使命，主动服务国家和上海战略发展需求，并为之努力奋斗。其实，华东师大并不是普通的师范大学。在全国师范教育会议筹备期间，中央教育部就曾决定，在我国南方，亦即华东地区，创办一所独立设置的、学科齐全的、高水平的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南北呼应。某种程度上说，建国初全国师范教育会议上的这一决定，注定了未来的华东师范大学既是一所师范类院校，更是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1949年，审视华东六省一市，唯有山东、福建二省有师范专门院校，但总体上办学水平薄弱。上海虽有几所大学设有教育系，譬如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大同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等，但总体上培养目标并不明确，专业狭窄，师资不足。这也就形成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在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总体上学习苏联，大力发展专门学院的情况下，类似华东师范大学这样的院校，反而在当时向着综合性大学的模样发展。
当华东教育部考察了南京、无锡、苏州、上海等地的情况，确定上海的大夏大学原址为华东师范大学校址后，1951年7月12日，正式报请中央教育部审批建立华东师范大学。7月18日，华东教育部负责人分别赶赴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向两校师生正式宣布：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以私立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的文理科为基础，加上复旦大学教育系、同济大学动物系和植物系、沪江大学音乐系及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
在华东师大成立的过程中，有一段小插曲。华东教育部原计划1951年10月1日举行新学校的成立大会。但由于学生多数为各院校合并而来，许多人认为未来出路是当教师，与之前考学的志向不符，思想开始混乱。有的人认为当教师“没出息”“没前途”“当不了专家”，甚至有极少数人存在抵触情绪。即便是原本读教育专业的学生，对未来成为人民教师的任务也不甚了解。
与1924年厦门大学部分师生与校长林文庆争执不下不同，1951年，新中国可谓是妥为处理矛盾——索性暂缓宣布建校，组织为期两周的建校学习，理清师生思路。10月1日，学习动员开始。10月3日，华东教育部沈体兰副部长作报告，传达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会议精神，说明师范教育的方针、任务。此后，上海市教育局戴白韬局长、华东教育部张鸿副处长等都到校作报告，希望师生高标准严要求，努力把自己培养成合格的人民教师。广大师生通过听报告、学文件、开展讨论、写个人小结等，认识到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性质、任务，明确了师范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由此，又组成了廖世承、刘佛年、刘侠任、邵家麟等18人临时工作委员会，以全面做好建校筹备工作。
半个月后，1951年10月16日上午，晴空万里，阳光普照。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为华东师大题写校名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主任舒同、副主任陈望道，华东教育部长孟宪承，副部长唐守愚、沈体兰，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戴白韬等来到思群堂。主持大会的孟宪承在热烈的掌声中宣布：“华东师范大学正式成立。”由此，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新组建的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的历程。华东师大的诞生，无疑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用事实解答了“光大华夏”之问——新中国的师生们，将自己的人生，与祖国的命运紧贴在一起，塑造和成就了一所全新的以师范之名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辉煌。
求实创造，为人师表
在如今华东师大的校园里，仍能见到建校初期的两位一级教授——孟宪承和吕思勉的印记。两位大师，铸就了这所学校的大学之魂、学术之魄。
以首任校长孟宪承名字命名的孟宪承书院于2007年成立。孟宪承先生1933年发表在《大学教育》上的现代大学的理想，仍是全体华东师大人的精神航标——“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2006年入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首批名单的孟宪承，对学校的影响，毫无疑问是跨世纪的。
与学贯中西的孟宪承一样，史通南北的历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不仅著作至今为人津津乐道，更因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之名，而被如今的师生时时提起。思勉人文讲座的开设，更是让生于1884年的吕思勉先生的社会影响力延及今日。
回看华东师大建校初期的那些先贤，汤涛止不住敬意。在接受采访时，汤涛带记者来到华东师大校史馆“1951年学校的系科设置情况”展示区域。
“教育系主任由教务长刘佛年兼任。刘佛年先生曾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攻读研究生。外文系主任周煦良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早年毕业于光华大学化学系，后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系，取得硕士学位。兼任化学系主任的邵家麟，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化学学士、康奈尔大学化学博士。”汤涛介绍道，“当时绝大多数系主任都有留洋经历，是‘海归’学者。他们有些人与大夏、光华早有渊源，但总体来说，要么是在解放前就参加革命，要么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充满希望，愿意留在国内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而奋斗。”
以刘佛年为例。他早年在英法时，就曾参加过两国共产党及英国左派书社活动。1940年初，正逢抗战最艰难的岁月，刘佛年回到祖国，受聘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的他，就开始在介绍自然科学时，引伸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的真理。由此，1943年遭到国民党当局教育部密令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解聘，他被迫到醴陵一所中学教英语，又到攸县一所临时中学教课。在艰苦的教学条件下，他在煤油灯下，翻译了爱因斯坦和茵菲尔德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交商务印书馆出版。
华东师大建校伊始，教授阵容就非常强大。1952年秋，全国院系大调整，根据中央教育部的指示，华东教育部以华东师大为扶持重点，决定将圣约翰大学理学院和教育系、部分中文系，以及浙江大学地理系，震旦大学、沪江大学、大同大学的教育系等并入华东师大。“华东师大与圣约翰大学早有渊源。”汤涛透露，一是华东师大前身光华大学就是在圣约翰大学基础上创办的，二是圣约翰大学部分院系并入后，华东师大分部，即数、理、化三系在圣约翰大学原址上课，直到1954年才结束。“更早之前，在考虑华东师大设址问题时，孟宪承等先贤也曾考虑过圣约翰大学。只因那里地方比较小，铺展不开，最终选择在大夏大学原址建校。”
从1952年学习苏联波波夫“师范大学教学工作的方式”，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孟宪承校长提出增加专业课（包括基础课）在教学计划中的比重，华东师范大学逐渐以师范大学之本，而以期与综合性大学相匹敌。在改进教学方法的过程中，华东师大在当时就特别注重名师担任本科一二年级基础课教学工作。哲学课以曾经师从金岳霖、冯友兰的冯契教授担纲；联共（布）党史由刘佛年教授担纲；政治经济学由曾留学哈佛大学、1946年受聘担任暨南大学经济系主任的陈彪如教授担纲；逻辑学由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圣约翰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的徐怀启担纲；历史学由1949年受聘圣约翰大学教授、建校前为华东师大筹委会委员的陈旭麓担纲……时至今日，回想起那个时期的老师，如教育学的曹孚教授，中文系的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等，都长期担纲基础课。1954年起，华东师大还聘请了列宁格勒师范学院院长杰普利茨卡娅、苏联普通自然地理专家祖波夫等六名苏联专家。与此同时，学校各院系坚持了较长时期的集体备课制度，让当年的年轻教师在教学领域迅速成长。
1953年，华东师大被确定为全国三所重点师范大学之一；1959年5月，被中共中央指定为全国16所重点高校之一。学校进入了有计划的新的发展时期，以一所多学科的重点师范大学的面貌，在华东地区茁壮成长。
教有方，学有长。从1959级起，华东师大各专业学制均改为五年，并一直执行到1966年。1964年，物理系五年级形成“物五学风”，成为华东师大好学上进的代表。尽管此后各个时期学制不同，如今本科生以四年制居多，可挂在校史馆墙上的有关“物五学风”的老照片，仍激励着后人。那一时期，华东师大一方面选派留学生赴苏联学习，另一方面也根据全国留学生会议的精神，于1965年开始招收留学生……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华东师大光学教研室和实验室办起了激光光谱讲习班，邀请当时这一领域的顶级专家、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肖洛教授前来讲课。1985年，杨振宁先生到访华东师大，并受聘为华东师大荣誉教授。
杨振宁是物理学家，他最重要的贡献杨-米尔斯规范场以及杨-巴克斯特方程，为数学开辟了新的方向。华东师大数学家张奠宙教授为之深深着迷，20世纪90年代，张奠宙先后三次前往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采访杨振宁，之后又发愿整理编校文集，并得到了学校的支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至今保存着厚厚一叠珍贵书信，这是1996-1998年间，杨振宁先生、杨振宁秘书黄美芳与张奠宙先生、责任编辑陈长华的百余封往来书信传真。彼时的鸿雁传书，记录和见证了《杨振宁文集》整个出版过程。“求实创造，为人师表”，这是1990年，华东师大建校40周年时确定的校训。可对于自建校之日，至校训提出之日时的华东师大师生来说，这校训好似早已存在的一般。
对标服务社会发展
随着举办研究生教育，更随着科研探索的逐步展开，华东师范大学初具综合性研究型大学风貌。在学术水平增进的同时，学校开始对接国家战略，对标服务社会发展之功能。
1953年，在第一次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组织历史学家点校《资治通鉴》，之后又要求点校《二十四史》。到60年代，华东师大负责点校《二十四史》中的《新唐书》《新五代史》。
1970年，华东师范大学“671”科研组，在国际上首先从海水中提取到30克铀，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1971年，光学组建立在国内居领先水平的管道气体传输模拟实验室；河口海岸研究组为金山石化总厂一期工程的油码头选址提供了方案，等等。
1957年，学校成立人口地理研究室与河口研究室，由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担任人口地理研究室主任。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该研究室成立后，曾对江苏省南通、常熟、宜兴等地人口问题进行调查，并写出研究报告，1976年开始人口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河口研究室的室主任是陈吉余。1990年，上海市政府计划兴建新的国际机场，选址川沙城厢东境，濒临长江海堤之内。陈吉余得知这一消息，经过慎重分析，认为该方案将占用很多宝贵的土地资源，于是向上海科协递交将机场建造在海堤之外的建议。1995年，上海市政府决定实施机场建造项目时，陈吉余发现其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为了将国际机场选在更科学的位置，陈吉余再次上书建议，并将分析报告一并呈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两次建议引起上海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徐匡迪立即组织专家认真研究，并最终采纳了陈吉余的建议，将浦东国际机场移至海堤之外的潮滩上。
1996年4月，华东师大通过国家“211工程”预审。次年，在国家教委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华东师大以后，华东师大亦倾注更多精力服务于上海的发展。1997年8月，上海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并入华东师大，上海市南林师范学校划归华东师大管理，9月与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心理系特殊教育专业合并组建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1998年9月，上海教育学院、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并入华东师大，以后又重新组建了继续教育学院（2013年改为开放教育学院）和职业技术学院。
2002年，华东师范大学根据上海市高校布局结构调整的战略部署，启动闵行校区规划建设，拓展办学空间，在黄浦江畔建设了一所占地近2000亩，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环境宜人的新校园。2003年12月29日，华东师大举行闵行校区奠基仪式暨开工典礼。2006年8月，华东师大主体搬迁到闵行校区，形成了“一校两区、联动发展”的办学格局。当年9月，教育部和上海市决定重点共建华东师范大学，学校进入国家“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行列。(主笔 姜浩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