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诊治“上海方案”“中国标准” 从这里诞生

　　90年前，一家规模并不大的医院诞生在上海，名字比较“特别”——中比镭锭治疗院，这就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前身。彼时，无论“癌症”还是“镭锭”，对于中国人来说都非常陌生。

　　如今回望，从中国成立最早的肿瘤专科医院到如今多次位列复旦版“中国最佳医院综合排行榜”专科医院榜首，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以下简称肿瘤医院）90年的发展史展现出中国肿瘤医学从“成长学习”到“创新引领”的历史。特别是近几十年，肿瘤医院多个专科团队推出了多项肿瘤诊治领域的“上海方案”“中国标准”，在国际肿瘤医学学术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

上图：肿瘤医院大外科主任、乳腺外科主任邵志敏。

填补国际乳腺癌研究“空白”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诊疗规范和指南“垄断”了肿瘤诊疗领域，我国肿瘤学界相应规范和指南一直参照西方的诊疗标准。但随着诸多基于国人数据的研究开展，我国肿瘤专家们发现，受疾病谱和遗传等因素影响，西方国家的诊疗标准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患者。在肿瘤医院，诸多基于国人特征的肿瘤学研究顺利开展，不断在国际肿瘤诊治领域推出“上海方案”和“中国标准”。

　　肿瘤医院发布数据显示，2003年-2017年收治的35872例初诊乳腺癌患者中，5年总生存率达到93.6%。总体疗效齐肩国际先进发达国家水平，且该生存率数据在15年里呈现持续走高趋势。患者受益的背后，是乳腺外科不断突破，在临床、科研等方面获得的显著成就。

　　今年的上海市卫生系统“银蛇奖”获奖者中，有一对师徒——邵志敏教授和江一舟教授。邵志敏获得特别荣誉奖，江一舟获得“银蛇奖”一等奖。这一对师徒和他们的团队通过多年努力，绘制出全球最大的三阴性乳腺癌多组学图谱，提出三阴性乳腺癌的“复旦分型”，将几乎“无药可用”的难治性三阴性乳腺癌的治疗有效率从早先的10%提高到29%。团队围绕难治性三阴性乳腺癌的相关创新研究，已经在国际乳腺癌诊疗领域有了广泛的影响。

　　邵志敏教授是教育部首批“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担任肿瘤医院大外科主任、乳腺外科主任、复旦大学肿瘤研究所所长、乳腺癌研究所所长、上海市乳腺肿瘤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St.Gallen全球乳腺癌大会专家团成员、第八届亚洲乳腺癌协会主席。早已成为国际乳腺癌专家最熟悉的中国医生之一。

　　为什么把研究的目光聚焦在三阴性乳腺癌？邵志敏教授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解释，乳腺癌如今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可防可治的“慢性病”，但在乳腺癌“大家族”中，三阴性乳腺癌这个亚型却非常难治。三阴性指的是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HER2均表达为阴性，致使内分泌治疗或抗HER2靶向治疗的方案对之疗效甚微，5年内复发转移风险高达20%。

　　我国乳腺癌发病特征与西方国家不同。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团队建立了全球最大的三阴性乳腺癌多组学队列，发现了中国三阴性乳腺癌独特的突变谱特征。基于大数据，科研人员将三阴性乳腺分为四个分子亚型（即“复旦分型”），进而提出了“基于复旦分型的三阴性乳腺癌精准治疗策略”。针对不同分型乳腺癌的个体化治疗，邵教授牵头开展了一系列临床研究，其中16项治疗性临床试验验证了一系列优势可行的方案，成果发表在国际主流期刊上。

　　经过8年努力，邵志敏教授领衔的三阴性乳腺癌临床试验研究成果，于美国时间2020年4月10日在全球肿瘤学顶尖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在线发表。这项“中国方案”证实，在传统化疗基础上联合卡培他滨的辅助化疗方案，使三阴性乳腺癌患者5年无病生存率提高至86.3%，有效降低复发风险41%。

　　在肿瘤医院（浦东院区），乳腺外科有着一流的临床研究硬件和软件条件。邵志敏教授说，如此先进的研究条件得益于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鼓励，乳腺外科团队有责任做出具有引领性的临床研究成果。

　　作为中国乳腺肿瘤诊疗量最大的中心，肿瘤医院乳腺外科不仅以量著称，也以创新研究和原创诊疗方案进入国际一流中心的行列。

　　自建科以来，肿瘤医院乳腺外科一直坚持科研与临床的并重，贯彻基础研究“源于临床，高于临床，回归临床”的理念。近年来，依托上海市乳腺肿瘤重点实验室，先后承担40余项重大科研项目，包括973计划、211工程、上海卫生系统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上海市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等重要课题，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和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等各级奖励10余次。目前，乳腺外科的国家级人才包括1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位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

　　2011年至今，乳腺外科在国际权威学会期刊上发表论著357篇，被Nature系列、Cell系列等期刊他引5259次，累计10项成果写入《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和规范》、编入NCCN等国际乳腺癌诊治指南。

　　在临床技术水平和临床诊疗模式的不断完善下，肿瘤医院乳腺癌患者术后5年总生存率从2003～2005年的85.8%提高到2015～2017年的93.6%，10年总生存率从2003～2005年的71.0%提高到2006～2008年的82.6%，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与欧美一流肿瘤诊疗中心媲美。其中接受保乳手术后放疗患者5年的总生存率达到97%，领先于国际大部分一流中心。

　　据介绍，接下来，乳腺外科团队将做更大规模的中国人群乳腺癌的基因解析，这个研究将揭示乳腺癌复发转移的关键因素。邵志敏教授说，我们有信心进一步提高中国乳腺癌治疗的效果。

攻坚“癌王”，发出“中国声音”

　　癌症这一医学尚未逾越的山峰上，每一寸前进都充满艰辛。

　　胰腺癌，公认的“癌王”。胰腺癌发病率位居我国恶性肿瘤第6位，5年生存率不足10%。目前，肿瘤医院胰腺外科每年承担上海市三分之一胰腺癌手术，近二分之一（2万例次）胰腺癌的综合治疗，创下国际同类单中心年手术量1500台的纪录，患者术后中位生存期延长40%，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肿瘤医院副院长、胰腺外科主任医师虞先濬教授，带领团队用十年时间，不仅打造出一个优质的胰腺癌诊疗中心，也建立起胰腺癌技术创新和临床科研平台。

上图：肿瘤医院副院长虞先濬教授（右一）团队。

　　要想让胰腺癌患者活得长，必须走过“手术安全-手术根治-手术有效”三个阶段。“胰瘘”是胰腺外科手术后一种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处理，病人很快会出现感染等并发症，感染无法控制的结果则是死亡。针对“胰瘘”，虞先濬教授带领团队创新开展“乳头状残端封闭型”胰肠吻合新方法，将术后胰瘘率从国际平均的15%-20%降到7%，并在全国多家三甲医院推广应用，得到国际同行高度评价。

　　哪些患者能够从外科手术获益？这是胰腺外科最急迫需要回答的问题。胰腺外科团队找到了通过血清肿瘤标志物鉴别患者手术效果的标准，这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权威的国际学术期刊上，不仅成为中国胰腺癌治疗的重要经验，也给国外胰腺癌治疗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胰腺癌根治性手术中淋巴结清扫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虞先濬教授团队创新运用锐性解剖清扫法，规范手术清扫范围，提高胰腺手术根治性、有效性，同时发明了一系列与淋巴清扫相关的新型手术器械，不仅使手术时间缩短近一半，更使胰腺癌术后局部复发率降低30%。发现胰腺癌“手术不获益”群体，施行术前个体化干预，提高手术有效性。

　　此外，团队发现胰腺恶性肿瘤增殖转移特性，创新改良国际临床分期指南，诸多研究成果在国际权威核心期刊发布。胰腺癌患者术后的总体中位生存期从最初的17至19个月，提高到24至27个月——两年甚至更长的生存期。

　　近年来，胰腺外科牵头撰写的《胰腺癌综合诊治指南（2020版）》在全国推广应用。这一打上“上海创新”烙印的诊治标准，连同胰腺外科团队所创造的一系列生命奇迹，让中国胰腺外科跻身国际一流，向世界发出了“中国声音”。

　　虞先濬教授说，肿瘤医院的平台给胰腺外科带来非常好的发展机会，肿瘤学率先进入精准医学时代，因此当“外科学遇到肿瘤学”，胰腺癌的诊治才得以看到了突破的曙光。他介绍，肿瘤医院胰腺外科接下去的任务，是创新胰腺肿瘤的诊疗模式。

　　虞先濬教授表示，未来肿瘤医院胰腺外科发展将继续坚持“临床科研对半开，外科内科对半开，开放微创对半开”。过去十年的成绩证明了我们的坚持是正确的、值得的；后面一个十年，我们一定要增加内涵，这个内涵就是要实现“患者生存获益，学科繁荣昌盛”。

制定泌尿系统肿瘤“中国标准”

　　泌尿系统肿瘤是威胁我国老年男性健康的主要杀手。在上海等大城市，泌尿系统肿瘤已经位居男性恶性肿瘤前列。

　　肿瘤医院泌尿男生殖系统MDT首席专家叶定伟教授告诉《新民周刊》，导致泌尿系统肿瘤5年生存率低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初诊早期患者比例较低，多数患者初诊时已经是中晚期，大量晚期患者无法获得良好生存。

上图：肿瘤医院泌尿男生殖系统MDT首席专家、泌尿外科叶定伟教授在手术中。

　　“PSA（前列腺特异抗原）是前列腺癌筛查应用最广的标记物，简单易行；此外，PHI（前列腺健康指数）目前在欧美国家也被普遍应用于前列腺癌的早期筛查。该指数可以更精确‘识别’那些迫切需要穿刺的人群，进而减少过度穿刺活检，能更精准‘揪出’早期前列腺癌。”叶定伟教授表示，但遗憾的是，直接照搬国外检测标准，并不能有效提升亚洲人群的早期前列腺癌检出率。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叶定伟教授通过一项中欧合作的大型临床研究证实，东西方人群适用的PHI临界值指标有明显的不同，研究首次揭示了东西方PHI检测参考值的差异，通过设置符合国人特征的PHI临界值，为中国前列腺癌更有效的诊断奠定了基础。

　　有了好的诊断“工具”，还要有好的筛查模式。于是，叶定伟团队提出了中国前列腺癌筛查的“复旦策略”——采用前列腺癌精准筛查基地+前列腺癌精准筛查服务站的模式，将区域医疗中心的优质资源下沉到社区，提升民众的参与度和知晓度。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叶定伟教授还牵头制定并推广了中国首部《前列腺癌筛查专家共识》，有力促进了该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复制和推广。

　　此外，由于我国人群与欧美国家人群的解剖结构有差异，相应手术方式也有较大不同。叶定伟教授团队从手术的解剖角度出发，并总结在肿瘤医院开展的诸多手术病例，根据中国人的骨盆解剖特点改进了前列腺癌根治手术的方式，并设计了一些适合中国人骨盆的手术器械，大幅提升了手术的安全性和手术效率。

　　作为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前列腺癌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叶定伟教授提出“立足国内，引领亚太，放眼国际”的理念，牵头中国专家领衔制定“前列腺癌上海共识”。2020年叶定伟教授牵头编纂了第一部兼具国际水准和中国特色的《CSCO 前列腺癌诊疗指南》，为中国前列腺癌患者提供了精准规范的前列腺癌多学科治疗方案。今年6月3日，2021版《CSCO前列腺癌诊疗指南》正式发布，新增了一年来前列腺癌领域的最新循证医学证据，尤其是许多本土数据，为提高中国前列腺癌的规范化诊治水平，提供了一部“循证证据、与时俱进”的准绳。

　　“早期重在精准筛查和精准手术（个体化制定达芬奇机器人、腹腔镜或开放手术方案），中期重在精准分期，晚期重在基于精准分型的精准综合治疗（药物、手术、冷冻或射频等多种治疗手段）。”叶定伟告诉记者，肿瘤医院推出的前列腺癌诊治“复旦方案”对患者开展的是精准的全程化管理模式。

　　近年来，肿瘤医院泌尿肿瘤多学科（MDT）团队在全国率先推广前列腺癌社区筛查模式、开设国内首个前列腺癌筛查门诊，同时提出“复旦策略”，使患者5年生存率可达82.6%，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2018年，肿瘤医院还发起线上中国泌尿肿瘤MDT平台，全国400余家医疗中心、21家国际顶尖泌尿医学中心入驻平台，为更多患者带来治疗福音。

　　在国际上，叶定伟教授也带领团队多年来牵头并开展了许多泌尿肿瘤领域全球多中心临床研究。

首位登上“哈佛讲坛”的大陆肺癌专家

　　肺癌是中国及世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第1位的恶性肿瘤，外科手术是实现肺癌根治的主要手段。在肿瘤医院胸外科，每年肺癌手术量达4000多例，年门诊量超过5万人次，辐射圈从华东六省一市逐渐扩展至全中国。肺癌IA期患者五年生存率高达93.6%，达到治愈效果；IB、IIA、IIB及IIIA期患者五年生存分别为84.1%、77.5%、74%及45.8%，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对肺癌患者来说，精准治疗是伤害小、预后好的最佳选择。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胸部肿瘤多学科综合诊治团队首席专家陈海泉教授认为，肺癌腔镜技术日渐普及，可一味追求腔镜“打洞数量少”的“炫技”并不可取。他领衔的胸外科团队，在《外科学年鉴》上首次提出“全面微创3.0时代”理念，即以胸腔镜技术为载体，多学科参与，为患者选择合适的术式、切口，尽可能多保留正常肺组织、肺功能、淋巴结，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手术，确保患者获得最佳疗效。

　　在切除肿瘤时，肺叶到底能不能保留、保留多少？过去医生并没有客观依据做决定。2016年陈海泉教授团队发表研究结果：术中将肿瘤样本送病理检测，如果判定良性，则不必继续做肺叶切除；如果是原位癌和微浸润癌，则只做局部切除，不进行淋巴结清扫；如果术中病理报告肿瘤为浸润性腺癌，才会按照传统的手术方式手术。术中冰冻和术后最终病理诊断的准确性达到96%。研究课题“冰冻病理指导的亚肺叶切除”2016年发表在《临床肿瘤学》杂志，杂志同期配发述评，誉为外科个体化治疗早期肺癌重要进步，2017年被引入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早期肺癌诊治指南。

上图：2021年5月，陈海泉教授作为首位受邀的中国大陆学者，在“哈佛讲坛”讲授早期肺癌诊治“中国经验”。

　　以更好的治疗效果为目标，以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为目标——围绕目标，陈海泉教授团队对早期浸润前肺癌处理也提出了自己的原则：良性的不能当恶性的开，早期的不能当晚期的开，惰性肿瘤不能当激进肿瘤治，可以在合适的时间开。

　　对于需要手术的患者，选择什么时机手术，胸外科团队也有自己的标准。“我们在为患者制定手术计划时，除了首先考虑病情以外，还要考虑他的年龄、人生规划、职业规划等等，要充分为患者考虑，一起选择一个最佳的时机。”陈海泉教授说。

　　不仅是手术技术的改进上，肺癌的早期筛查上陈海泉教授秉持了同样的理念，提出了适合中国人群的筛查标准。

　　肺癌的早诊早治是降低死亡率的关键，欧美和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后以低剂量螺旋CT（LDCT）为主要检查方法推广肺癌的早期筛查。传统CT筛查的主要“高危”人群指的是老年、长期吸烟者、有肺癌家族史和从事高危职业的人群。

　　由陈海泉教授团队完成的《早期非小细胞肺癌外科个体化治疗的基础与临床研究》项目，在对上海市闵行区11332名50-80岁的居民进行低剂量螺旋CT（LDCT）筛查后发现了27名肺癌患者，其中不吸烟的女性患者占66%，影像学表现为磨玻璃结节的患者占70.4%。团队的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年轻、不吸烟、女性患者也是肺癌高危人群。

　　陈海泉教授强调，虽然肺癌筛查的主要人群需要扩大范围，但并不意味着肺癌早期筛查需要“全覆盖”，他主张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的筛查频率，按照“低龄低频”的原则，不同年龄段人群可以选择3年、5年、10年的间隔频率来做早期筛查。这一理念再次更新了过去部分人群进行每年筛查的原则。

　　食管癌研究是陈海泉教授团队的又一个攻关难题。中国食管癌病例数约占全球50%，病理特征独特，90%的食管癌为鳞癌，且半数以上的食管癌患者在发现时已出现了淋巴结转移，涉及多区域部位。

　　食管手术是目前创伤最大、风险最高的外科手术之一。陈海泉教授团队在食管癌手术“入路”和“淋巴结清扫范围”方面开展了系列前瞻性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对这一领域的争议作出了结论性成果。这一手术方案为更多的食管癌患者赢得了更长的生存时间。肿瘤医院胸外科优化食管癌诊疗技术，显著提升了食管癌患者的生存质量和长期生存，食管癌手术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高达63%，其中无淋巴结转移的患者5年生存率更是达到73%，数据远高于国内外前沿水平。

　　因为诸多开创性的成绩，陈海泉教授多次代表亚洲胸外科学术界在胸外科顶尖的学术会议上发言，介绍来自中国的临床经验和科研成果。今年5月，陈海泉教授作为首位受邀在哈佛大学布莱恩医院Schuster Distinguished Lectureship演讲的中国大陆医生，向参会的国际专家学者介绍早期肺癌诊治的“中国经验”。在世界一流的胸外科专家“俱乐部”里发出中国医生的声音。

改写妇科肿瘤诊治国际指南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恶性肿瘤新发病例中，约有13.6%的女性患者处于45岁以下的生育年龄阶段。传统癌症治疗手段（如放疗、化疗、手术、靶向治疗）虽然能让部分患者获得长期生存，但也会对女性患者生育能力带来严重影响。

　　以全球最常见的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宫颈癌为例，手术切除是根治子宫的唯一方法。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宫颈癌患者的生命，医生在手术时往往不只是切除女性的子宫颈，还包括切除女性的子宫、卵巢、阴道和韧带。尽管这样的手术可以获得较好的治愈率，但这样的治疗必然导致患者永远失去生育功能。如何在不影响治疗效果的同时，又能保留癌症患者的生育能力？自本世纪初，肿瘤医院在国内率先开展了经腹根治性宫颈切除术（ART），保留了患者的生育功能。

　　“迄今为止，我们已积累了400余例ART手术经验，成为世界上开展此手术最多的中心。”肿瘤医院肿瘤妇科主任、妇科肿瘤多学科综合诊治团队首席专家吴小华教授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团队在确保肿瘤安全性和提高妊娠率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临床革新，使得ART患者5年生存率达到98.6%。

　　吴小华教授及其治疗团队还根据十几年的临床经验，制定了腹式根治性宫颈切除术的“复旦标准”。

上图：肿瘤医院妇科肿瘤MDT首席专家、肿瘤妇科主任吴小华教授（左二）在查房中。

　　“我们经过多年的临床探索，证实了腹式根治性宫颈切除术在治疗IB2期2－4厘米宫颈肿瘤的手术安全性，使得获益人群扩大了将近一倍。”吴小华表示，这个扩大的“复旦标准”已被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收录并推荐。针对不同类型肿瘤采用个体化保留生育模式，如早期患者，单纯宫颈切除加淋巴结切除，提高了妊娠率；对肿瘤较大患者采用新辅助化疗后肿瘤缩小，使得不能保留生育患者获得保留生育的机会。此外，还与病理、内分泌和生殖学专家组建了保留生育多学科团队，方便了保留生育患者。

　　相较于宫颈癌，卵巢癌则是一种早期诊断困难、晚期治疗效果很差的恶性肿瘤，一直扮演着“恶魔”的角色。卵巢癌发病率居女性恶性生殖系统肿瘤第三位，致死率却高居榜首，堪称“最凶妇癌”。

　　卵巢体积较小，隐藏在盆腔深处，妇科检查不易触及。加之大众对卵巢癌防治知识缺乏了解，等到患者出现症状就医时，往往已到了晚期。

　　目前，晚期卵巢癌标准治疗方案仍然是最大程度的肿瘤减灭术和以铂类药物为主的辅助化疗。吴小华表示，肿瘤减灭术通过手术切除减轻卵巢癌患者肿瘤负担，为术后化疗或靶向治疗提供有利的条件。大量证据显示，满意的肿瘤细胞减灭术可以改善晚期卵巢癌的生存预后，且这一获益与术后残留病灶的多少有显著关联，切得越干净生存时间越长，目前肿瘤医院将满意的肿瘤细胞减灭术目标提高至“完全切除R0”。初始手术治疗组与新辅助化疗组的完全切除率分别为56.4%及60.8%，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研究发现，人体细胞内的BRCA基因突变与卵巢癌的发生关系密切，其中BRCA1和BRCA2均为抑癌基因，如果BRCA发生突变，就会丧失抑制肿瘤发生的功能，进而导致癌细胞大量繁殖。”基于此，吴小华教授领衔开展了中国首个多中心BRCA突变卵巢癌流行病学研究。

　　团队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卵巢癌患者BRCA1和BRCA2突变率高达28.6%，与肿瘤家族史、高浆类型、年龄轻和病期晚相关。BRCA1基因突变者，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分别是50%－85% 和15%－45%；而BRCA2基因突变者，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分别是50%－85%和10%－20%。目前，肿瘤医院每年手术治疗卵巢癌1300余例，占上海市所有卵巢癌手术的46.8%，是我国收治卵巢癌患者最多的肿瘤中心，新近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6年收治的卵巢癌患者，五年总生存率为49.7%，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给晚期卵巢癌患者提供满意的治疗，卵巢癌研究团队还构建了覆盖初始治疗、复发治疗、随访、维持治疗以及遗传咨询和干预的全流程治疗体系，如针对初始治疗患者，评估肿瘤可切除性与患者耐受性，经过个体化的评估后，选择实施初次细胞减灭术或新辅助化疗；针对复发治疗的患者，通过二次手术风险模型的评估，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

　　每年肿瘤医院发起和领导了国内最多妇科肿瘤的临床研究，得益于不断开展的新技术以及临床试验，患者治疗的全过程均有机会得到国际上最先进的治疗理念、治疗手段以及治疗药物，从而最大可能地提高晚期卵巢癌患者的治疗效果，延长生存期。吴小华表示，全流程的诊疗体系结合基因检测、遗传咨询与家系预防，配合药物临床试验，将有望使得晚期卵巢癌这种病死率极高的“最凶妇癌”变为慢性病，真正实现“晚期卵巢癌全程管理”。

推动中国大肠癌普查与规范诊疗

　　大肠癌被称为“吃出来的肿瘤”，在城市人群中的发病率持续走高，多年占据上海市十大恶性肿瘤的第2位。

　　与居高不下的发病率相比，多年来我国大肠癌患者5年生存率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的原因是我国大肠癌患者在发现疾病时大多数已经是中晚期。这种情况给临床治疗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针对中国大肠癌的现状，肿瘤医院大肠癌多学科综合诊治团队首席专家蔡三军教授特别强调大肠癌的预防和规范化治疗，多年来致力于推动中国大肠癌的普查筛查和规范化诊疗的普及。

　　“中国得到诊断的肠癌患者里，一期肠癌仅仅占10%，而美国一期肠癌占25%到30%。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肠癌中心，通过预防宣传使得大肠癌的发病率降低40%多，因此预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蔡三军教授给出了这样的数据。

　　蔡三军教授是国内最早跳出临床医生身份的局限、花费大量精力用于大肠癌普查早筛工作的专家之一。2007年，团队拿到上海重大项目：大肠癌防治研究，其中的一个子课题是上海七宝社区大肠癌高危患者早期筛查项目。项目历时3年，建立起“预防、诊治、康复”三位一体的良性循环机制，为肿瘤早发现社区模式的建立和探索积累了经验。项目中大肠癌早期发现率达到33%，远远高于上海市大肠癌早期诊断率11%，起到了早发现早治疗的效果。

　　此项研究成果促成了上海市“十二五”一个重大卫生服务项目——对上海50岁以上大肠癌高发年龄的人群进行普查筛查，而且全部由政府提供资金。

　　蔡三军教授认为，提高肠癌患者生存率的第二个抓手是诊疗的规范化。在蔡三军教授的积极推动下，肿瘤医院的大肠癌规范诊疗走在国内前列。肿瘤医院2008年－2016年将近1.7万名大肠癌患者生存率数据显示，“复旦肿瘤”大肠癌（Ⅰ-Ⅳ期）5年生存率71.26%，达到国际先进发达国家水平。

上图：肿瘤医院大肠癌MDT首席专家蔡三军教授（右一）在浦东院区多学科门诊耐心回答患者疑问。

　　此后，蔡三军教授带领团队将大肠癌规范诊疗理念带到全国各地，蔡教授在国内各种重要的学术会议和培训班上授课，帮助各级医院完成规范化的蜕变。蔡教授认为，理念的更新比单纯手术技术的提高更能影响大肠癌的治疗效果，因此从2008年开始，他每年提出一个引领性的理念在最权威的学术大会上作主题发言：大肠癌流行病学的变化与对策、大肠癌外科的防治、大肠癌的辅助治疗、多学科诊治、治疗不足和治疗过度、大肠癌的异质性、复发转移大肠癌的治疗、大肠癌诊疗中心的建设、大肠癌非手术治疗……这些理念针对当时学科发展的现实问题，给出了具有前瞻性的解决思路。

　　“任何事物都有其‘天花板’效应，大肠癌治疗也是如此，外科治疗进步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而肿瘤化疗、肿瘤放疗均被证明了其价值，渐渐地，我们意识到，抗击肠癌，光靠手术的时代已经渐渐离去，多学科‘协同作战’才是取得最佳个体化治疗的出路。”蔡三军教授说，肿瘤医院大肠外科在大肠癌综合治疗上，率先做了大量的探索。

　　自蔡三军教授挂帅医院大肠癌多学科综合诊治团队首席专家以来，医院大肠癌多学科诊疗日臻成熟和完善，相关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复制和推广。在没有太多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大肠外科团队探索出多学科诊疗的成熟模式，实现了治疗效果的明显提升。如今大肠癌诊治的多学科综合诊疗模式，已经在全国各地开花，正是探路者的不懈努力，带来了诊疗模式的创新和普及。（记者 黄祺 应琛 撰稿 王广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