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疑技巧有天得，不必强勉方通神书法里的王安石
历史上很多文人并不以书法闻名，但是，书法其实是一个人精神面貌的表达载体，所谓“书为心声”、“字如其人”，在古代，文人都以笔墨作为沟通工具，所以，他们的书法墨迹也会自然流露各自的性格。历史上的很多政治家、文学家，其实都有颇高的书法造诣。
但凡对古代文人造诣的评判标准,无外乎“诗书双绝”。而对于王安石来说，其诗文成就自不必谈，在中国文学史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在诗学上，他则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但在书法上，却一如其主导的变法一样，褒贬不一。一般来说，在中国书法史上，似乎未将王安石列为“书家”，这一点，远不如其同时代乃至之后的几位大家，但从其现存了两件书法真迹《过从帖》、《楞严经旨要》来看，汪洋恣肆，个性高标，也算得独具一格，当时人称“疾书”。因此，苏东坡称其书“无法之法，然不可学”。米芾认为“文公学杨凝式，人鲜知之”，黄山谷则评价：“书法奇古，得晋人笔墨之意……比来士大夫，惟荆公有古人气质，而不端正，然笔间甚遒”。要知道苏轼、黄庭坚、米芾皆是宋代书法巨擘，他们能对王安石的字如此推崇与肯定，颇可说明王安石的书法境界是值得肯定的。
个性鲜明《过从帖》
大凡习书，总有师承。对于王安石书法的来源与师承，历史上不少大家都发表过不同的评论与看法。黄庭坚认为他的字学的是东晋的王濛，书法奇古，像晋宋间人的笔墨，又说他的书法多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萧散简远，神采飞扬，好比高人胜士，虽然敝衣败履，但走在高车驷马之间，而目光炯炯，气质总与常人不同。米芾则说王安石书法学的是五代时的杨凝式，而且颇为自负地说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
在王安石仅有的两件传世书法作品中，行书《过从帖》年代相对较早，由此可见其书法与杨凝式之间的一些关联。《过从帖》亦称《奉见帖》，乃王安石的一则尺牍，共6行，41字，这是王安石给一位通判的复函，纵26厘米，横32.1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它的文字很简单：“安石启。过从谓必得奉见。承书示，乃知违豫，又不敢谒见。唯祈将理，以副颂盼。不宣。安石上。通判比部阁下。”其文不见于《王文公集》，体裁属“启”或“书”，但文字过于简略，内容难于确考。揣其文意约略可知，这位通判遇到了意外之事而又犹豫不决，王安石则请他好自为之。
这通书札字体接近楷书而稍带行书笔意，墨色淡雅，点画清劲，通篇布局留白很大，心情旷达，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内心的文人心态。品读用笔，看似漫不经心，闲和的韵味在锋毫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用笔沉稳有力，笔笔到位、尽味，没有丝毫乱字可言。可见虽然他行笔快，但是确是考虑到了字的基本结构的平衡。
纵观此帖，不难发现一些规律，王安石笔下的字，重心一般落在右下方，正所谓稳中有势，而纵列除“阁下”两字外，明显右倾而左偏，确有横风疾雨之态。在他的字里，的确能够看到五代大书家杨凝式的一些笔画意味与结构形态，因此米芾说其取法于杨凝式，足见米芾的眼力独具。特别是将杨凝式的《韭花帖》与《过从帖》相对照，观者能看出其对王安石书法的影响，他们都是一种散淡幽远的气质，有坚定的信念，却似乎潇洒飘然，从不过力，下笔自信。可以说，王安石的书法由笔底自然生发，率意而作；笔墨有晋宋间人的意趣，风度俊逸，飘飘不凡，因而具有不俗的格调。
此外，从王安石的《吴长文新得颜公坏碑》一诗来看，王安石对颜真卿其人其字是推崇备至的，由此可见，王安石除了受过杨凝式的影响，也受过颜真卿的影响。北宋书坛尚意，作为一代书风的代表者苏、黄、米都尚意，除米芾对颜真卿稍有微辞之外，在本质上都推崇颜真卿，而推崇颜真卿也都在于“颜公变法出新意”。应该说，尚意书风在北宋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多方面原因，而变革的时代之风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王安石这位改革的倡导者，作为有远见的政治家而雄视千古，作为书家，也做到了开了风气之先。正是有了他的开启先河，才有之后苏、黄、米的直挂云帆，因此这帧有横风疾雨之妙的《过从帖》是颇为珍贵的。
对于王安石的书法渊源，众说纷纭，难究其根。但只要读一读《王文公集》，就会找到属于王安石自己的答案——“但疑技巧有天得，不必强勉方通神”，这是王安石对艺术乃至人生的看法，技巧要来自自然，而不是勉强而得，可见王安石对艺术的理解也是高明而深刻的。这两句话可视作他艺术观的最直接的表露，个性强烈，一生多舛的他，哪怕在书法上，也强烈地否定强勉，否定七拼八凑而强调浑然天成，自抒胸臆，他根本不把学谁像谁放在首位，正如其人生观、政治观一样，坚持自我的道义，而决不把输赢放在心里，其个性又是何等潇洒！
通过对《过从帖》的解读与研究，不仅能够探知王安石书法的渊源，也可以一窥其运笔的一大特点——行笔极快。明人赵宧光曾说：写字不可急促，而王安石的书法却都像在大忙中作成，难怪古人评价其书法“运笔如插两翼”。但《过从帖》用笔却并未因为行笔过快而损失质量。该帖行笔任意，不事雕琢，笔势纵横却不直肆。透露率意潇洒的文气，萧散简远，意多于法，难怪苏轼说他的字“不可学”，是因为其文气之意太强，又独具个性，很难模拟，更遑论学习。《宣和书谱》评价王安石的书法曾说“凡作行字，率多淡墨疾书，初未尝略经意，惟达其辞而……其书者谓得晋宋人用笔法，美而不天饶，秀而不枯瘁”。由于是“疾书”，所以书法中有一种匆忙的感觉。有趣的是，或许因为王安石特殊的地位，或许因为其强烈的个性，无论其书法造诣评价如何，不争的事实是——当时确实有不少人学习他的书法，连一代大儒朱熹也明确地说过他的父亲“自少好学荆公书”。
心境展现《楞严经》
在上海博物馆，有一件国宝级的书法作品——王安石书《楞严经旨要卷》，这不仅是上博的镇馆之宝之一，也是王安石传世两件书法真迹中的一件，更是其晚年书法的代表之作，印证了王安石晚年超然物外的心境。
众所周知，王安石在历史上以变法而出名，但他的变法太过超前，也太过于激进，遭到了顽固派的疯狂打压。即使是支持他的宋神宗，也迫于形势，使其两起两落。本该是一场焕然一新的革新，在王安石和宋神宗去世之后，变成了派系斗争的工具，实在让人扼腕叹息。
两度罢相后，王安石“退居江宁（今南京），闭门不言政”。但“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不是他的性格，他的晚年生活在金陵钟山，率领弟子著书立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写下了这卷《楞严经旨要》。对于佛教来说，《楞严经》十分重要，据说如果进入末法时代，首先消失的就是《楞严经》，其余佛教经典才会跟着灰飞烟灭。如果《楞严经》不灭，正法时代就在眼前。
考证历史，《楞严经》传入我国大体在唐中宗神龙元年，由般剌密谛翻译了十卷经书。而在王安石的这卷书法作品中，选取的是观世音发妙耳门，随机变化，现身说法，最后证得“十四种无畏功德”这一节。该段内容在《楞严经》之中，居于核心地位，所以才被称为《楞严经旨要》。这卷作品完成之后，王安石从钟山上书神宗，请求将自己的住所改为僧寺，并且乞赐匾额。神宗对王安石的感情很深，特地赐名“报宁”，因此这座寺院即“报宁禅寺”，又根据王安石晚号半山老人，“报宁禅寺”又被称为“半山寺”。
在《楞严经旨要》的卷末，王安石自署：“余归钟山，道原假楞严本，手自校正，刻之寺中，时元丰八年(1085)四月十一日临川王安石稽首敬书。”作者时年六十五岁。卷后有南宋牟献之，元王蒙，明项元汴、周诗题跋。曾经元陈惟寅，明项元汴、曹溶鉴藏。《楞严经旨要卷》上的书法迅疾潦草，势如风雨，用笔率意，章法紧凑。由于是校正文字，所以更多的是实用性，全然不理会书法艺术视觉上的安排。通过这幅字，可以看出王安石此人率性随意却又思维缜密的性格特点。
也许，王安石晚年已经心灰意冷，只是醉心于佛学，传抄这份经书，也不过是求得心灵上的平静。他将此作品藏于报宁寺中，并没有大肆宣扬，不过长期以来却备受争议。
首先，蔡绦就在《铁围山丛谈》中，公然说王安石的书法“笔迹如斜风细雨，诚介甫亲书”，他还以司马光的书法对比，说明王安石笔迹不端正、规整。更有甚者，如叶梦得在《石林燕语》所称：“王荆公押石字，初横一画，左引脚，中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圆，往往窝匾，而收横画又多带过。常有密议公押歹字者”。叶梦得的意思是，王安石的字写得歪歪斜斜，根本就不规整，又极其草率，和他的为人一样，甚至连“石”字，看起来都像“歹”字。这就有点言过其实，极尽诋毁之能事了。
原本抑扬顿挫的用笔，个性化的表达，无关乎好坏对错，却被故意带有了“歹”意。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王安石在历史上的变法，得罪的人实在太多。哪怕是隔了几百年的人，依然不能理解他。中国人历来认为字如其人，所以不少文人就会以他的字体评价其为人急躁。
其实，如果换一种眼光，摆脱传统保守思想，用开放尚意的审美观念来鉴赏，那就会看出王安石这卷《楞严经旨要》卓尔不群的高妙所在，仔细品赏作者的用笔，看起来好像漫不经意，其实飘逸的韵味就在锋毫中表露出来。由于是校正稿本，其字体接近楷书而稍带行书笔意，虽然行与行之间很紧密，少有空白的地方，但并无缭乱的感觉，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退隐林泉的心态，稳中有势，不改初心，咬定青山不放松，显见奇古风骨。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这卷书法具备以“意”取胜的独特个性。他横风疾雨之妙的书法，以飘逸的风格独树一帜，无疑是宋代书法稳重中的一缕新风。与此同时，字里行间似乎还可以让人窥见到了一个性格执拗（或许还有点缺乏幽默感）的倔老汉的弄笔情态。诚然，王安石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文学家，却未必是地地道道的“书法家”—— 书法创作需要的是“心闲手敏”的书写状态，这是王安石的性格中所缺乏的。然而，王安石的书法最难能可贵之处，一在于真，率真自然，毫不虚伪做作；二在于独具个性，其落笔无论快慢，永远有鲜明的个人风貌，绝不一板一眼，亦步亦趋。因此，即使他的书法遭到贬低诋毁，很少传世，但决不可以否认，他在书法艺术上拥有独到之处。
王安石的书法古来毁誉参半，北宋保守派为了攻击王安石，他们当权的时候就把他的书法也极力诋毁丑化甚至加以禁毁，这确实在某些时期造成过一定的负面影响和打击；但即使在当时，也不乏对王安石书法赞赏推崇的人，而且他们也并非都是党争中的变法派，反而是所谓保守派。比如苏轼和黄庭坚等，都是在文化上很有影响力的名人，除了苏轼之外，黄山谷还潜心研究过王安石书法的渊源并加以模仿。后来南宋的朱熹和明清的一些书家也对王安石的书法有很高的评价，他们的看法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随意，笔底自然生发，多率意而作；二是奇古，有晋宋间人的笔墨，风度俊逸，飘逸不凡，格调很高；三是独创，不循法度，在书法渊源上难究其遵循。他们认为因其行事的有主见，故其书法也显露出独立特行的个性。
总的来说，王安石作为有独见卓识的政治家，将自己执拗飘逸的气度凝于笔端，泻于绢帛，形成了超凡脱俗的个性化书法风格。他追求的是那种自由自在的状态，那种超迈的境界，正是有了王安石的开启先河，才有之后“宋四家”苏黄米蔡的蔚成风气。只可惜的是，作为启迪者与实践者的王安石，因种种原因，毕竟还不能与之后的四大家相提并论，一如其变法一般，毁誉参半，颇具争议。因此，像王安石这样在艺术上尤其突出的个性化书法，除了能得到少数思想观念开放的文艺大家的赏识之外，是很难得到大多数拘泥保守的传统势力认可的，也很难得到世俗的喜欢。相反，他傲世独立的个性及其书法艺术往往还会遭到传统观念和世俗“人云亦云”从众思想的贬诋、曲解，严重影响其艺术价值的评价和社会流传。不得不说，王安石书法的遭遇，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保守势力和观念所造成的。这不仅是王安石及其书法的悲哀，也是文化的悲哀。(撰稿 王悦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