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时代见证者的上海展览中心

　　一半是偏白的淡色，一半是偏黄的深色，如果不仔细比对，还看不出来。这就是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与延安中路之间的上海展览中心主体建筑2022年2月初的模样。原来，这里正在进行修缮施工，一部分建筑已经完成外墙的修补和清洗，另一部分仍有待进行下一步施工。

　　建于1955年的这幢优秀历史建筑，上一次大修是在2001年。而这次开始于2021年早些时候的再一次整体修缮，与上次大修有所不同。这一次，不仅对建筑整体进行修缮，还拆除了周边的铁围栏，替换成了可以更大程度对外敞开的伸缩门。《新民周刊》记者在现场所见，伸缩门内，一些区域正在施工。草坪、鹅卵石，以及各种灌木、乔木，错落有致地组合起来，形成绿植区。还有景观区、休闲区、互动区、停车区等区域设置。其中，休闲区的东、西两个花园，即将引入花园咖啡座……

　　回首往昔，此地曾经是上海县城的西郊罗家村等地，后来成了犹太富商哈同的私家花园——爱俪园，亦经历兴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此地建成中苏友好大厦。1968年，中苏友好大厦更名上海展览馆，1984年组建成立上海展览中心。

　　曾经，这里见证过不少上海的时代风云，又是上海“两会”的会场。而在不少市民记忆里，这里还曾是上海书市的举办地。上海书市后来发展成上海书展，成为上海展览中心一年一度的暑期之会。从那个年代到如今，再到未来，上海书展，还有各种车展、房展、艺术展等等，都曾经留下或者将要留下印痕……

　　无论建筑如何改变，作为时代见证者的上海展览中心，都是上海记忆的一部分，亦是上海的一部分……

从私家花园到城市地标

　　在如今上海展览中心范围内，记者仔细找寻，却找不到丝毫爱俪园的痕迹。有一种说法，爱俪园曾是民国时期上海所建最大的一座私家园林。

　　在1873年亦即上海开埠30周年时，出生于巴格达的孤苦伶仃的犹太青年塞拉斯·爱隆·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来到上海。这时候，这一带还是上海县城外的罗家村。

　　哈同在英籍犹太人、有着“上海地产第一大户”之称的沙逊所开洋行谋到一份职业——门房。就是从这小小的门房职位开始，哈同继而得以看仓库，再接着他竟然通过长期研究上海地图，按图索骥，四处奔走，摸清了许多地块的情况——是否有升值空间。由此，哈同帮助沙逊赚了不少钱。可沙逊给哈同的钱却不多。哈同倒也不为所动，继续在沙逊洋行整日奔忙。后来，他曾表示，自己这一阶段就是在学习，在为自己开洋行积累经验。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当时的法租界公董局想扩大地盘。此时的哈同，在上海滩已经有“地老虎”之称。法租界公董局请到哈同。哈同摇身一变，从洋行小职员跃升为法租界董事之一。春风得意的哈同，遂与相识多年的中国女子罗丝（Liza）结婚。罗丝本名罗俪穗，出身低微，母女两代都曾遭法国浪子遗弃。她选择同样出身贫寒，但肯吃苦的哈同为夫。结婚以后，罗丝给哈同两亩地契作为资本。哈同在南京路开起洋行。不久，哈同竟然成了南京路地产第一大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的富豪大班。

　　相继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打开局面的哈同夫妇，眼见与罗丝已经姐妹相称的盛宣怀夫人在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的吴江路至新闸路段）坐拥一座辛家花园，便也想修座花园。另一个原因是——哈同与罗丝都曾因外表看上去不是白种人，而被挡在外滩公园门外。发家致富以后，罗丝便希望哈同不惜钱财造一座豪华大花园以作显摆。选址很清晰——涌泉浜（填浜之后为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边上的罗家村。这里既是罗丝的出生之地，又有她母亲的坟地。此时的哈同，获得了南京路（今南京东路）的许多地产以后，正欲向西发展，于是不择手段，将罗家村周围两百亩土地占为己有。1902年，罗丝去镇江金山江天寺烧香，向给她起法号“迦陵”的僧人乌目谈及要建园林。

　　乌目原名黄仰宗，据称自幼博览群书，不到20岁却出家为僧。罗迦陵将乌目请到上海，安排禅房，请乌目以《红楼梦》中有关大观园的记述，来设计她的园林。还要将涌泉浜的浜水引进花园，既表示不忘本，又因“涌泉”两字象征钱财将如泉滚滚涌来。于是乌目每日里上午给罗迦陵讲佛法，下午直到深夜则进行园林构思和设计。每逢节假日，乌目还去附近的张园观赏，由此结识了汪康年、章太炎、蔡元培等人。不久，《苏报》案发，章太炎被捕，蔡元培遭到通缉。没想到乌目也在逮捕名单上。于是他逃亡日本。在日本，乌目结识了孙中山，还参观了东京区汤岛圣堂和冈山县的后乐园。这两座园林，据称是根据中国明末名士朱舜水所著《学宫图说》所建。这一番见识，对乌目启发很大。乌目回国后，对原本的设计方案进行了改动，终于在1910年为哈同、罗迦陵夫妇建成园林。乌目从爱隆·哈同与罗迦陵的本名俪穗中各取一字，合在一起就是这罗迦陵梦中的“大观园”的名字——爱俪园。但上海人习惯将之称为“哈同花园”。

　　由当时书画名家高邕题写爱俪园名，园中挹翠亭、铃语阁、涵虚楼……，以及哈同夫妇居住的迎旭楼、接待贵宾的侍秋吟馆等等，一派风流。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驾临爱俪园，更是让爱俪园声名远播。据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沈寂生前所著《海上迷宫爱俪园》等文称，画家徐悲鸿曾经入园为教师，在园中认识了同在园中任教的蒋梅笙，并进而结识其女蒋碧微，与之相恋，结为夫妇。另一教师庄惕生与罗迦陵养女罗馥贞在园中结识，亦结为夫妇，日后诞下两男一女，长子庄则敬长大成人后成为话剧演员。哈同派庄惕生去北京经商，住在一座旧王府里，由一名雷姓姑娘服侍，竟也为之生一娃，名庄则栋——日后成为乒乓球世界冠军。

　　然而，这爱俪园也确实如大观园一般，隔不了多少年，竟然败落了。先是1931年6月19日，80岁的哈同去世。尽管哈同遗嘱写明其财产由罗迦陵所有，可毕竟要向工部局上缴1500万元遗产税。罗迦陵拿不出现款，开始变卖地产。紧接着，日本侵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哈同家在租界外的地产遭受巨大损失。哈同夫妇收下的义子义女挥霍、侵吞之外，1941年11月，罗迦陵去世，紧接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入租界，将爱俪园洗劫一空，据统计劫走财物3400万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称，因为哈同家属欠爱俪园地价税不付，此地必须充公。这时，哈同后代表示反对，并答应未来陆续付清税款。就这么拖到1949年，哈同的义子乔治逃往香港。而一场大火又让爱俪园几无恢复可能。

　　记者在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查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因哈同地产未交税款，以及滞纳金及罚款约百万元也未交纳，便于1953年决定征用爱俪园废址。

　　新中国建国伊始，苏联对华援助颇多。到了1953年12月6日，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致函周恩来总理，请示关于上海市举办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选址问题。馆址选择有三处地方：一是逸园跑狗场，二是哈同花园旧址，三是位于如今的虹口区广中路水电路西侧的大华农场。最后确定哈同花园旧址作为展览会的理想馆址，但须全部新建。回看当年做出如此选择，确实合理。

　　譬如逸园跑狗场，场内能容纳2万余人。尽管解放以后，带有赌博性质的跑狗活动终究被彻底取缔，但跑狗场不久之后稍加改建，成为上海文化广场——一座各种设施比较完备的群众政治文化活动中心场所。此后，这里经历过一次火灾，又重建而于20世纪70年代进行过一些至今令人难忘的演出——朝鲜平壤歌剧院的大型歌剧《卖花姑娘》、上海乐团钢琴协奏曲《黄河》和大合唱《长征组歌》等等。改革开放后，文化广场曾经改作花市，又经历爆破拆除，新建新剧场，如今成为上海音乐剧演出的中心。

　　再譬如大华农场，原本为1930年由浙江奉化人郑坡在闸北八字桥一带置地九十亩所建。此地还曾建有五卅烈士墓，可日本侵华期间，却又于1938年在此圈地，修建“八玄园”，亦即“海军战表忠塔苑”，其实就是掩埋“八一三”淞沪战事中死去的鬼子的地方。

　　在1953年为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选址时，逸园的地上建筑较多且仍可利用，大华农场地址略微偏远，而爱俪园已是一座废园，地上建筑几乎没什么用处。其所在之地，又距离南京东路较近，从城市建设的角度分析，这地方本就亟需重新建设。

　　上海老建筑研究专家娄承浩告诉记者：“这块地皮面积大、地理位置佳，符合建一座永久性展览馆的要求。”当时，苏方专家组成员包括苏联中央设计院的建筑师安德烈耶夫、吉斯诺娃夫妇，以及结构工程师戈赫曼，三人都是斯大林奖章的获得者。中方则派出华东建筑设计公司总建筑师陈植、结构工程师蔡显裕、设备工程师赵忠邃等70多名人员，陈植任中方专家组组长。娄承浩回忆，陈植曾提起过，“好的建筑是由内而外，而不是由外而内的”：“我的理解是，由外而内追求形式，把握不好就容易造成建筑体内部很多‘死角’，譬如朝向、通风等等；由内而外从实践出发，实用是第一位的，先把功能流程分析好，再考虑外在表现。”娄承浩表示。

　　1954年5月4日，中苏团队开始在爱俪园遗址上开工建造，适值五四运动35周年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诞生32周年纪念日。1955年3月，中苏友好大厦完工。建筑顶端的那颗红五角星，自那时至1972年205米高的上海电视发射塔竣工，保持了17年“上海市区最高人工构筑物”之名，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地标。

激情岁月见证时代风云

　　回首中苏友好大厦的设计、施工，有一段插曲。最初，安德烈耶夫希望搞一个“中西合璧”的设计方案。可中方设计师陈植冒着得罪苏联专家的风险，向主持这一重大工程的时任市政府秘书长徐平羽反映自己的不同意见。经徐平羽向潘汉年副市长汇报后，与安德烈耶夫婉转商谈，才改拟俄式古典方案。但安德烈耶夫又听取了从苏联赶到上海的一位雕塑家的建议，希望在中苏友好大厦的东西两翼入口柱廊和友谊电影院柱廊上进行塑像。虽然强烈赞成俄式古典方案，但陈植认为，这些雕塑题材不妥当，还更费工费时。于是他再次向上级提出自己的看法。上级部门遂没有采纳安德烈耶夫的建议。

　　如此，建成后的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与差不多同一时期建成的北京苏联展览馆、武汉中苏友谊宫、广州中苏友好大厦等，形成了中国大城市一批类似建筑。特别是北京苏联展览馆、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在外形上有许多类似之处。华建集团历史建筑保护设计院副院长宿新宝向《新民周刊》解读：“北京展览馆、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等建筑，实际上类似缩减版的莫斯科苏维埃宫。”1924年苏联政府委员会提议兴建的苏维埃宫，高达415米，超过当时世界上所有建筑，仅顶部列宁像就有75米高，但始终未能建成。但这种某种程度参考了美国摩天大楼的设计理念，又结合了俄罗斯建筑式样的建筑，在莫斯科亦有实践成功者。譬如1953年建成竣工的莫斯科大学主楼。其与乌克兰饭店、列宁格勒饭店、苏联外交部大楼、苏联重工业部大楼、文化人公寓、艺术家公寓等6座外观相似，建于1947年至1953年的摩天大楼，组成“七姐妹”组合，在国际建筑界亦有“斯大林式建筑”之称。与此同时，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国家，也有类似建筑。譬如波兰华沙科学文化宫、捷克布拉格国际饭店、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新闻自由宫、保加利亚拉格尔宫都系此风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外交上举步维艰。上海，对于新中国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在工业产品贡献全国上来说如此，在对外交往上国家也需要上海做出贡献。譬如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设在上海。“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对外交往‘一边倒’的形势下，来访的主要是苏联和东欧代表团，以及国际和平组织、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进步人士团组。”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如此说，“中苏友好大厦的建成，当然与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有关，之后也曾经举办过一个俄罗斯巡回画派展览会，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影响非常深远。”

　　1955年3月15日，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全部11500多件展品布置完毕，展览开幕，盛况空前。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等主持开幕仪式。据统计，展览会开幕当天接待的观众就达25000多人。

　　当时，11岁的娄承浩也加入到参观的队伍中。他至今都记得去观展的情景：“排队排了很长时间，可以说是全城出动了。看了也真是感慨，都说社会主义好，怎么个好法呢？就是苏联这样子，就是中苏友好大厦里呈现的样子。看到那些当时苏联最先进的车辆、机器，就感到苏联是我们的榜样。”

　　爱德华·布尔米斯特罗夫要比娄承浩年长几岁。1956年，这名符拉迪沃斯托克太平洋高级海军学院三年级学员迎来了一次毕生难忘的夏季实践。当年6月，苏联海军轻型巡洋舰“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号，和两艘驱逐舰“智谋”号、“启蒙”号组成编队访华。布尔米斯特罗夫成为访华团队的一员，于6月18日抵达上海港。据其回忆：“舰队停泊锚地期间，中方对苏联海员的接待相当的热情。每天海军官兵下船，都有汽车在岸边等待，送往活动场所。隆重仪式结束后，又受邀参加宴会，之后是演唱会或京剧演出。海员们睡眠时间非常地少，演出期间时不时地打盹，但每个演出结束后，所有人都从座位上跳起来使劲鼓掌。宴会总是布满各种菜肴和数不清的酒品。但苏联海员有命令，不能喝酒。因此，所有人对酒都相当的克制。” 布尔米斯特罗夫珍藏的当年访华的照片中，就有中苏友好大厦的影像。据其回忆，当时参加的很多文化活动，都在中苏友好大厦举行。

　　庄惠亮老人当年曾在中苏友好大厦工作。他回忆，1957年4月24日，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主席来访，中苏友好大厦张灯结彩，并在面临延安中路和南京西路的主楼上，安装了用霓虹灯制成的巨幅中俄文标语，这两组霓虹灯的每一个字都有一人高，长度约37米。“当伏罗希洛夫到达大厦门前时，人们敲锣打鼓、燃放爆竹，少先队员们还放出1000羽和平鸽、1000只气球和悬挂着欢迎标语的6只大气球，气氛非常热烈。当时在宴会大厅里摆了有100桌的样子，你想想，那个场面！” 庄惠亮说。

　　除了中苏交往之间一些事情在中苏友好大厦发生之外，庄惠亮印象中，毛主席在1956年1月9日在此召开座谈会。会上，毛主席曾对数学家苏步青说，“我们欢迎数学，社会主义需要数学”。

　　1957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中苏友好大厦观看了绍剧《大闹天宫》后，走上舞台接见六小龄童，总理还怀抱小六龄童与六小龄童一起拍过一张照片。而作为中苏友好大厦的工作人员，庄惠亮也曾有幸与周总理合影。

　　在中苏友好大厦举行的各类涉外展览，除了涉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其实早就向持对华友好的西方国家、西方人士开放。譬如1956年6月10日至24日，英国版画展览在中苏友好大厦举行，展览共展出从中世纪到当代各种风格流派的英国版画200多幅，以及配有版画插图的书籍。

　　复旦大学教授、昆曲研究名家赵景深在观展后说：“我在这里满意地欣赏了一个下午，我认为这个展览应该激起我们的画家与作家设计出一些更好的著名插画本来。”画家陈烟桥看展之后，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具有现实主义传统的英国版画》，配图是詹姆斯·吉尔雷的漫画《英国屠夫给约翰牛一个面包替代品》。此后不久，他调往广西南宁工作，以拓荒的精神投身壮乡的美术教育工作。出生上海奉贤的画家滕白也先生在看展之后，在《新民晚报》发表《介绍几幅英国版画展中的作品》，配图是乔治·克鲁克香克的作品。吉尔雷、克鲁克香克都是出生在18世纪的英国画家，作品享誉世界。从中不难看出，当时英国方面在对华关系上，与美国是不尽相同的。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有印度、印度尼西亚、芬兰、比利时等国家的文化艺术展览在上海举办。

　　1963年12月，日本工业展览会在此举办。记者在国家档案局主管的中国档案咨询网上查阅到，这次展览会的参观券上只印了展览时间，以及展览地址“延安中路1000号”，而没有提及“中苏友好大厦”之名。这场展览会无疑是非常成功的。时任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上海市有关领导会见了日本客人，中国和日本签署了《展品买卖议定书》，双方各向对方购买了价值22万多英镑的商品，海关还对展览会的零售品实行了免税政策。

　　中苏友好大厦甚至也曾见证过中美交流。1965年11月24日，系美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80岁生日。毛泽东主席约请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故交到上海过生日。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专程从北京赶来。生日聚会就在中苏友好大厦进行。

上海市民的公共记忆之地

　　1968年，中苏友好大厦改名为上海展览馆。1984年改现名上海展览中心。

　　不为人知的是，1986年，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与美国波特曼公司合作开发的上海展览中心北馆项目在南京西路北侧开工。有当年亲历与波特曼公司谈判者告诉记者，美国著名建筑师约翰·波特曼先生来到上海后，当时有关部门准备在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寻找合适的地方与之合作。然而，在经过多番考察以后，波特曼方面认为，当时的虹桥地处沪西郊区，尚不足以承载这一合作项目，而上海展览中心北侧，位置极佳。当时此地是上海工业展览中心技术革新馆。波特曼选中此地，上海展览中心北馆项目启动，后取名“上海商城”。

　　而上海展览中心在1992年经历扩建后，建筑面积从5.4万平方米增加到8万平方米。之后入选1949—1999年“上海十佳建筑”和“建国五十周年十大金奖经典建筑”。

　　2001年，由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负责，对展览中心进行了“修旧如故、提升功能”的修缮，着重解决抗震、结构加固、钢塔修复及设备更新等问题。当时，箱型基础的最大沉降已有1.9米，同时，五角星外覆红玻璃也改用了更不易损坏的加膜玻璃。在娄承浩眼里，历史建筑的修复不是要涂脂抹粉，关键是要加固以延缓使用寿命：“大动的话就不符合当时面貌了。”

　　宿新宝就是在2002年，亦即上海展览中心上一次大修之后，第一次接触到这一载入中国建筑史的建筑的。他当时没有想到，自己会在20年后成为这栋历史建筑保护修缮设计的总负责人。“当时，我还在南京东南大学读本科，以旅游者的心态来到上海，看到这幢建筑。”宿新宝告诉记者，“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与这幢建筑结缘。毕竟，我们本科同学中，90%的人会将未来的职业生涯投入到新建筑的设计中。”之后，宿新宝还曾经到上海展览中心逛上海书展。

　　“上海展览中心在上海书业掌门人心中一定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 资深出版人汪耀华如此说，“1978年，我成为了上海新华书店发行学校的首届学生，经过2年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南京西路新华书店成为了一名营业员。之后，调到了上海市新华书店图书宣传科工作，亲历了1981年上海书市的举办。”1981年的上海书市设在上海展览中心技术革新馆。1986年，上海书市租借了上海展览中心东一馆5000多平方米开展，9月6日开幕，历时15天到20日闭幕。此后，到2001年，上海书市与上海读书节合并。再之后，上海书市升格为上海书展，一年一度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成为上海的文化盛事。

　　闻着海上书香，2009年初，在东南大学取得硕士学位的宿新宝来到上海，成为华建集团历史建筑保护设计院的一名“新兵”，从此结缘老建筑。从修缮科学会堂到玉佛寺，到宝庆路3号，到上生新所，宿新宝说：“我发现上海除了龙华寺这样的古代建筑以外，许多需要修缮的老房子年代并不是特别久远。上海开埠之后的一些建筑，其实已经不存。”

　　爱俪园荒废后，故址建造了中苏友好大厦。而在爱俪园建成不久，乌目曾经考察过的张园就破产了，1919年起地皮一步步卖出，建造了不同风格的石库门建筑。2018年，张园启动地块保护性征收，这些石库门建筑正在修旧如旧，未来将派上新用场。而同在如今的浦西市中心范畴内的愚园、美丽园、露香园等等，如今却都只留下一个个美丽的名字，园林、建筑早已不存。

　　“我们学习了西方的历史建筑修缮技术，又结合了中国传统工艺和国情，融合了我们自己的一些方法，进行着保护修缮和更新利用。”宿新宝告诉记者，“理念上在遵循西方惯例同时注意中国人的审美和接受度，对于历史建筑先做价值评估和判断，保护传承具有历史价值的内容和信息，外墙水刷石是当时工艺技术水平的代表，虽破旧风化，也应采取尽可能保护、延续旧有材质。”在宿新宝看来，目前能够在上海留下的老房子，诠释了上海为什么是上海。这就像东京为什么是东京，伦敦为什么是伦敦一样。新的建筑，和既有的建筑，让城市看上去是一个连续的生命体。不同时代的建筑有机结合起来，成为一座城市的公共记忆。“上海展览中心内原本已经有办公场所、画廊等等应用。当这座建筑修缮之后，围墙打开，相信会有更多上海市民走近甚至走进这座建筑。只有一代代人真正进入到历史建筑中去，才会真正爱上这建筑，珍惜这建筑。”宿新宝说。

　　作为时代见证者的上海展览中心，未来将见证一个更美好的时代。（主笔 姜浩峰）